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速度与通胀是每个国家政府都关心的问题，但不同的国家会采取不同的调控措施。不管这个国家试图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进行调控，但至少这个国家会给国民一个清晰的政策意图，告诉市场、企业与国民政府想做什么，希望国民配合共同实现同一个目标。

最怕的就是政府出台的是目标不明确且对两者都有伤害的政策。

美国政府的态度给了市场最明确的信号，那就是“两权相遇选其轻”，尽管通胀的问题很严重，但保持经济增长速度，防止经济下滑的目标被放在了首位，于是一个被称为最自由经济的制度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被称为是“救市”的调控措施。

先是减息，再是给市场注入资金增加流动性，再大规模用减税方式给国民发红包，增加收入、拉动消费、防止经济下滑。再是直接组织干预破产银行的重组，为防止房价的恶性下滑而推出优惠的减税鼓励与支持政策，直接出面、出资支持两个最大的房贷公司增加授信额度与持有股票以及近海石油开采禁令解除等措施。总之在全球都共同面对金融危机、油价高涨和粮价高涨的三重不确定因素影响之下，美国政府与美联储并非无所作为的观望，而是及时的、灵活的采取各种措施与国民站在一起共度

建川找到了“猪坚强”，并收藏于自己的博物馆，“永好”为证明自己的饲料好决心包养它，并希望它能超过300斤。冯仑连续几天都沉浸于几位朋友关于“八戒”传奇下凡的故事中，于是脱口而出创造了地产商的代言形象——无锡的“猪坚强”。

本是先有“范跑跑”以示一些不负责任的降价行为和撤出房地产市场的行为，其次又有“潭千秋”以示以身奉献坚持阵地的国企，他们仍在适度的扩张，并扛起市场中的大梁、维护市场的稳定、防止大起大落的波动。

最后则是“猪坚强”在地震的危难之中靠吃木炭、喝雨水而坚持了36天，顽强的活了下来，虽然是大大的瘦身了却健康的活着。也许冯总是想告诉所有的地产商，在整体经济环境恶化中不要梦想政府会救市或改变大的环境，而应该节衣缩食，勇敢的面对困难而自救，并坚强的坚持与生存，或生存的环境不太好、或极度恶劣，但只要坚持就是胜利，总有云开雾散的出头之日。

小潘从未见过这个短信，也没听懂“猪坚强”是姓朱的人还是一头猪，在全场的一片笑声中显出了莫名其妙的表情，于是我将这个有趣的短信发到了他的手机上。随后小潘就将这个短信朗诵了一遍并把“猪坚强”当作了开发商

国家有法律，法律对市场有定义，对市场中的经营主体和行为也有定义。但国家的管理机关却大多习惯于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自定义法律或歪解法律，给社会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也许这些代表着国家机关的新闻发言人或官员们应先努力的学学中国的法律，不要无知的说一些违背法律定义的胡话。

国土资源部7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重点“通报二十起典型土地和矿产违法案件查处情况”，会上关于有记者提出小产权房的处理问题时，官员们回复了3条处理原则，其中的重点的一条是“不能便宜了开发商”。

新闻单位也许不知或不懂法，照本宣科的播放与刊登了国家机关发言人恶狠狠的面对开发商的情绪化的要严惩的态度。

但什么是开发商的定义及合法的开发行为呢？其实早在1995年生效的《中国房地产管理法》中已有了明确的定义与规定，国土部又恰恰是该法被授权的管理部门之一，本应有充分的能力辨别合法与非法的行为定义，但法却被扔到了垃圾堆里。

中国的法律许多会让普通的民众看不懂，也难怪会闹出许多笑话，以至于让国家的管理机关都弄不清楚了。

公司的注册是工商局管理的，但许多经工商注

美国的次级债本是一种专为解决低收入家庭的金融创新制度，并用证券化的方式转移了银行的风险。在房价稳定或持续的上升阶段，这种次级债的信用评级很高并且没有大的风险，但却刺激了过度消费与投机，增加了潜在的风险。一旦当房价产生波动或下跌时，这种潜在的风险就变成了现实。

