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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回京后,时间已经快过去一周。昨天急忙抽出时间将接龙的前11棒认真看了一遍,突然感觉很难下笔。
商德的定义、商德的意义等基本问题,参与接龙的前11位全经联同仁已经做了很精到的分析。关于商德的话题,我还能说点儿什么呢?坦率地讲,我似乎有点儿无能为力。但作为全经联的成员,为全经联的“商德接龙”摇旗呐喊,对我而言则是必须承担的责任。于是,鼓起勇气,张开沙哑的喉咙高歌。
在我的概念中,商德是以商道为基础的。没有商道,便无从谈商德。商道明则商德彰。现在之所以商德不彰,实则因为商道不明。何谓商道,经商的人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种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经过商人的共同实践,便成为了经商之道。
什么样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能够被这个领域的大多数人所共同认可?只能是那种经得起实践检验、能够指导人们获得成功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获取利润是商人的天职。但是,取利要有道。此道便是商道。古人曰:童叟无欺,道出了
男人和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肩负着不同的使命。男人生来就是为了征服世界的。不管一个男人愿不愿意,也不管他一生混得如何,他的角色决定了他必须在这个世界上努力打拼,然后才能征服一个属于自己的女人。
男人
现象背后总有原因。任何一个元素得以流行,都必然暗合着当下的社会文化心理。《忐忑》虽然是一首无词之歌,但是其歌名“忐忑”二字却反映了当下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
“忐忑”一词,心上为忐,心下为忑。说的是心里忽上忽下的那种感觉。当人们对一件事情的结果感到没有把握或者感到不可预测的时候,最容易表现出忐忑不安的心理状态。
“忐忑”,表现的是一种心理活动,反映的却是一种生活状态。2010年有太多的事情让人忐忑了。房价到底是涨还是跌?房子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工作到底是换还是不换?国到底是出还是不出?婚到底是离还是不离?相信很多人都可以随手捡拾出几件让自己忐忑的事情来。
有太多的事情与自己有关,但是又有太多的事情自己决定不了也掌控不了。所以,作为当下的中国人,注定只能在忐忑中度过每一天。
这时候,《忐忑》的被发现,让忐忑的人们找到了宣泄的窗口。人在忐忑的时候,不需要
1月26日刚推出新国八条,1月27日晚上沪渝的房产税开征方案就迅速面世。时间如此紧凑,让人很难用巧合来做解释。其背后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逻辑和深意。
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我在《当房产税之“矛”刺向新国八条之“盾”》一文中曾经将新国八条比喻为抵御房产税的盾。这两个看似自相矛盾的调控措施,中央政府的决策机构真的疏忽或者真的不知道吗?
不!不仅知道!而且是有意为之!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来看看其中的逻辑关系。
任何一项调控措施的出台都是为了解决问题的。但是解决什么问题,所要解决问题的重要程度,却是有着内在顺序的。从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有三大问题必须面对。即: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权问题(又称政治问题)。这三大问题有着内在演化逻辑。经济问题可以演化成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可以演化成政治问题。是否演化以及何时演化,则取决
根据沪渝开征房产税的方案介绍,房产税属于地方税。征收对象是增量房。(重庆对独栋商品房也征存量——这明显了违反了新法不溯既往的立法原则)。所征款项将用于保障房的建设。由此可以看出开征房产税的初衷是中央政府要为地方政府开辟一个稳定的税源,从而使保障房的建设在财政方面能够得到制度的保障。如果按照这个立意,那么就应该广开税源,增量房越多,地方政府的税收便越有保证。但是,中央政府的新国八条规定的更加严格的限购条件似乎并不想让地方政府的如意算盘得逞。
当地户籍居民家庭禁三,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禁二,无法提供一定年限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禁一。
在这样苛刻的限购条件下,增量房源只能由无房或只有一套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无住房的非当地户籍居民来消化。也就是说,这三种人将成为增量房的消费主体从而也荣幸地成为了房产税的纳税主
也许是期望值太高的缘故,看完片子,我竟然没有太多的感觉。唯一打动我的是姜文的那句台词:让子弹飞一会儿。
子弹的功能是准确地击中目标。如果不能一击中的,子弹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就是这样一个已经失去了功用的只能漫无目标地乱飞的子弹,竟然堂而皇之地作为电影的主题,而且竟然还能在社会上引起一股“飞”热,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
其实,“飞”热的背后仍然反映出了当今人们无力的心理。
姜文为什么要让子弹飞一会儿?因为在他打出子弹的时候,他根本确定不了目标。实际上整个片子反映的就是一个目标飘忽的基调。以片中的人物为例,黄四郎有替身,马县长与汤师爷的身份在现实
进入2010年的冬天后,一个叫“给力”的词突然火了起来。无论大会小会,无论大街小巷,人们凡是要表达具有上进、向上、鼓励、有劲、能量强、阳光等意思的话,言必称给力。因此,如果要评选出2010年最给力的词,那一定是“给力”。
任何一件事情的广泛流行,其背后都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套用老百姓食疗方面的一句话就是:缺什么补什么。
“给力”的流行,反映的恰恰是整个社会流露出的对现实的深深的无力感。在高昂的房价面前、在高速增长的物价面前、在高度拥挤的交通面前、在越来越被污染的环境面前,在不确定的工作面前、在看病难入托难择校难等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面前,在被挤压的越来越狭小的个人精神空间面前,人们越来越感到现实的难以把握,于是内心深处涌
2010年,我蛰伏了整整一年。过去热衷的业内活动一概予以婉拒。有朋友问原因,我回答曰是为了迎接2012
前几天参加致公党中央组织的党内经济界专家座谈会,在会上我就房地产的问题做了专项发言,现摘录如下:
住房、医疗、教育,被国人称为是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随着2009年房价疯狂地暴涨,住房问题成了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
房地产市场的表现一再证明,现有的调控政策是无效的。08年房地产市场短暂的低潮不是政策调控的结果,而是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如果说,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曾经发挥了作用,那恰恰是08年出台的系列鼓励房地产发展的政策起了作用。
房地产政策调控的一再失效提醒我们,原有的调控手段一定出了问题。在去年底的座谈会上,我说过,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高房价来自于现行的土地供应政策。由于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因此,地方政府必然具有推高地价的冲动。可是,我们所有的调控政策,恰恰回避了这一根本问题。
反复出现的问题,必须从规律上找原因。土地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取决于中央政府如何解决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替代问题。
我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中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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