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许昌——海博派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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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上海房地产界才子冯晓东
和冯晓东认识，是在2007年度的博客会上，当年我们都获得了十大思想者博客奖。冯晓东是我们上海房地产界公认的才子，除了专业没得说外，还有很多令人惊讶爱好，尤其以书画见长。看看其头衔，就知道其在书画领域的造诣很深：上海民族画院教授、艺术鉴评家，海内外知名书画家协会、艺术机构理事，国家人事部人才科研所高级书画研究员等。记得2009年在豪宅网献墨，卞绍辉、邱易平、朱晓红、富关昆等诸位老总都是交头称赞。冯晓东先生还多次举办个人书画展，甚至每次博客大会，冯晓东都要当面作诗绘画，几乎成为一个保留节目。
2009年成立的全国房地产经理人联盟会议上，我们两个又同时任副秘书长。在活动过程中，少帅冯晓东是一个很执着而细心的人。出于对其职业劳作的表彰，经理人联盟授予其全国房地产经理人联盟“最具才艺职业经理人”“十大杰出职业经理人”；他还多次获得运作地产项目获中国房地产最具影响力楼盘、中国房地产策划案例金奖、中国房地产特殊贡献奖等。每次活动，晓东先生总是很积极，朋友众多，是会场上的焦点。
冯晓东写文章很勤劳，其文风犀利独到，图文并茂。文章很长，思想很厚，值得我们学习。工作再忙，冯晓东先生都没有怎么中断写文章，精神可嘉，这一点不得不服气。
冯晓东还有一个爱好是摄影，经常看他带着相机到处转，拍摄不少有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一方面丰富了其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也获得了精神收获。近期晓东的工作有所转变，投资实业和文化产业领域，实在可喜可贺。
与冯晓东交往，学到东西很多，可惜最近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相聚逐渐少了，但是，神交不断。祝福晓东在专业上事业有成，在业余爱好上取得更大成就，家庭幸福。
新特首梁振英：内地房地产改革重要参与者
作者按：——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 记大紫荆勋章获得者梁振英博士
（本文发于《东方财经》，当时发文时有修改）
被媒体称之为2012年“热门特首人选”之一的梁振英先生，在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庆典之时，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他是山大第六位名誉博士。《东方财经》杂志社名誉社长王洛林是梁振英先生的推荐人。
梁先生是著名的爱国人士，为中国内地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做出过很大的贡献，更是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的推动者和实行者，他亲身参与了中英谈判的全过程，在《香港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发挥了其重要的作用。香港过渡和回归后，他同样做出了杰出贡献，最近还获得大紫荆勋章。今年接受授勋的只有两人，据礼宾处发言人说，授勋并无特定人数限制，只有两人获大紫荆勋章，主要是因为无其它适合的人选。授勋评审委员会在嘉奖辞中，盛赞获颁大紫荆勋章的梁振英长期参与公共服务，表现卓越，尤其在协助香港顺利过渡方面，其贡献卓著，致力推动“一国两制”的落实，同时在出任行政会议召集人期间，肩负辅助行政长官管治香港的重任，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提出精辟见解，表现相当出色。这个评价相当中肯。
作为朋友和推荐人之一的王洛林社长称，梁振英的经历和成就无愧于我们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没有辜负祖国大陆和香港人民的期望，因此梁振英被授予山东大学的名誉博士是当之无愧的。的确，梁振英先生是一位见证祖国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具体参与者。
见证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实践者
梁振英先生1954年生，是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召集人。祖籍山东威海，父母都是威海人，他父亲生于1911年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前一个星期出征，18岁被英国人招到香港当警察，他母亲也是在年轻的时候从威海远走香港，远走香港的原因都是为了减轻一个吃不饱的农村家庭的负担。梁振英小时候在家里被要求讲威海话，不会讲威海话就挨骂。
梁振英童年时，除了上学之外，还需要干活补贴家用。为了省钱，步行个把小时上课，1974年之后的三年，都是在伦敦求学，每周都要在快餐店打工三个晚上，直至凌晨。1977年，梁振英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
自从1984年中英两国开展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之后，梁振英先生即投身于其中，亲身参与了中英谈判的全过程，1985年《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立，梁先生便被选为19位执行委员之一，年仅34岁，以后又兼任咨询委员会秘书长，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43岁的梁振英就成为特区行政会议年轻的成员；在香港回归后过渡时期，梁先生前后出任过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政务小组组长，筹备委员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做了大量的工作，同时又是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在实施一国两制构想的过程中，梁振英当时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香港回归前，不少人人心不稳，当时，很多香港父母不让孩子念法律，也不让孩子读医学，因为他们以为，内地“无法无天”，大陆赤脚医生很多。甚至在1995年美国的财富杂志《FORTUNE