次级债的风波迅速的蔓延，不但产生了金融危机，同时造成了金融信用危机和流动性紧缩。从而对美国的整体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从房价下跌开始对经济增长给以沉重的打击，也让全世界的经济产生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简单的看美国的房价似乎是次级债爆发的根源，是美国此次经济放缓或可能下滑的起因。但实际这种房价的起落变化则在于次级债的必然，用次级债的金融创新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推动了房价的上升，也会必然的有房价下跌与波动的结果。房价表面是因，实质是经济运行的果。

中国的房价也面临着社会舆论中的波动，既有管理层防止大起大落要求稳定的指导意见，也有希望大跌的呼声，还有庆贺某些城市房价已经下跌的喝彩和某些城市销售量大幅下降的暗示。

如果房价下跌会怎样，首先引起重视的是银行，次级债像

因为还有人住房情况较差或尚未改善住房条件，因此要限制有些人拥有第二套住房，这似乎已成为了多数民众或舆论高唱的主调，政府也因此出台了相关的措施以迎合民众的呼声。于是就形成了被政府行政措施所认可或赞同的一股潮流，同时也成为了和谐社会中的一种噪音。

最简单的道理就在于不能用因为有人养不起猪就限制其他人养第二、第三头猪；不能因为有人还买不起私家车就不允许其他人拥有第二、第三辆车；社会主义不能因还有人贫穷就让所有人都贫穷，进而退回到改革之前的平均主义上去。

有人说居住是个“人权”问题，吃猪肉同样是个“人权”问题，有人说第二套住房多占用来土地资源，第二辆汽车同样占用着钢铁资源与燃料资源。任何非平均的消费都必然会占用更多的资源。难道可以用平均资源占用为理由而只能实现平均消费吗？

居住是人权的一部分，但讨论问题应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要分清楚大家在争论什么！

大约争论的问题分为三类：一类是人权问题——即中国的住房政策；一类是交易价格与数量的问题——即中国的市场政策问题；一类是行业发展问题——即中国的产业政策。这三类政策常常被混为一

每次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之后都会有一个观望期，市场中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不管是投资者还是消费者都在观望中等待。

过于频繁的出台调控的政策，让市场失去了预期，变成无法根据政策预期的走向实施战略或较长期的调整。最初的政策出台，社会以为这就是预期了，但每次出台的政策都在极短的周期中再次调整了。当社会中的投资与消费主体刚刚按着上一个刚出台的政策调整了自己的经营与消费行为时，不久新政策就从相反的方向或出台更严厉的手段，让市场与民众无所适从。于是就形成了每次政策出台之后都有一个观望期，似乎形成惯例的都在等待“第二只靴子落地”。

房改货币化给社会传达的信息是住房商品化、市场化，困难群体住房保障化。但公共产品的缺失让市场化中的价格调节倍受攻击，让商品化的进程在行政调控措施的不断出台中扭曲，并生出了《房地产管理法》中无法管辖的小产权房与限价商品房等怪胎。

当房地产业被称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时，反对的声音就从未停止，反而让这个支柱型产业连续不断的成为重拳猛击的对象，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方面在改善着城市面貌、增加着政府第二财政的收入、提高着城

一场为挽救生命出现的换肾争议，最终以卫生部的“交叉换肾”合法而突破了现行法律的约束。也许卫生部的这种宣布“合法”的解释有悖于法律上的“合法”性，但却体现了解释的“合理”性。

“合理”与“合法”之间始终有着不同的理解，每个人都希望所有的事情是“合理”且“合法”的，这样社会才能在有法律保护的情况下健康且安全的发展。但如果法律不合理，就会出现“合理”而不“合法”的事情。人们也许并不能了解与熟知全部法律，但一定会直觉的判断这是否“合理”，如交叉换肾的事情。那么就需要修改现有的法律或政策，让法律与政策服从于“合理”，让“合法”而不“合理”或“合理”而不“合法”的事情越少越好。

