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张五常教授曾写过《经济学家可能误导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出这个话题却是由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我一直对林毅夫那一套不以为然。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走过了30年历程，但还不能轻言成功。当然喜欢他这种结论的人多如牛毛，但这并不说明他就此掌握了真理。由此我有想到了斯蒂格利茨， 2001年，斯氏来深圳参加脑库论坛时，一位友人曾对我说他那一套“市场失灵”论来发展中国家兜售肯定有市场，因为他是主张政府干预市场的。1997年起，斯蒂格利茨出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200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怎么能说他没有市场呢？
      事实上，长期以来就在经济学界分成两大阵营，即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与强调市场失灵政府干预即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之争。（这其中自然会有一些态度暧昧，左右摇摆的人）。最著名的个案就是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与哈耶克那场论战，结果是，凯恩斯主义占了上风。真实的情况是罗斯福总统要为自己的强有力的干预行为找到一个理论借口，而凯恩斯的理论出笼恰逢其时。糟糕的是在大萧条期间临时制定的财政政策，却成了人们日后效仿的榜样。
      自此以后。在经济学领域凯恩斯们开始自顾自地说话，形成了话语霸权。而当时只有哈耶克一个人对此发出了挑战，他针对英国战后土地政策的个案分析，指出政府对价格的干预以及为扩大需求而采取的赤字财政，都是与合理的生活秩序、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相违背的，外力影响在资源配置上所造成的影响与害处，其最大问题是不但会把大量可能的获得机会变成权利寻租，减少经济活动中以创新精神进行试验的机会，而且会导致市场之外一切创造性活动的窒息。这几乎已成为一种常识。然而，爱国主义或者强力政府，或好大喜功等等往往让人以为可以忽略常识。
      让我们再重述一遍那些常识:
      经济周期理论，由奥地利学派提出与命名，其基本特征是：只要政府及中央银行将新“创造的”货币通过金融市场注入经济生活中，就会导致利息率降低到低于市场供求所决定的正常的市场利率水平之下的后果。而较低的利息率又导致投资规模的扩大和资本存量的增加，这就形成了经济繁荣（高涨）阶段。但是由于实际消费趋势和国民储蓄趋势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接踵而来的“校正”行为必然含有一个时间上的延迟，直到投资规模过大的问题暴露之后人们才开始对错误的投资进行系统的清理和调整，这就是每次繁荣之后紧接着出现衰退的内在原因。
      哈耶克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著名演说中指出，大部分经济学家建议并要求政府推行的政策导致了膨胀加剧。我们目前的确没有太多理由骄傲：作为一种职业，我们把事情处理糟了。
      因此，作为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知名大家，那些可以影响决策人，尤要慎言， 否则则应了阿克顿那句名言：

    权力往往腐蚀人。绝对的权力则绝对的腐败。

    伟人几乎总是坏人，哪怕他们只动用影响而不动用权威也罢。

     看到球场里这些球童，我在想，他们是幸运的，毕竟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有固定的收入；

     但是我又觉得他们是不幸的，在这个位置和起点上，他们的未来又会是什么？

     我住的小区，都是非常年轻的物业人员，其实有许多岗位用年纪大一些的会更好，也更合适。就业的压力，影响了许多人的一生。

 这是在新落成的欧洲城，背景那个建筑是来自瑞典的宜家。

 而镜头里的两个农民工，他们虽然参与了“中国制造”，却不能享受这一切。

 我们一直高呼不要“拉美化”，但是就我看到的资料显示，中国农民工的福祉远远低于拉美国家。

        这是宜家的餐厅，有免费咖啡，瑞典设计，第三世界制造，

        当然还有来自欧美的流行音乐填补人们的耳朵。

        这就是我们的中产生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