可见，梁振英们在完成这项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不解和问题。1988年梁振英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他经常到各个地区聆听香港各界人士各个阶层的群众对《基本法》征求意见稿的看法，当时，市民往往会问一个问题：“19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特别行政区的第一个早上，我下楼去买早餐面包用什么钞票”？他继续问第二个问题说“1997年7月1号，继续使用港币不用人民币，问你一个问题，谁来发钞”？这些就是当年他们准备香港回归实施一国两制遇到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事实上为香港平稳过渡以及后来的繁荣，做足了功课。一国两制的成功实现，在国际社会上赢得了尊重。梁振英还曾接到加拿大和西班牙官员到访，他们专门谈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落实情况，他们主要是参考香港的经验，希望引用和借鉴香港这个经验，也就是一国两制的经验来解决加拿大和西班牙的主权和领土纠纷以及化解国内的势力冲突。
曾经的内地房改重要参与者
1977年，梁振英毕业后来到深圳，开始了参加中国房地产改革的历史进程。自1978年开始，梁振英在大陆到处讲课，向内地介绍土地经济、土地管理制度，介绍城市规划以及房地产开发。梁振英先后受邀出任上海及深圳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上海浦东开发领导小组顾问，用大量的业余时间和精力来参与探索中国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积极为内地普及房地产基本知识，培养房地产管理人才。而这一切，全都是无偿服务，连路费都是自掏腰包。令梁振英自豪的是，他亲历了内地整个土地制度改革的讨论、试行及推广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亲眼目睹了内地土地制度及房地产市场逐步的成长发展过程。10年以后，也就是1988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十条里允许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同年，梁振英参加了上海第一次公开招标卖地的标书中文版和英文版的起草工作，并参与了在上海开始的大规模住房制度改革。而深圳首次土地拍卖标书的中英文本，也是由梁振英撰写。
正是因为梁振英参加过中国内地城市的土地改革，而且目前房价问题又是社会焦点，因此记者在会上发问道：如何看待土地出让模式与地方土地财政推高房价？土地“拥有权”和“使用权”分离，会不会让人没有安全感？
梁振英认为，一个国家里面不仅有两个制度，连澳门、台湾算在里面，其实有4种土地制度，内地的土地制度过去几年都有些发展，由于近些年忙于别的事务，他觉得自己落伍了。
所谓“拥有权”跟“使用权”分开，使得有些“使用权”的持有人没有安全感，他认为，关键还是“感”这个字。梁振英指出，“感觉”，其实法律上这个使用权就跟香港年期的拥有权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产权的性质跟香港完全一样，但是现在内地好像还没有这方面的先例。目前内地应该还没有明确的说法，即使用权到期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在香港或者在外地都已经有法律明确规定，所以持有人觉得安全感问题是首先解决到年期即70年后怎么办？同时，梁振英认为，整个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应该说1988年修改《宪法》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彻底完成，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内地几百个城市，每个城市的情况都不一样，但高房价主要有两个诱因，一个是资金供应量导致投资性需求过旺，第二个就是需要购房的居住使用需求过多，居住使用需求加上投资投机需求导致总需求很大，供应量不变就形成高房价。
同时，他认为，对信息的依赖是市场经济的关键。现在内地房价很高，而房地产市场的信息却不流通，不流通的后果再加上炒买炒卖，从而造成空置率比较高。他认为内地房地产市场空置率概念并不正确，那么通用的空置率概念是什么？就是做普查的当时，100套房子里面有5套是空置的，这个空置率就5%，在内地空置率概念是什么？就是当年有100套房子上市，有5套没有卖出去，空置率就是5%，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内地普遍以销售行情卖的好不好来定义空置率，有些时候销售行情非常好空置率就非常低，但是这个房子卖出去之后却没有人使用，所以前面的空置率的概念可能非常高，后面的空置率非常低，那么这一高一低说明什么？说明炒卖情况比较严重。用一个正常空置率的概念，内地很多大城市的空置率比较高，也就是说留在房地产商手上没有卖或者卖不出去，或者已经卖出去了但是买的人并不使用也不出租，买完就放在那边。
正常来说，社会对住房和办公楼的新增需求等于整个存量，一个房地产市场正常的空置率可以低到3%～4%，空置率高的也就4%～5%。然而内地很多城市的空置率却高达两位数。我们要让房地产市场运作的比较顺畅，效率比较高，手段就是提供比较完整、流通、准确的信息。有些城市我们可以两年不建新房，完全用挖掘现有空房手段来满足社会正常的需求。另外，通过一些公租房等等来解决居民住房的需要，“香港的经验很清楚，房价在这，购买力在这，我们不能用拉低房价的手段，来满足低购买力的居民对住房的需要，因为这样做的话会引起金融市场的问题，引起社会问题。购买力不可能很快的上去，所以中间这个缺口全世界经验都一样，就是政府出租房，或者出台一些带有补贴性质的房子，在新加坡叫组屋现在叫居屋”。
“花农”梁振英的桃李精神
媒体界熟知梁振英先生工作严肃认真，但他的私生活却似陶渊明先生一样，喜欢亲近自然，侍弄花草。有人给梁先生起个雅号曰“花农”或者“花痴”，正是大隐隐于市。他之所以喜欢花，据说是因为当年在伦敦求学，因为家贫身无闲钱用于奢华消费，故而对花草情有独钟。在他家的花园里，花草品种很多，按他自己的话说，“基本上华南地区你想得到的果树品种，我这里都能找得到”。因此之故，在博士学位授予会上，记者提问他喜欢哪种花，比如梅兰竹菊四类君子？先生却用桃、李两种花来回应。他的期望是能够桃李满天下。“我们说桃李争春桃红李白，我通过实践做一个园丁，确实发现桃花跟李花几乎是同时开的。而且它们在我家院子开的时候，由于我家住在山顶雾大，两个月的时间窗外面完全是白茫茫的，我想到的就是桃李两种花的精神：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这样一位隐居于喧嚣尘世的隐士，人们对他猜测最多的也就是特首选举。
2012年的行政长官选举将于明年3月举行，关于新一届特首需要具备的素质，梁振英曾在接受媒体时回应说，香港需要一个有勇气和有承担的行政长官。香港现在正是不顺景的时候，如果香港现在没有那么多社会、经济、民生问题，谁来当行政长官都没有问题。但香港在可见的将来，8年、10年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香港社会又比较复杂，需要有勇气、愿牺牲的人。
特首选举将在明年揭晓，胜负尚未可知。不过他是一个低调亲民并务实的人，关心民生和经济发展，是他生命中永恒的主题，并在历史的潮流中，用具体实践发挥自己特有的力量，是时代的弄潮儿，他对香港未来充满着信心。
