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放缓。这对一个依靠出口带动又遭遇全球需求萎缩的经济体来说毫不稀奇。但中国即将面对的经济放缓其实是可控并恰逢其时的，因此那些“硬着陆”的恐惧也是过分夸张了。

  毫无疑问，各项经济数据都有所走低。采购经理人指数目前已经临近“50”大关，而这个点数一直以来都是体现生产扩张与收缩的分界点。而其他一系列重要指数——从消费者预期，货币供应，股市到钢铁产量，工业产品销售以及新开工项目数量——也出现了类似的下行趋势，但这可不是2008年。当时全球商业都陷入崩溃，世界贸易总额很可能比2009年下跌10.7%——堪称自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紧缩。结果中国的出口从2008年7月的26%年增长率急转直下，到2009年2月出现了27%的下滑。在此影响下GDP增长率也只剩一位数且数字较小——以中国标准来说就算是停止增长了。同时在出口经济占主导的广东省有超过2000万农民工失业。到了2008年年末，中国几乎已经濒临全面衰退的边缘。

  但中国借助庞大的财政刺激措施于2009年年初摆脱了这一困境。但同样也为银

过去前所未见的造型独特或材料特殊的建筑物陆续在市中心拔地而起，韩国城市风景正在悄悄变化。

最近面向30名韩国著名建筑家和教授等（23人接受调查），就“韩国代表性建筑”进行了问卷调查（多项选择）。结果，“汉江仙游岛公园”以13票当选最佳韩国建筑。除此之外，入选“五大最佳(best)建筑物”的是首尔苑西洞空间集团大厦（9票）、首尔仁寺洞Ssamzigil（7票）、京畿坡州出版城（6票）、首尔奖忠洞welcome city（5票）。5名开外的有仁川机场（4票）、庆州善载美术馆、江华岛船头里住宅、全北茂朱公共设施楼（以上分别1票）。入选“五大最差(worst)建筑物”的是光化门广场（10票）、艺术殿堂（7票）、Tower Palace和清溪川（各6票）、钟路大厦和龙山区政府新政府大楼（各5票）。这些建筑物都在首尔。地方建筑物有天安独立纪念馆（2票）、大田世界杯体育场和大田政府综合大楼（各1票）。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海峡群岛分校教授孙圣源当地时间13日说：“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不可避免。韩国要做好相应准备。”
 
孙圣源当天在纽约和韩国住美国特派记者们举行恳谈会，并表示：“据我看来，中国的泡沫破裂可能性是30%，在政府管制下的经济体制仍能达到这种程度，意味着市场经济下的可能性是60%。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对房地产的依赖度非常高。做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市场，如果中国的房地产轰然倒塌，美国、欧洲、日本、韩国都会受到影响。虽然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中国政府正在用资金防止泡沫崩溃，但是政府官员们缺乏经验，估计不会成功。”

  中国“十二五”促进消费的政策目标开局不利，今年第一季的房地产与汽车市场等成长引擎双双“熄火”，通膨威胁也抑制中国民众的消费意愿。

  这个变化可能使中国官方在去年10月五中全会敲定的“扩内需”与“调结构”的两个目标，目前都面临困难。

  不过，中国商务部已准备研拟12套专项规划，希望在“十二五”时期可以使全中国的零售消费规模，较“十一五”时期倍增。香港《经济日报》报道，今年第一季即将结束，但开年以来的消费统计可用“低迷”来形容。

  去年推动中国内需消费的两大龙头房地产及汽车市场，今年以来反而带头下滑。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2月汽车类的零售金额成长率降低的最快，从去年12月的37.2%，降至今年头两个月的10.9%，2月更降至4.2%，是2004年10月以来最低。

  房市更好不到哪里去。去年底以来中国官方在全中国推行的限购政策，使各地房市急冻，今年头两个月北京住宅销售面积较去年同期下降21.1%，上海也缩水31.3%。

“我的家是否安全？我的家不会成为一堆碎砖吧？”

