无疑，这是一起令人深感悲恸又备感困惑的事件。悲恸在于多名民警伤亡。而困惑在于如此严重的袭警事件为何会发生？

从警察机关的角度看，作为执法机关，其自身的安保环境，照理应该是十分严密、戒备的。既如此，一个孤身的歹徒何以又能深入其中，“如入无人之境”地长时间反复公然行凶呢？

具体到警察个人的角度，一名歹徒便能在家门口连续致近十名警察伤亡，坦率地说，警察自身的防卫、制止犯罪的能力，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众所周知，近年来，强化“三基”，一直是公安部门在自身队伍建设中重点强调的内容，而这其中的重要“一基”正是:“苦练基本功”——“民警具备胜任岗位、履行职责、完成任务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基本能力、基本水平”。此一背景下，众多警察面对歹徒袭击，均“不及防备”遇害，悲恸之余，显然又无法不让人为此深感遗憾。湖北 张贵峰

典型的社会病理学问题案例

对上海袭警案，一位刑辩律师分析，疑犯杨佳此番行动明显经过精心预谋，因涉嫌盗窃自行车而报复执法部门的动机，和其行为的严重性以及手法的极度残忍有点不太相称。

我赞同这位刑辩律师的分析。一定程度上讲，当一个人的性格缺陷已然构成，其所置身的生活环境只是一种催化剂——很多时候，一些性格孤僻者将生命中的阴影无限放大，乃至仇视一切。这其实是一个病理学问题，而最终的“病理”使人沮丧——事实上，不管这个世界多么完美，恶永远是难以剔除干净的。

有人会问，那么，我们对待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吗？非也，事实上，在我国，精神卫生和心理卫生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很多类似杨佳这样的心理疾病患者，在社会机构里难以找到疏导和排遣的渠道。这应该是给我们的一个警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方面的阻隔，类似的极端行为就会相应减少。河南 高立学

民意该给重大案件调查空间

在上海这起恶性袭警案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作案动机由“报复行凶”的初步结论，很快被谨慎的“行凶动机不明”取而代之。警方这种“自己否定自己”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思索。

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固然与警方未能谨慎发布调查结论有关，另一方面，民意对案件调查的贴身紧逼，也是警方技术动作变形的重要原因。案件调查有其自身的规律，真相也不会因为民意的强烈期待而提前浮出水面。如果调查为了应付焦虑民意而强行提速，就很容易出现结论前后矛盾的现象。这样的结果，无法满足民意期待，甚至可能会进一步损害警方的公信力。

对于警方来说，如何在汹涌的民意下处变不惊，在没有确凿证据前不发表调查结论，是一个重大的考验。但对于民众来说，如何在重大案件面前保持足够的耐心，给警方的细致调查以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同样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江苏 赵勇

应反思突发事件应急机制

这起发生在公安局办公大楼内的暴力事件，应引起我们对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反应速度和能力的反思。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曾提出过“风险社会”的概念。按照他的观点，“风险社会”中存在社会性风险与个人性风险两种。上海袭警事件，对于全体公众而言，是一种社会性风险；对于受到伤害的警察而言，是一种个人性风险。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这一暴力袭警案件的“偶然性”之所在。如贝克所说，长期以来，我们都生活在必然性的神话中，我们习惯于如此漠视偶然性，甚至，我们可以用这种偶然性为应急体制的孱弱而开脱。

这起“偶然”的袭警事件，折射出的是应急体制的孱弱与迟钝。这种孱弱与迟钝，显然是与我们置身所处的“风险社会”所不相匹配的。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的风险治理体制，建立符合风险社会需要的新型风险治理体制和公共安全事件应急机制，已经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