梁振英透露说，在香港准备议论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西九龙准备修一个高铁站，通过香港这边的高铁把香港跟全国的高铁联网起来。梁振英对于香港的未来充满着憧憬。他指出，今年3月份我们国家通过了十二五规划，在十二五规划里面第一次把港澳未来的发展配合整个国家的发展编写成独立的一篇，这个不要说回归前，回归后的头几年也是没有的。通篇提到香港和澳门的主要关键词是支持这两个字，比如说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竞争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行业中心的地位，支持香港发展成为旅澳人民服务中心国际资产管理中心，支持它培育新兴产业发展6个优势产品，支持深化内地与香港金融合作等等。
这就是梁振英，一个关心生民的时代弄潮儿，一个见证中国崛起的历史践行者。
2012楼市是否崩溃取决于两大因素
今年两招限制了房地产市场的成交量：其一是限购政策，抑制住了投机性需求；其二是限贷政策，遏制住了投资性或者居住需求。总的来说，归结为货币流动性被限制了，因为从任何一次泡沫生成来看，都是由于信贷政策造成的，没有信贷政策的推波助澜，任何一次泡沫，都很难生成。日本泡沫和美国泡沫，甚至欧洲的一些小国泡沫，基本上都是如此生成的。
中国楼市疯狂的十年，同样是信贷政策疯狂的十年。2001年6月的M2的余额为14.8万亿，2011年10月末M2余额81.68万亿元。十年时间，疯涨了近6倍，房价十年上涨的倍数稍多一点。问题是，这个M2的真实余额，尚有低估的可能，因为人们从一百元的购买力的变化，已经能够测算出真实的货币超发程度。整体而言，中国楼市泡沫生成十年，正是信贷泡沫推波助澜的十年。历史上的泡沫，大多并非实体的泡沫，或者说使用价值毁灭的泡沫，而是预付资本收不回本钱的而生成的危机。
其实，将胡塞尔的论点应用到这里，我们很清晰的看到，价值的紊乱一定会引起使用价值或者财富的危机，我们经常熟悉的材料是资本家们宁愿将牛奶倒掉，也不愿意去救济穷人。价值最终会使得使用价值或者说财富受到侵害。楼市同样是如此的，过高的价格并不能制造需求，只能制造对于印钞机的需求，这是从郁金香第一次泡沫开始都已经昭明的道理，约翰劳的实验、牛顿的悲叹事实上都已经印证了信用泡沫是难以预测的。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同样是如此引起的，直到日本央行不敢再释放信用货币为止，因为再释放货币，整个日本不仅仅陷入的是楼市危机，更多的是物价暴涨的危机导致社会危机。中国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从唐朝开始起，纸币就开始出现，宋后，政权的更迭大多与政府滥发纸币导致人民生活迅速恶化的结果。1971年，美国的美元资产本位已经恶化成为债务本位，也就是从那时起，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金融危机。历史上也出现了所谓的滞胀现象，其实还是货币在作怪。马克思早就指出信贷资本企图通过指数式的增长获得利益。事实上，黄金是不能几何生产的，但是，纸币可以。这就是西方国家创立金融获得“利润”的所在。事实上，现代金融衍生品，就是马克思所指的“高利贷”，他们的杠杆效应，比指数式要求的回报，还要狂妄和疯狂。不过，我们要记住，纸币在生产上几乎无成本，在其他成本上却是大幅度增加，比如维护购买力的成本，就非常庞大，需要各种各样的官僚机构和技术手段来维持，这些成本过大，往往会导致货币急剧贬值，社会价值衡量体系的大面积紊乱，从而导致社会积弊重生，引起各种各样的危机。
因此，中国房地产市场最应当警惕的是信贷泡沫的扩张，我们说房地产事关六十多个行业所以是支柱，所以很多人认为，房地产挟持了经济。这一点大家都看清楚了，但是，我们认为，房地产之所以挟持了经济，更多的是挟持了信贷。问题是，如今这种房地产制造了信贷需求和货币需求，而信贷需求和货币需求又助推了房地产的扩张这种循环，已经变成了真正的“金融”，金融资本实质上将实业利润挤到最低，很多人已经无心做实业。做了实业很可能亏本，即使不亏本也没有搞金融炒房子利润高，美日的金融占主导地位，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同样，也是美欧日得了不治之症的根本原因，人人都想着做价差，做杠杆，中央想着印钞票，这样的做法只能使得虚拟经济盛行，赌博和投机遍布全国。因此，金融危机每年都会发生，西方高福利也是上瘾的的毒药，反复骗着国民，从百姓到政府，债台高筑都不愿意去实业做事情。金融部门根本不愿意放贷给实业，原因是做实业的往往风险更大，利润更低。这就是纸币体系的危机，债台高筑和高通胀是必然的，泡沫起来破灭也是必然的。
中国房地产现在该怎么办？相信管理层们已经看到其中的门道了，可能这也正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强调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和继续坚持房地产调控的原因所在。地方政府只愿意追求GDP的“增长”和土地“利润”，不顾大局，其后果是各地土地不停地卖，地价必须不停地高，楼价不停涨，然后是信贷不停地“生产”出来，货币不停地超发出来，最后泡沫破裂是全国一起承担。这个东西很可怕，可怕之处在于，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当然希望财富越多越好，哪怕是贬值了财富，或者是纸上富贵，但之于整个国家，则是整体受伤，最终祸害每个个人的，就是囚徒困境所谓的那种一次性的博弈。也就是说，拐了一个弯，很多人都已经看不出这是短期对己有利，长期对己有害了。
所以，我们相信，2012年楼市依然会围绕着信贷政策波动。没有信贷市场的软着陆，就没有楼市的软着陆，这是最能肯定的一点。很多开发商叫苦连天，其实并非没有什么道理的，原因是很多开发商在泡沫中很可能会高位套牢，就像很多人在2007年那轮大牛市中，其实是将身家性命都押上赌博台的，最终大多数人不仅仅利润被吐出来了，还将多年血汗钱都搭了进去。那一年之所以会形成大牛市，其中就是一个理由就是资产和资源与货币形成了循环，形成了一种高度流动性的局面，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消化完，吃多了会消化不良的，不仅仅股市如此，楼市同样如此。砸楼盘的业主，看似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是一个小集体在行动，但是，如果楼价继续传花击鼓的上涨，对于大量未购房来说，虽然不能形成明显的集体力量，但是，这将导致其他方面的危机。因为问题没有解决，反倒是因为泡沫更加激化了，扭曲了，社会矛盾数量和生产生活成本也都大幅度上升。这是为我们这些年来的事实，所印证。
任志强说楼市调控一放开，楼市就报复性的反弹。这一点没错的，但任志强只是强调了刚性需求的一面，事实上，原因并非仅仅止于刚性需求太盛的问题，这个放开相信更多意味着货币层面的放开，钱多了，当然会爆发性的反弹，这种反弹可能会导致投机性需求的再度增加。客观的说，楼市明年走势，至少在前半年不会很好的。经济工作会议给房地产定了一个铁帽子，至少会管大半年的。但这也并非说，大半年之后，楼市就可能一定会好了，原因是，当时的形势谁都不知道，需要不需要制造货币需求，更直白的说，是否需要创造新的流动性和更多的货币，使得人们能够追求到“差价或者利润”。这一点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届时再说吧，所以，我们认为，市场不确定的问题在于未来的政策是怎样的，而未来的政策又取决于政策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以及现实的情况。因此，我们也就只能猜到明年上半年，市场可能正式进入底部吧。
—————————————————————————2011-12-12
楼市心慌慌：一波神奇的降价潮