“如果关于土地使用权没有明确规定，怎么能安心居住！”
最近中国网民在网上大倒苦水。上海市政府1月发布“土地使用权”相关通知后，对财产权感到不安的中国人提出了强烈抗议。

如果要理解这场争议，首先要对中国的土地制度进行了解。中国的土地分为“全民所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全民所有”是指国有，城市土地就属于这一范畴。“集体所有”是指过去生产队和人民公社所有的土地，农村土地就属于该范畴。现在成为问题的是城市土地。城市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国家向个人和企业转让一定年限的“使用权”，即“使用权出让”。1990年国务院发布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土地使用权的年限根据用途而异，居住用地的年限为70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40年，其他用途为50年。也就是说，为了盖房租借土地，可以使用70年。70年是考虑到人的寿命而定。

这场争议的导火线是1月中旬上海市政府发布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预申请须知》。《须知》规定：“土地出让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申请

  为配合中国政府最新一波房地产调控政策，北京日前宣布一项严厉的实施细则，导致近期北京出现一个怪异现象，很多女性在择偶条件中增加了“北京户口”或“五年的纳税证明”一条。

  据《北京法制晚报》报道，近日在北京中山公园“父母相亲会”上，父母们在“推销”子女或代为寻找合适对象时，见面的第一句话都变成了“是北京户口吗？”，要不就是追问有没有“五年纳税证明”。

  报导称，不管自己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在展示自身条件时也都写上了“北京户口”，或是已经在北京连续纳税超过五年。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北京在日前公布的《京15条》中，为遏止投机性炒房，明订外地人必须连续五年在北京有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纪录，才能在北京购屋。

 

　　重庆市和上海市公布的房产税征收方案看，似乎都有不合理之处。

　　重庆市只对高档住房征收房产税，那一人拥有数套乃至几十套普通住房就免征，这根本触及不到炒房投机商的利益，起不到有效打压房价的作用。上海市对超面积新购房征收房产税，这显然对后进入房地产市场的人不公平，而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

　　从房产税的国际经验看，我国的房产税应该对住房保有阶段征收，而不是购买阶段。既然房产税是从价税，就必须按照房产总价值多少来计征。

　　我们首先要设计出一个“起征点”，也就是家庭人均住房面积。2009年，中国共有133474万人口，城镇居民比例为46.6%，中国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约30平方米，考虑到住房空置率，中国城镇居民实际住房面积超过50平方米的人口不会超过总人口的5%，也就是说，即使在全国城镇开征房产税，负税人口不会超过总人口的5%。对城镇居民来说，假如房产税的起征面积是人均50平方米，一个三口之家的住房面积小于150平

     从国际上来看，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所谓的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一级政府应当有一级的财政，每级政府都应当有它的事权和财权。而在我国财政体制是高度集中统一的，税收的立法权是由中央来统一行使的。地方税种和税率的设计，也是由中央决定。

　　财政体制演变

　　从立法的情况来看，1984年以前，中国并不存在真正的地方财政体系。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财政体制是由政府“统收、统支、统管”，地方政府没有独立的财政收入权。

　　改革开放之前，政府的财政体制是一个建设财政的体制，或者说生产财政的体制。因为当时的绝大部分企业是由国家直接经营，利润直接归为国家。在这样的体制下，财政不仅仅要提供公共服务，还要管理建设、投资、生产。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本身就是市场的主体。这样的体制下，税收是没有存在的必要。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放权赋予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利。整个财税体制的改革也遵循了放权让利的指导思想，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利。改革出现了两个结果，一是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大降

   近几年来，我国大中城市的房价飞速上涨。2009年从年初到年底，北京市的房价翻了一番。2010年，中国的房价继续快速上涨。为了调控房价，政府出台了两轮调控。面对政府的调控，老百姓观望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房价依然在涨，于是在2011年初在一些城市出现了抢购风。从2010年12月到2011年1月，仅一个月时间，北京市的房价就上涨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