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留美博士后，恰恰因为精神病，暴露了中国爱国教育的潜意识：我今天以爱国的名义贡献5块钱，明天是要获得百万年薪的回报的。种种崇高理想教育，大抵不离这位留美博士后的逻辑，这位留美博士后只不过因精神出了问题而不小心泄露了底。60年也罢，600年也罢，甚至更长历史时段，从孔子到曾国藩，中国的道德教育，就是这么个传统，那些曾国藩的粉丝建立的道德理想，只不过打扮了一件新衣。

如果，市场经济是人间正道，为何还要在市场经济这盘大菜之外，来一点绵绵的海螺音来做调味品？当然，市场之外有政府、有宗教、有非盈利的NGO，但海螺行动是什么？不是政府、不是宗教、不是NGO，它更像表达歉意、像惩戒中的社区服务、像占了便宜之后的回扣。

对于地产的“公众理念”，其实不是出自公众、也不是出自常识，而是出自愤青的构造。 但中国的地产“市场”，它不是纯粹的市场（不是因为中国没有“市场”、而是因为世界上没有所谓纯粹的市场），所以它带有时代的、国情的所谓特点或污点，势所必然了。

不过，从维特根斯坦的思维方式，启发我思考昨天夜里由广东省党报《南方日报》记者采访王绍培、老亨、高海燕、金敏华和我的话题：如何看待深圳读书月？ 我先是概括为三个特点：深圳读书月是政府推动的、是不差钱的、是体制内知识分子试图证明自己仍然是读书种子的一个仪式。 在后，我又觉得意犹未尽，就说，读书月是来自北方的狼（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试图以书籍换土地的重要策略。这里面堂奥深深，在此卖个关子，以后再说。

目前中国的土地制度没有给“倒地”开绿灯。划拨用地，是针对特定用途和特定使用者的，不能自由转让。这个规定是配套的，要么别划拨，完全自由化、市场化，要么就别转让，原土地使用者要退出，只能退给划拨土地的政府。这么执行是公平的。实际上，大量行政划拨土地被转让，这是非法地、不公正地转让。招拍挂土地，也不能转让，因为土地招拍挂是有条件限制的：资质审查、保证金、开发时限等等，至于土地功能、规划条件更是刚性很大的，招拍挂土地的转让，就破坏了招拍挂的公开条件。

我不知那些喜欢在媒体前夸夸其谈，介绍自己的抓嫖成绩的警察——尤其是让裸体的尴尬人作为背景的情况下，是不是心理正常。他们往往忘记介绍自己本应是打击团伙中的组织者，却强忍喜悦介绍自己发现某女子一天接了多少次客——这样的警察才是真正的败类。 我也不知那些所谓良知记者，明察暗访卖淫女，窥探女孩的生活，怀着猎奇心和道德宣教情结，打探女孩的生活细节，视为猎奇然后止步，根本就忘记自己的良知应该用于揭露那些强迫他人的犯罪——良知不应该以不良的方式从事道德宣教。耶稣对那些扔石头砸妓女抹大拉的“良民”说，如果你认为自己真的没有干过让神蒙羞的事，你就可以扔石头——结果，没有一个“良民”扔得出石头。

在八个样板戏填满人民精神生活的时代，我们想象不出三个样板戏会填满我们的物质生活。 如今我们看到的三个样板戏是：商品房、经济适用房、保障房。 以市场来解释房地产是徒劳的，以计划经济来解释也不得要领。 看八个样板戏时，只有伟大领袖及其身边人有资格谈论和改变剧本。 看三个物质剧时，谁都想改剧本，尤其是看戏人比演员和编剧更想改剧本，越是后排观众越渴望改剧本。许多人连舞台大幕布都看不到，却鼓吹可以改变幕后规则和潜规则。

好久没写博客，10月15日参加西安一个地产论坛之后，突然不想写任何东西。因为一个带点理想色彩的动议，似乎很突兀，倒了胃口，或者说不够坚持。月底的一个傍晚，在深圳华侨城洲际酒店，碰到孟晓苏先生，地产需要新思维吗？创业板在深圳开启，这是深圳走向金融中心的好棋。深圳人投资于深圳之外，应该可以预设创业板之路，但一切在于“审批”，我们似乎走在一个计划经济的螺旋线上。 周末回深圳，参加小儿子的班级家长会，领了一个写“三句半”台词的任务，昨晚坐飞机来到西安，已经很晚，飞机一路颠得要死，很累，早上起来，完成三句半。聊发于此。

在二线城市把握的机会，确实不是简单的复制一线城市的经验问题，何况，每一个特定城市都尤其特定的文化、机制、风俗和消费水平。我们值得认真地研究不同城市的特点，在城市建设、地产开发中体现这种特质。住宅确实就是文化产品。从文化产品的定价权角度解释，其实也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内容。

非常耐人寻味，温和地对待华尔街欺诈、却又扩大政府干预的奥巴马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本来应该得华尔街和平奖的。 我认为，中国还是要理解哈耶克、理解撒切尔和里根、理解邓小平、理解80年代及其启蒙。 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财富激发了本就不低的控制欲，房地产宏观调控，是在强烈的控制欲指引下的调控。扩大内需，很容易变成扩大内在的控制欲。高税制是控制欲的出发点，又强化了它。 制造业是驴子面前的胡萝卜，房地产是大棒。扩大内需，不能仅仅理解为扩大对胡萝卜的需要，也可能是对大棒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