谈起今年年末的降价潮以及十月份数据确认的拐点，很多人感到非常的突然。事实上，笔者在今年五月份明确指出，今年年末明年年初将会迎来调整浪，市场进入拐点。主要理由认为事情出在信贷紧缩方面。如今看来，在当时连很多唱衰派都翻多的情况下，按着别人的话，只能说，我又蒙对了一次。
经过这么多年的楼市是与非，我们都在逐步的成熟，从外表化的独断论，逐步转向了理性层次的剖析，我以为，独断论只能令人感到蒙对与蒙错的运气成分在起作用，但如果深入其内在，找出合理的理由，可能会被更多的人认同。
当时，事情已经疯狂了这种地步，如果你要在大街上说房价将会跌了，很多人立马就反驳你，在他们的眼里，楼市会只涨不跌的。而且，他们坚决认为，政府不会让房价跌的，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果都这样想，大家都来做多，用什么来当平衡木？如果都挤在船的一侧，试问能不翻船吗？还有，理财产品和高利贷比炒楼还赚钱，市场的力量自然而然的就转移了。很多人期望股市和楼市一再再涨，这哪里是投资啊，这是在搞传销。
别以为我是空头，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在2008年末曾经准确的预测到2009年一季度是住宅市场的底部，而十月份是商业地产的底部。时间点很重要，如果你在跌得时候说市场一定会涨的，或者在一轮行情上涨起步期间，就开始等跌，自然可能是对的，但这没有用处。
随着渐渐“躲进小楼成一统”，读书学习逐步成为主要任务，与这个市场的脐带联系少了很多，然而，作为一个曾经的楼市人，在现在市场心慌慌的背景下，如何再抱怨如果没有限购令或者限贷令如何如何的，已经没有现实的意义。我觉得现在开发商们要做的就是冬眠，和2008年一样，别等到反弹时刻到来子弹耗尽，结果倒在黎明前。至于购房者，现在还不是楼市的底部时刻，多看少动，先去骑车转转看看哪些楼盘比较适合自己，为抄底做准备。
中国楼市现在是不是日本式的崩溃或者美国式的崩盘，我们现在谁都不能臆断，还是等等看看吧。如果是前者，那么，中国楼市将步入漫漫熊途，这在全球有非常多的先例，在中国并非没有可能的。如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那么，市场又会是另外一种景象。这两种方向都有可能，如果有所偏好的话，我更相信楼市可能会近期比较惨，远景还算不错的，虽然不至于再暴利天下，但终究还是可以的。
至于反弹的时间，看看CPI数据与现实背离程度怎么样，然后猜测一下今后的信贷政策会怎样变化，以及多大程度的变化。一段神奇的降价潮，一波神奇的游戏，在这背后，市场最坏时刻并没有到来，黎明前的黑暗，看看谁能熬得过去。至于楼市跨了，谁来救经济，谁来保增长，显然这种楼市英雄主义的想法，最终会害死房地产。有个故事说的是，好奇害死猫，现在我们可以说，英雄主义害死楼市。如果经济真得病入膏肓，楼市是救不了经济的，日本和美国的教训，都已经写明在教科书上了。
同样，我认为，应当经楼市还原为一个产业的市场，现在楼市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互利交易的场所了，而是一个腐烂、潜规则盛行、投机、欺诈横行的场所了。任志强的观点我不同意，不能奉行市场乌托邦主义，虽然我也认为行政干预导致了市场的扭曲，但同样，我也反对那种只要是市场主义的，就是好的。这是一个乌托邦，市场不是万能药，这不是我的臆测，而是在西方暴露的很充分了。你从逻辑上没法证明，到底是市场有效率，还是政府有效率。如果你前提假设很完美，所得出的结论当然是完美的。比如，你认为市场是有效的，那么，结果当然也是有效的，这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再比如，你认为官员都是理性的，政策都是明智的，执行者没有阳奉阴违，每个人都是全能的，那么，政府配置的方式，同样是有效的。所以很多东西，只能在逻辑上丫丫而已。很多人都自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自己的研究是有意义的，别人的研究都是没有意义的。问题是，不管你多牛，都得在现实中检验，不管你的理由多么气壮山河或者占据道德制高点，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自大成狂的教育模式带来的产品是没有思维的附庸，在楼市里面，太多的羊群效应奔向悬崖。我的观点也要经过现实的检验，我希望我们这些楼市的评论者的观点，都应当接受现实检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既然大家都说服不了人，就用现实来定是非吧。
至于楼市预测，我此前大部分都预测对了，但我同样不认为，我今后还能蒙对。很多人也都在说我在蒙，我是不是数据派，也不是一见到计量经济学就破口大骂的人，但是，我特别讨厌经济学数学化，这给人以一种所谓“精确”的“科学”，来忽悠人们的。我不是黑格尔，黑格尔讨厌数学，但我讨厌妖魔化的数理经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数字崇拜，以科学的名义忽悠别人，是最可耻的事情。金融衍生工具无论多么巧妙，数学模型无论多么精致，最终还是被证明为旁氏大骗局，骗人的鬼话一大篇一大篇的，组团忽悠人。现在很多大家宁愿写博客，写专栏，也不愿意搞骗人的豆腐块了。在这里，我还得说明一下，我不是反对经济学数学，经济学数理本身没有什么好与孬，我痛恨的是那些不能解释现实还自诩深奥的狗屁模型和权威。再说，看看经济史上的开山大家，大多都不是将数学作为主要的目的，比如斯密、马歇尔、凯恩斯、科斯，这些大家并非数学笨蛋，人家很清楚，数学只是思想的辅助工具。反倒是那些二流的不入流的骗子(不是用数学工具都是骗子），宣扬数理化，思想贫乏，大搞黑板经济学。不但自己不进步，反倒是压制新的东西，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是我这样的，我就不让你发。一件神奇的事情，还能表演多久？如果数学的深度就是经济学的深度，实在就不必要经济学家了。什么都可以数量化，还要经济学干什么？更神奇的是，在股市里为什么没有股神，原因很简单，就是这里的专家立马会被检验出来，是真神还是假神。
今晚要进行一场关于阿玛蒂亚森的演讲，森的观点主要是否认片面的发展观，要全面的发展。他关注可行能力方面的东西，这要比一些奉行预期理论的人要高明一些。一些理性预期学派的人，总是把预期什么与能做什么搞混淆。这些人更神奇，他们认为自己预见什么就能做什么（何况，这种预见往往是错的）。你能预见楼市暴涨，但你连首付都付不起，你能有什么样的办法呢？所以，批评说别人看错了市场踏空的人，是不符合现实的。同样，我们也不能搞市场乌托邦，这很可怕，一出了问题就是非市场的问题，这也有点乌托邦，和政府乌托邦没有任何区别。
还有一种乌托邦的理论，我则给他们归纳为水浒理想：“你有我有全都有，你行我行全都行”。这是很神奇的理论，这种理论是乌托邦的源泉。自古以来骗人的乌托邦和理想国，都是以这两个原则来构建各种各样的乌托邦的。就连自称是理性人的经济学，都没有摆脱这思维模式的致命影响。
昨天去了天平山，没见到红色的枫叶，倒是明白了上山容易下山难的道理，下山时候，简直是两股战战。幸亏我们去的比较早，否则，人满为患，估计都是冲着红色枫叶去的。在此山中，拜见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祠堂。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一片让人足以摆脱活在当下的意识局限，我们太被现实的符号系统束缚了，如果将大量的生产力和能力搞在符号系统的生产和重建上，于个人来说，可能没会被压的喘不过气来，于家国来说，可能会压制经济和人性。最后，在返回上海的途中，看到很多车不停的换道，有两辆车就如此追尾的。事实上，不停的换来换去，反倒是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天平山之后，我发现我身体还不如老师和师母，实在说不过去了，努力锻炼身体，已经刻不容缓了。