法律与政策的不合理只能让那些不合理的事情在法律的保护下侵害合理的利益。合理的事情反因法律的缺失而无法实现，就如同交叉换肾的事情让人的生命在法律的不合理中无法得到保护。

平民要想改变不合理的法律是件要冒风险并可能掉脑袋的事情，因此有了小岗村的血手印。但伟人却通常只看事情合不合理，而不管合不合法，因此才有了权比法大的习惯性说法，因为在一个非完全民主的制度下，只有伟人才敢推翻

纳税与捐赠本就不是一回事，但却在贫富差距拉大的今天共同反映出对富的仇视心态，让社会更加不和谐。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让所有的穷人都变成富人，否则中国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的革命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暴力革命与议会斗争不过都是实现消灭阶级与剥削，实现人权平等之下的共同致富的手段，最终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目标。

中国已实现了消灭阶级的初级目标，正在用无阶级差别的方式推进共同富裕的小康目标的实现，并建立和谐社会。

问题在于就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说的，共产主义不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实现一样，一个国家中也不可能同时都从穷人变成富人，一定会有个先后不同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贫富之间的差异。

中国改革之前的平均主义，试图同步发展的共同富裕的结果是共同的贫穷。因此邓小平才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要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过渡，不经历这样一个有差别的先富与后富的过程，则共同富裕是不可能实现的。

关键在于如果解决好在这个必然出现的贫富分化过程中，如何防止出现新的剥削阶级

社会保障体系得益于市场经济。

1998年中国实行房改货币化分配之前，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实物分配的全民保障体系。但这种职工不花钱的保障却在职业、行业、企业的所有制于贫富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甚至让这种保障在相当一部分就业者中成为“画饼”，也同时在创造着贫富差距。于计划经济的体制不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活力，因此这种全面性的实物保障实际是在一种按有限的计划性经济的财力严格控制住房面积、规模、条件、标准的低水平、平均化的大锅饭，并没有给城市居民带来更多的改善。

1978年改革开始之初，全国城镇的人均居住面积仅为3.5平方米，这个数字大大的低于了1949年建国时的4.9平方米的标准。1958年用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代会的政府报告中提出的在二五计划中力争实现大中小城市人均8、6、4平方米的住房目标，但实物分配的全民保障不但未能实现这一目标，反而在将大量农业人口限制在农村不许进城，大量的城市人口下乡支农转移、工业向三线转移、知识青年下乡等大量城市向农村人口移民的条件下，住房条件更加恶化。

八零住一时的设计标准为一居40平方米以下、三居80平方米以下

一位良家女子刚刚成年就挑起了家庭发展的重担，且勤俭持家颇为能干。但却因长得好了点就遭到许多嫉妒，尤其是那些不太上进的男孩子们，更是垂涎三尺，多想套个近乎，却不料碰了个头破血流，也不能上手。更有人想以男子汉的气概去指挥其向左向右，更是欲罢不能。谁知道这个女子偏不信邪，仍按着自己的路走，且一路向前，雄赳赳气昂昂发展得越来越好。

于是这些不求上进的人们就左一言右一语的开始传起了闲话，真实“吃不着葡萄说葡萄算”，满村都是这种悄悄话了。但这女子行得正自是不怕影子歪，仍然我行我素，越发长得水灵了。连村长大人都忍不住给儿子提亲，却不想仍被拒绝了。三番五次的整治不成，就有了败坏女子名声的谣言，甚至找来了一些歌厅中的“妈咪”来佐证，用行内人的誓言来鼓励社会，要比行外人的辩解更有威力。

闲话说多了，大约就与谎话万遍而成真一样，一个好端端的美貌少女就这样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连自家的兄弟也被这种传言忽悠，闹起了祸起萧墙之争，更让外界信以为真。终于一个花季少女的前途夭折了，这个家也因此一落千丈、难以振兴重举了。散布谣言和轻信传言的人也都以胜利者的姿态自豪的认为事情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