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吃多动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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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的经济适用房，不是没有一点缺点，茅于轼指责经济适用房，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直到今天，很多地方的很多人，还从来没有见识过，真正的经适房长成什么样子；而公交车大家应该都乘坐过，借公交车说经适房，也许能把问题整明白。
城市道路上，有公交车、出租车和私家车等一系列交通工具。如果城里都是私家车，看上去很富裕很壮观；不行，中国人口密集，城里道路资源有限，人人都开私家车，私家车跑得肯定比自行车还慢，还会衍生出空气污染和热岛效应等一系列的问题。商品房就相当于私家车，产权明晰，归个人所有；但城里空间资源同样有限，不可能都是商品房。
城里，也应该有廉租房、经适房和商品房等一系列居住用房。廉租房是不是就相当于公交车了？不完全相同，廉租房只相当于近似免费乘公交车，在一些市民福利比较好的城市里，老人、学生、“低保”等人
茅于轼再次把矛头对准经济适用房，他说，“经济适用房既没有效益又没有公平，我反对”。经济学家学问高深，凡人理解很困难，只能采取打比方的办法，用“公交车”代替“经适房”，试着学习和领会。比如上面那句名人名言，就变成“公共汽车既没有效益又没有公平，我反对”。
说到没有效益，最新茅氏牛语是这样的：“经济适用房效率低、不能创造财富。一个商品要尽其用，怎么能够尽其用？提高它的价值，一套房子能够卖100万，你就不要卖80万，有人出100万，你就应该卖100万，现在的经济适用房不是，有人出100万我只卖80万，房子的价值没有提高，所以它是没有效率的，往往是要赔钱的。”
如法炮制：“公共汽车效率低、不能创造财富。一个商品要尽其用，怎么能够尽其用？提高它的价值，一次打出租车起步价能够卖10元，你就不要卖8元，有人出10元，你就应该卖10元，现在的公共汽车不是，有人出10元我只卖1元，车子的
楼市还是那个楼市，楼价有涨有跌，现在楼价才刚刚开始跌，就触痛了被称为“铁三角”某些“官学商”的神经。
最近某个地方政府，明文要求供职的官员推销房子。“全员营销”是写入教科书的一种经营方式，而这个地方独创了“官员营销”，绝对史无前例。别以为那个地方创业环境特别好，不信你去投资一家啤酒厂试试，官员们肯定不会帮你一箱一箱推销啤酒的，他们只帮房产商。
最近某个大学教授，得出了未婚同居和包二奶刺激住房需求的结论，真不懂，一般认为是清苦做学问的人，身边怎么尽是这种事例。就算他说对了，住房需求很大，那么，就按照这些人一贯说法，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那么，未婚同居和包二奶就是“支柱”的“支柱”了。为人师者，没有斯文也罢，起码的形式逻辑要讲点吧。
最近，围绕土地使用权到期后如何处置的问题引起争议，这种争议应该是小争议，还拘泥在有偿续期还是无偿续期的这个具体问题上，然而，这个小争议后面，包含若干大问题。
第一，我们的基本居住权力怎样体现？
当国民不拥有国土，或者说只拥有很空泛的“全民”国土，随时随地有可能被拆迁，那么，遭遇侵略时，国民守土有责还会是发自内心的自觉行动吗？那个宁失千军不丧寸土的民族精神又如何传承？
应该说，人的基本居住权力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我们各民族的伟大祖先，为后代留下了广袤土地，我们满足基本居住的用地早就不成问题，完全可以是无偿的，完成可以成为国民福利的组成部分。人们买房，其中包含的置地行为，只不过是为了住的更舒适一些，在拥有基本居住权力的基础上，花钱购买额外的居住权力。
按照现行的制度设计，住宅70年大限后，就会成为没有土地使用权的“空中楼阁”。从物理角度，后代即使掌握了高超的科技手段，也不可能对土地和房屋实施大规模的切割；从历史角度，这种制度设计体现了前辈的灵活性，即留有充足的时间，留有充分的余地，来思考和定夺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十分棘手的问题。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现在对这个问题应该有明确的说法，理由有三。
其一，在深圳、上海等地，一些试点地块推出早于有关法规，其土地使用权期限不足70年。比如，1988年国内首块采用国际招标批租的项目上海虹桥太阳广场，它的土地使用权50年，弹指一挥间，离大限只剩29年。在近期二手房市场上，该项目中一些个案报价已经出现了独立走势，尽管零星个案无足轻重，但个案价格，关联着大限后普遍性的政策预期；这些个案价格又是很容易被操控的，这就意味着重大政策的解释权，已处于严重的失控状态。
“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
这个有关廉租房的观点相当唬人。唬就唬在，它用浅显的语言，说白了有关廉租房的机理，在八股套话流行的今天，难能可贵；唬还唬在，它机理是对的，路径是错的。
机理是对的。廉租房是一种公共物品，它定向用于救助少数失去自谋生路能力的人们，廉租房精简配置，可直接降低建设成本，在额定财政支出的情况下，救助面就能更大一些；廉租房虽然不能买卖，但基于目前掌握公共权力官员不被有效约束的现实，一些“有钱人”确能通过“有权人”染指廉租房，公器私用。廉租房内不设厕所的这招虽损，确能保证这种公器为真正的需求者所用。
路径是错的。防止公器私用，防止富人占穷人的便宜，不能把公器搞得很烂、更不能
近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逐一亮相，其中没有房地产，这让许多人松口气，也让少数人很失望。
人们对房地产如此爱恨交加，问题并不在于房地产本身，而是在于附着在房地产上魔咒。到今天，人们已经充分领教过了，魔咒一旦显灵，房地产就变成一种用来瓜分财富的工具了。
眼下，类似北京的市中心一套房子的市价约200万元，恐怕一个普通北京人赔上一辈子劳动成果都不够，还要搭上两户小康人家的积累，当然，这只是大城市的极端例子。放眼看，当一个国家的芸芸众生辛劳一生只是为了满足遮风挡雨的生存需要，许多人为了一套水泥盒子透支前景沦为房奴，这个国家是不会有创造力的；当一个社会的各类资源都着了魔似地疯狂砸在土地上，其他经济活动受到极大抑制，这个社会的稳定和平衡是难以维持的。
最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姜伟新部长有一段对住房问题的表述见诸媒体：“2007年下半年我国市场化的住房价格飞涨，除了极少数高收入家庭外，几乎所有家庭都难以承受，因此房价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催化了这个调整。”
查看了几大门户网站的有关这段话的跟帖，网民的普遍反映良好；而一直关注这个行当的人会发现，姜伟新先生这番言论，其中有两层意思与以往的官方态度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其一，有关房价，突破了四、五年来，即从过去的建设部到住房部组建初期官方一贯模棱两可的“稳定房价”说法，态度鲜明认为房价高，“必须调整”；房价高的参照坐标，非常明确是家庭收入。按说房价的“收入比”，一直是各国衡量房价高低的最基本参照因素，而中国少数无良学者竟一直断言，中国不需要“收入比”，也从不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姜伟新先生这个观点让许多人看到希望，即房子的定位，将从目前的可以囤积居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