最后，起来这么早，打了一通字，用范仲淹的一句话来终结楼市心慌慌的局面：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去观看或者参与市场的买与卖，抛与售吧。是以为记。
中美畅销书榜背后的背后
——读连清川的《畅销书榜背后》
听几位好友说报界骨灰级人物连清川在FT上开了书评专栏——《我是书虫》，我并没感到惊诧。记得2008年由一位同学做东，得以有缘接触这位媒体界的牛人。我同学告诉我有一位骨灰级人物要来，可以跟他学一点经验。当时他刚下了飞机，急匆匆地赶过来，他正在忙着筹备《时代周报》。
可惜当时并没有认真听他在说什么，也忘了别人在说什么。但是，连清川这个名字，对初入媒体界的我来说，从此就留下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印象，正如一尊神像，你只能留下这样的印象。当时，《东地产》也刚刚创刊，我朋友是那里的主笔，虽说是主笔，但是其干得活最多，主持全部版面。在模式操作成功之后，我那朋友就辞职了。当时，连清川看了他们刚刚办的一份报纸，记得他就说了一句话，前天我在一个正在走向成功的同学聚会上也听说过：要简单易操作。后来，东地产的风格，大抵如此。
从这之后，再也没有缘分谋面。
最近，我也正要写一些书评类文章，就翻阅了连清川的专栏，学习其精华。但是，令我感到颇为意外的是，他的书评几乎类似随笔，并没有固定的八股文模式，与其说是在书评，还不如说是其自我意识的表达。这个时候，我想起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其说理性和精神是其中的精华，倒不如说是黑格尔自身“自我意识”才是其中真正的灵魂。在他那里，确乎有着这种表达的印迹，而且似乎比起吊起书袋子来，更加清新和俊逸，所谓“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的气息跃然网页上。
2011年08月22日他的一篇文章《畅销书榜背后》，主要描述这样的一种现象，即比较中美两国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的不同类型，他感到对中国的“流行”文化很迷惑，“流行风向变幻不居”，使得分析读书人群类型带来困难，而美国榜单则很清楚指示美国读者的类型。个中原因，如果仅从营销手段上来说，两国的差异在于：一个注重的是做什么，一个注重的是怎么做。
也就是说，中国往往更加重视技术手段和可行渠道的构建。不像可口可乐，既要满足顾客的生理本能，更重要的是可口可乐塑造了自己的文化，并成功的创造了自己的口味，甚至垄断了人们的对于饮料的欲望口味，但是，中国人往往更加注重渠道技术构建，不重视价值构建。
我对营销并不熟悉，但前天那位同学给了我洗了脑，他现在正在做一种有机板的东西，他告诉我他从去年才开始真正进入到这个行业，此前他一直在这个圈子外边，现在他的企业正在蒸蒸日上。他反复强调要坚持一个原则：简单、易操作、可重复、能赚钱。以前他很辛苦，现在他已经从具体的事务中脱离出来了，很悠闲，但是赚钱却不少。这位中专文凭，干过保险、导游以及报纸广告营销的昔日“小人物”（他自己的谦称），正在自己简易模式上踏步前进。他的经验模式，我想就是所谓中国重技术、重渠道的原因所在。营销商或者出版社，他们就是要靠数量和迎合市场口味来赚钱，至于读者读的是狗屎还是经典，于他们无关，他们只关注读者口袋里的钱，只要能够从他们口袋里的钱转到他们口袋里，就成了，至于采取什么技法和渠道，似乎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在一个以成功与否作为检验做事是否有意义的社会里，一切都简化成了赤裸裸的金钱游戏。物理世界的价值通约符号，成了“万物尺度”。在这个实用主义屡试不爽的国度里，简化程序才是关键所在，价值世界早就沦为钱币符号的奴隶。
以前，在教科书中，中国人好像没有做市场经济的天赋。但是，从这三十年得来的经验，可以明确的说，中国人最适合做市场经济。且看全世界各地做小生意的，华人所到之处，几乎所向披靡。而且，在80年代一个文盲还很多的国度，理论指导上只有《资本论》作为经商指南，但是这些草根却创造了中国式民营企业的奇迹。很多人甚至只是小学毕业，他们屡试不爽的法宝，同样是简单易操作能赚钱。可见，市场技能是中国人甚至农民都能学得好的技能，只要你给他机会，他就能发财和成功。在我老家，一位初中毕业的人叫金四海，他是我们当地农民工跻身成功人士的典型，他的策略，似乎也是简单易于操作这一招，就是只卖皮鞋，而且做得很简单。所以，市场经济的引入，比引进佛教对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罗素曾经对中国人做了分析，他觉得中国文化价值不能丢，西方应当像中国学习价值文化。但不到一百年，连清川就发现，西方人讲究价值了，中国价值的似乎已经消失在各种各样的流行风潮中了。上个世纪20年代，罗素指出中国人的三个主要缺点：贪婪、怯懦、冷漠。从当前来看，这种缺点似乎还在畅行，正是市场模型才能将这三个缺点转变为优势，从前的道德征伐和鞭挞，都没有改变中国人这些缺点，反而更加变本加厉。比如文革的本意使人变好，改造我们的缺点，但却成为了人性丑恶张扬的裸露癖的舞台。如果有更好的办法将中国人的这三个缺点限制在一定的领域内，使之发挥自利利人的作用，市场之鞋正好适合了中国人的脚。
随着市场的成功，就连最普通的中国人都感到自豪起来。很多人已经不再追求知识分子的面子、官员权力的里子，他们都在追求现实的金钱，而非虚无的荣誉和价值。他们的检验标准就是能不能赚钱，而不是好不好或者对不对，金钱一跃成了解构传统价值和主流价值的推土机，一切价值和事件，都要经过“金钱之床”的检验才能过关。希腊神话有个著名的故事叫做“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恶魔普洛克路斯忒斯有一张床，他守在路口，见到行人就把他们抓来放在床上量一量，太长就用斧子砍去脚，短了就拉长，以便符合床的标准。结果被他丈量过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一命呜呼。在现代社会，金钱和技术就成为“普洛克路斯忒斯的那一张床”了，文化价值，在这张床上，也几乎被切得支离破碎。人们的心灵已经大为简化，各种迷信和崇拜依然盛行，依然没有改变的依然是贪婪、怯懦和冷漠。即使是在集体主义发烧的年代和英雄主义浪漫的年代，这三点还是隐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市场机制是冲突中的各种欲望的表达，是自我意识激烈的角逐，其中有着主奴的惊险转化，和各种苦恼意识的流淌，但是，毕竟在市场的框架里，有一种叫做初步的共识：“钱币是万物的尺度”。当然，出版界也属于万物的一种，也得遵守价值通约的规则。
连清川最后写道，“毕竟，阅读关涉人们的心灵，而出版关涉社会的良心”，我想，这里不仅仅是他的呼吁，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良心的一场酣畅淋漓的卡拉OK式表达。在娱乐至死和后现代主义盛行的当下，什么才是“共同价值”，反倒是假设比结论更为困难的问题了。这不是知识分子们能够解决的问题，知识分子们也需要一个简易和可操作的程序，化解这种价值标准的困难，但是，从目前来看，似乎还没有。指望虚无缥缈的普世价值或者共同标准的制定，未必有草根们从市场杀戮上制定的各种丛林法则更加实用。如何完善和美化这些丛林规则，反倒是成为更高级别的问题了。
2011年8月22日晨
楼市大拐点的三大荒唐理由
按：看着所谓专家的胡乱分析，终于忍不住了。
经济半小时一连几天都在关注市场最新出现的动向，概括地说，央视从上海、深圳和天津房地产市场调查的结果如下：其一，一手房市场开始出现打折销售，而且成交量大幅度下滑；其二，二手房比一手房贵，这说明二手房有很大的降价空间。其三，中介门店大量倒闭，说明市场已经开始趋向冷清。
这能说明中国楼市拐点来临了吗，该不会又是一次狼来了吧？
从历史上来看，每次调控过后:总是先降低一段时间，而后出现报复性反弹。这一次会不会故伎重演?可能性还是很大。其一，成交量大幅度下降并不意味着绝对价格的下降，打折销售很多是提高价格而后再销售，很可能比原来的价格更高；其二，二手房市场遇冷，是因为当前信贷资金比较紧张，一旦信贷又放水了，反攻的可能性很大；其三，中介门店倒闭不是房地产企业倒闭，只是一个环节出了点毛病，不影响大局，形势好了立即可以卷土重来。
或许有人会认为，你是看多的吧。事实上，笔者在五月份，已经明确指出，鉴于中国信贷政策的真实收紧，中国楼市将在今年年末和明年年初出现明显的拐点。笔者不是担心楼市拐点，更是担心在强压之下的楼市反弹。
具体原因如下：
第一，房价上涨是一种货币现象。弗里德曼说过，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在纸币时代，这种现象更为明显。周其仁在总结了多种物价上涨的根源之后，一针见血指出，货币超发是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许小年也指出：“1930年代的大萧条和这一次金融海啸，根子都出在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上，美联储超低的利率，过多的流动性供应，制造了上一次的金融泡沫和这次的金融泡沫。”最近全球通胀和债务危机，一言蔽之，印钞太多了。根据纸币从无到有利益分配法则，得到纸币越靠前，收益越大，越最后，只能蒙受通胀的损失。房价上涨从根本上来说，是纸币超发的结果，这也是导致为何房价只涨不跌违反市场规律的原因所在。因此，不收紧贷款，正如很多专家指出的那样，是难以遏制物价和房价的。所谓的货币政策紧缩，也不过是重蹈日本当年紧缩货币政策的覆辙。从关系上来说，房价和信贷政策呈现正相关，更可怕的是，最近爆出了所谓“第二央行”，即通过理财产品实现货币超发，大量的资金通过房地产涌进房地产。可怕之处在于，推高了房价，稀释了全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基于储蓄的大规模贬值，人们不得不将养老金和预防疾病的血汗钱投入到股市和其他理财产品市场，又遭到一阵截杀。因此，如果不能堵死更多土地和印钞之间的恶性循环，房价和地价下跌很难实现。
第二，大规模的区域规划和合并，很多都沦为房价上涨的先声和推手。之前笔者还为内陆一些城市鸣不平，即东部沿海地区就是靠卖地生财获得发展的，吸纳了大量的超发的纸币，中西部地区也应当享受到这种好处。现在的问题是，过犹不及，很多地方热衷于搞区域振兴，结果是地价和房价暴涨，地方赚得盆满灌满，苦了大量的购房者。土地价格从无到有，需要更多的纸币供应，这导致了中国货币超发越来越严重，货币超发很多是基于外汇占款，如今是基于资源价格从无到有、从有到天价。特别是土地价格，需要更多的货币才能满足，因此，货币超发了，房价涨了，根据货币创造的收益原则，金融机构和土地出让者获得最大收益，其他储蓄户和买房者为之承担财产贬值的损失。现在，诸位可以看看，全国哪个县城房价没有暴涨？笔者老家县城的房价，从一年前的3000元左右，直升到6000元左右。这样的速度，为何那么坚挺，只能基于这样的解释：土地和货币创生功能让人后怕。再不阻止这种现象，几无可以避免储蓄贬值的对冲工具了，更重要的是，颠覆了中华民族节约资源的优良传统。因为你储蓄不断地贬值，随还存钱养老防病，谁还进行储蓄积累投资，这是伤筋动骨。很多人说，你不是鼓励消费吗，国家是在鼓励消费，但是鼓励的是健康的消费，而不是通过货币贬值逼着乱消费。
第三，中国房地产企业不是阿斗，很多超级公司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中的主体了，他们个个兼着中国式金融家、政客和各种各样的角色出现。有次一位大学老师问我，开发商的赚钱的方式有哪些？我总结有两条。一条是靠高效率赚钱，即在2008年写过的快鱼战略，还有一种是乌龟战略。一个是快进快出，追求效率，一个是囤地捂盘，追求地价升值。老师说，追求效率还是可以理解的，但乌龟战略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房价和地价上涨，只有以时间换金钱就可以了，谁还愿意折腾来折腾去地盖房子，于是，很多开发商长期捂盘惜售，甚至不愿意开发土地，让土地“升值”，这哪里是升值啊，是在攫取储蓄户的贬值血汗钱。中国房地产企业效率和质量，都不是全球最好的，但却是最暴利的。很多朋友买了房子都“升值”了，但是，他们似乎并不高兴，因为花了那么多钱买的楼房大部分都不中意，很多楼市质量差的不堪设想，甚至楼板一脚都能踹出一个洞来，上下两层都可以改成一家了。因此，很多人只得无奈地说，按着拆迁速度，反正也住不几年，才买了楼盘，就在想着拆迁呢？只有房价和地价上涨，快鱼战略和乌龟战略才能起作用，拆迁换大房的投机者才能赚钱，如果没有涨价效应了，如果钞票不毛了，这种效应还会出现吗？不敢设想。很多人说，那就一直印钞票，不就行了，问题在于，储蓄户和投机者也不是傻瓜，他们会根据现实的利率进行决策，劣币驱良币虽然也会发生，但不要忘记，劣币往往导致更坏的后果更不堪设想。
成交量大幅度下滑不是房价大幅度下滑，更不是钞票——土地怪圈循环被遏制，因此，我们很担忧这次所谓的调整背后，正在酝酿一个超级泡沫，或许，这是最后一次屡试不爽的经验了。
超额货币的两大恶果
——读许尔斯曼的《货币生产的伦理》
载于理财一周
当今世界面临两种困境：要么遭受通胀火烤，要么深陷债务危机泥潭。是什么让全球陷入了这两种危机之中呢？简言之，这是货币生产超额供应的恶根之上生出的两颗恶果，其中美元印钞机的游戏，最让人揪心，日前，美债已经遭到标普第一次下调，美国官员对之震怒，但是世界已经对美元提出严重质疑。
许尔斯曼是法国昂热大学经济学教授，他的《货币生产的伦理》一书，给我们提供了分析这些问题的线索。他揭示出纸币必然导致超级通胀和公共债务的内在逻辑。通读此书之后，笔者更清晰地理解了央行货币委员周其仁教授的论断，“货币超发才是通胀根源”。
现在所有的国家都采用纸币，不过，许尔斯曼认为，纸币不是一种市场现象，而是一种政府强制行为。货币供给的增加会促使物价上涨，但在不同商品之间传递速度是不一样的。增量货币，最初的生产者是获益的，货币产量的增加减小了货币的购买力，因此，它同样造成输家，其它参与者会受到损失，财产被侵犯。也就是说，纸币从无到有，获得这张纸币时间序列越靠前，收益越大，越靠后，越受损。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无中生有地创制美元，并将之大量投放给国际投行，国际投行等于拿着一张张没有成本的金融核武器，到处在全球购买，推动全球大宗商品暴涨，使得世界要么陷入超级通胀，要么陷入债务危机。
开动印钞机的几种谬论
许尔斯曼认为，在货币供应问题上，有几种谬误掩饰干预的错误，并对此种谬论反驳。
谬误一：经济增长和货币供应须同步。这是一种偏见，如果货币供应量没有改变，而经济增长了，无非是财货和服务的价格下调而已。在19世纪最后的30年，德国和美国都经历了消费物价稳定和下降时的高增长。当前，很多物价展现“只涨不跌”的怪现状，其实就是纸币每年增长都在大幅度增长起作用，绝对价格表现很“坚挺”，其实这是一种货币幻觉。
谬误二：囤积货币应打击。但是，如果政府采取与囤积作斗争，着手人为地增加货币供应量，它能够达到效果吗？不一定，因为该政策还具有相同的几率在鼓励“囤积，货币供应的增加会提升市场的物价，使之达到原本无法达到的水平，这也就使持有更多的现金成为必需。我们现在实施的限购令，不可能解决物价上涨的问题，反而将更多的成本加在物价头上，也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限购。
谬误三：必须与通缩作斗争。通货紧缩有害论是今日货币政策的神圣教条之一。但是，通缩的破坏将实物解放出来，用在新的地方，这通常意味着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很多人提出了反通缩，这是必要的。但是，通缩并非就一定是灾难，如果能够让资源配置到其正确的位置，价格调整到合理的区间，通缩并非是祸事，反而是经济体长期增长不可或缺的绝招。
谬误四：黏性价格可以愚弄工会。他们认为，可以多印钞票来刺激就业，但是，工会也不是傻瓜，面对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事实，它们最终会要增加工资，以补偿货币购买力下降。这样的结果就是滞胀，高失业加高通胀，现在美国正在用这种方法，美元成扎成扎地印出来，失业率却依然高居不下。只不过，美国利用美元全球通货的霸权地位，将通胀转嫁出去，但是，这种转嫁也是有代价的，人们对美债和美元信用产生了怀疑。这次美债危机虽然避免，但是，却没有消除风险，反而将风险聚集的更多了。
谬论五：纸币能够促使利率下跌从而推动经济增长。他们的逻辑是，印钞越多，资金供应越多，利率越低，但是，人为地降低利率，会误导商人投资各种无法完工的项目，结果遍地烂尾项目，形成浪费。我们这一点表现很突出，即货币供应量增加，项目遍地开花，拿房地产来说，很多楼盘上马，一旦遇到信贷政策紧缩，烂尾项目成片成片的。
谬误六：商品货币的生产成本比纸币高。纸币虽然制作成本地，但是，其防范通胀成本并不低。央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设立的庞大官僚体系和其相关解释和预测功能的雇员，足以让商品货币的成本不那么昂贵了。在现实生活中，美元制造的麻烦并不比黄金制造的麻烦少，而且维系美元霸权地位的总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钱毛了：通胀和债务也来了
与猪肉上涨或者房租上涨令人沮丧的感性认识一样，从理性角度来看，通胀也是当前各国政府最大的敌人。和以购买力为标准的主流经济学观点不同的是，许尔斯曼将“通胀”定义为任意交易媒介的名义数量以超过其在自由市场本会有的产量而进行的扩张。他认为对于资本生产者而言，对其约束不是破产的危险，而是超级通货膨胀的危险。纸币超额供应最明显的结果是公共债务的爆炸式增长，私人债务也大幅度增长。纸币体系下的公共债务比货币供应量节奏更快。美国在2008年爆发次贷危机，这种印钞机带来的灾难，美国人企图用开动印钞机来解决，结果是债务越积越高，美元越来越不值得信任。
纸币通胀的有以下几种危害：
第一，通货膨胀将道德风险和不负责任体制化，它造成的后果是频繁反复的经济危机，通胀减少了真正企业家的人数。我们知道，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纸币体系确立以来，全球每隔几年就爆发一次金融危机或者债务危机。
第二，存钱贬值逼迫人们去投机。有养老金的老人、寡妇以及孤儿的监护人必须把他们的钱投入金融市场，否则他们就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储蓄的购买力蒸发。因此，他们必须依赖金融市场，但是，这里风险极大，老人们一生的积蓄很有可能在退休后几年中因此化为乌有。次贷危机爆发后，很多美国家庭陷入了债务陷阱，在庞氏骗局中，投资者损失惨重。
第三，通胀改变了人们心理观念。金钱和财务问题的地位在人类生活中被夸大，社会因通胀而物质化；金融市场的变幻莫测成为人们过度吝啬的现成借口，向慈善机构的捐赠也就减少了；还有就是持久通胀使产品质量降低的事实，商品生产者只能偷工减料，造成质量下降。
中国古代纸币能提供解决秘方？
如何解决纸币带来的通胀和债务危机，许尔斯曼认为，要取消央行的特权，回到自由竞争的货币体系中。他还举了中国的例子：“经历了各种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和纸币试验长达约五百年之久（约960—约1455年）的中国，在此期间，她反复为我们在本书中所分析的超级通货膨胀和其他问题所折磨，然后，该国回归足值货币政策的理智状态，政治领导人不再禁止白银和铜质硬币的流通”。
许尔斯曼延续了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的观点，指出自由竞争的货币体系可以自动产生最优货币。这种观点或许为美元崩溃之后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回击了单纯回到金本位制的做法。中国宋元明三朝的纸币经验，对于当代还不到四十年的国际纸币体系，或许有所启发。
就当前来说，美元超额供应，已经成为全球性通胀和债务危机的恶根，必须要规制美元生产的伦理，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更大危机爆发，但是，这种危机是难以彻底清除的，因为按着许尔斯曼的意思：纸币制度本身就是产生危机的根源；费里德曼也说，“通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货币现象”，并且，在治理智利大通胀中，该理论发挥了威力：在当地大力推广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和放松管制主张，智利的通胀率很快由700％甚至1000％的高位回归正常。但是，随着在治理日本泡沫崩溃和次贷危机的失效，货币主义遭到了重挫。
国际货币体系到底走向何方，纸币超额供应带来的通胀和债务危机如何解决，这仍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不过，《货币生产的伦理》给我们提供的分析工具，确实值得一品。
我的快速戒烟经验
单许昌
不知不觉间，戒烟已经快一年了,想想自己发现的戒烟方法，又快又好：只花了十五元钱，三天就搞定了。虽然至今梦中还在抽烟，毕竟已经没有生理上的伤害了。想起戒烟的经历，恍若昨日。我希望将自己的经历，介绍给朋友们，让更少的人远离尼古丁的烟熏火燎，我的方法仅供参考，只是我自己的经验（这里面有科学）。
先说一下我的烟瘾是怎么上来的，闻者足戒。在大学的时候，回乡和几位故旧吃饭，他们趁着酒劲抽烟，因为我不抽烟，被耻笑，好像不抽烟就不是男人似的。但那时候抽烟，并不吸进肚子里。所以，不会上瘾的，确实，如果你抽烟往肚里咽，从鼻子里出来，一般情况下并不会上瘾。又过了一年，一位大学的朋友告诉我，你从嘴里吐出烟来并不正确，应当咽到肚里。于是，就照办了，这种所谓正确的抽烟方式，虽然使得香烟不被浪费，但是，却埋下了烟瘾。
但是，我大学并没有染上烟瘾，真正上瘾的是研究生期间。宿舍有两位爱抽烟的哥们，每次抽烟的时候都叫上我，渐渐地不是他们找我抽烟，而是我们去找他们要烟，最后发展到两人合伙买烟的地步。就这样，烟瘾越来越大。研究生毕业后，我第一任老板也是抽烟的人，抽烟为了工作成为一个荒唐的理由。
2008年的烟瘾已经达到一天一包的地步了，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抽烟。我爱人出于对我身体的担忧，多次督促我戒烟，再加上我身体逐渐感到不适，于是，在那年冬天我轻率决定戒烟。后果是，你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一旦戒烟出现所谓的戒断综合症，一般情况下就很难对付了。果然如是，戒烟一周后，我得了一场大病。于是，不敢再戒烟了，又复抽起来，而且似乎是为了弥补一周没有抽烟的损失，更加变本加厉了，从一包烟逐步上升到一包半。这次失败的戒烟经历告诉我，光有戒烟的决心，是不够的，还得有办法对付嗓子痒、四肢无力和胸闷。只有这三条解决掉，才算找到了正确的途径。
这绝不是像理性预期学派那样，他们以为只要预期到，就一定就能达到，比如说，如果说你预期到了房价涨，但你并不一定能够能买得到，或者说能够买得起，这就是理性预期的致命弱点，即你能想得到，但不一定能做得到。或者像哲学转向认识论那样，只要认识到就能有工具可以达到目的，事实上，这是不对的，戒烟，不仅要有决心和认识，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和现实的工具。
2010年九月我决定戒烟。我夫人和好友都不太相信我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件事情。很小的时候，我得了疝气，为了这件事情，父母操碎了心，因为他们听说很多人得了疝气之后，就不能负重了。当年流行打工，我们邻村就有一个人因为疝气就被迫回家了，辛辛苦苦赚了很多钱因为提前返乡只拿到一半的工资。基于此，我父母整天带我去这里治，那里治，最终还是没有治好。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课本上解释了热胀冷缩的原理，我就开始试验，那个时候，恰恰是冬天，没想到用这种方法，还真得治好了。从此，只要有一些病，我就想自己治。我是一个喜欢研究病症并解决之的人，虽然我没有受到训练，也没有多少医学知识，但是，我有一个方法，就是不管什么问题，要分条解决，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并非不可能。
戒烟也是这样，我想到上次戒烟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找到工具和方法。要想解决戒烟的问题，首先就是要对付戒断综合症的几种表现。第一，为了对付嗓子痒和口感，我决定用冰糖、梨子和柠檬熬水喝解决。第二，为了对付胸闷症状，我决定用按着任督二脉拍打解决。至于为何选择这些材料，我是参考这些材料的性能设计的：梨子有止咳润肺功能，冰糖养阴益肺，柠檬止渴生津。至于为何选择拍打任督二脉，是因为我曾经练过一段时间的气功，谙熟这两个脉络的属性，现实生活中，有人胸闷就捶胸顿足的。方案设计好后，我和夫人说，我要戒烟了。让她帮我置办这些东西，我夫人开玩笑地说，“你别浪费我的冰糖、梨子和柠檬了”。
就这样，夫人花了不到十五元钱，买了上述的材料，就正式实施了。第一天喝了三次，就出去和平公园转去了，满脑子都香烟，不过，不像第一次戒烟那样，口干舌燥和胸闷了。因为我有了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一出现口干舌燥嗓子痒，我就喝熬制的冰糖梨子柠檬汁。一旦胸闷，我就捶胸敲背，结果，你还别说，这些症状竟然逐步消失了。第二天，只喝了一次，就不再喝了，第三天夫人让我喝，我都不喝了，因为我觉得不难受了。只是抽烟的手势习惯还没有改掉。就这样，一周过去了，两周过去了，虽然时不时看着别人抽烟心中痒痒的，但是，终于克制了自己。
春节到了，我已经戒烟四个月了，回乡家乡人很多抽烟，虽然我们也还是想着抽上一口，但是，想到自己已经戒掉了，就忍住了。现在为止，已经戒烟十一个月了，现在只是在梦中偶尔抽烟一下，我想，大约心瘾尚未断绝吧，不过，曾经困扰我多年的烟瘾，可以说已经戒掉了。
这件事情给我的经验是：预期和决心是一回事，如何解决问题是另外一回事。只有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工具，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只是在认识论或者本体论意义上“解决了问题”，是难以真正凑效的，所以，任何哲学或者经济学的发展趋向，最终都要转向工具论。
——看了李战军和杨红旭争论后，感慨万千。
没有传统的人注定要扮演丑角
——广电总局抨击穿越剧的反思
没有传统的人注定要扮演丑角，伽达默尔这句话常常刺痛我的心。为反对而反对的思维，往往会成为偏颇和极端主义的来源。广电总局痛批穿越剧的轻浮，没有形成深邃的思想批判力，更何况时常违背历史事实。
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在会议上发言表示，如今穿越剧有越来越热的趋势，总局不提倡对历史表现得太随意，而时下泛滥的穿越题材电视剧则需要“冷静反思和讨论”。他同时表示不提倡对名著频繁翻拍，也不提倡简单克隆国外剧。
滥拍穿越剧，肆意对历史进行解构和戏弄，始于现代文明碎片化的生活方式，这种偏爱“喜剧表达”或者宁愿在物欲中失去自我批判的能力。
人们对于生活的反思，形成了一种忧郁的性格，同时充满着绝望，或许这是人类对于时常发生的无常变化和灾难的恐惧所致，更是一种看不到边界的痛楚，在思想岔路中，迷失了方向。精神内在冲动，导致精神的受难情调。个人受到权威精神或者诱惑精神的支配，本能地形成一种郁结于胸的病状，从而使人在纷杂中失去了掌控自我的自由。在这种失去的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我认为，是对于概念丧失了辨别与扩张内敛的功能。于是，在华丽概念的外形包装下，滥竽充数的事情屡屡发生，并不奇怪了。
我们丧失了批判的工具，这种工具曾经是为哲学承担，但是，现在哲学在物欲之下，失去了“反思能力”。哈贝马斯会说：在哲学中，我们是绝望的。他为什么会绝望？因为哲学不解决问题，而仅是解释问题。不过，从当代主流文化的情形却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还在试图“改造世界”。如果没有工具和路径，即使反思之后，也是纸上谈兵，这也是哲学的贫困的原因。当所有致富致政之学，都从哲学剥离出来之后，还能有什么深邃的思想给现代的文明，带来有益的指导呢？当我们不去恢复哲学内在的张力和新外延的时候，新工具就难以诞生。
对于工具的反思，实质上在拓展人们的思维模式。问题是，现在社会不再会有黑格尔式系统建构，即使有人这种建构，还是受到激烈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往往是活在当下的一种激烈反抗，是一种下意识对权威主义的驳斥。但是，如果没有掌握传统知识的内在张力之上，或者注定是一个“小丑”。伽达默尔说得好：没有传统的人注定要扮演小丑。我所理解的传统，不是保守和死板的礼法和习俗，这里充满着内在改进的意志，充满着扩张与内敛的活力。
但是，扮演小丑的丑角太多了，出现了凤姐和芙蓉姐姐这样的角色。其实，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她们的存在实质上对权威主义的解构，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是，在进行庖丁解牛之后，如何重新连接散架的牛骨和牛肉，确实失去了经纬线。庸俗主义大行其道，永远是历史的主角，这里无需抱怨，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历史阶段，庸俗主义都占据当时的主流。但丧失进步的内在根据的思维，注定在时间性上要差很多。流行主义的转向越来越快，如同超市里的旋转门，一旦超速运转，很多人都会被挤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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