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CPI不断攀高，今年4月份，仍保持同比上涨5.3％的高位。尽管中国政府决策层采取了一系列试图控制通货膨胀的宏观措施，其中包括自2010年初以来已经11次上调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率和4次提高银行基准利率了，但目前看来仍然收效甚微。央行的货币政策步步从紧，但商业银行贷款规模却仍居高不下。前4个月，整个社会的新增信贷总额又高达近3万亿，相应中国的广义货币M2余额也增加到75.73万亿元。

在前几篇本系列的专栏文章中，笔者曾阐释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发现的“银行贷款创造存款从而在经济总体扩张的宏观条件下会不断内生广义货币”的逻辑，现在看来这一逻辑仍然在中国经济的现实中不断展现自身，且看来仍然在大行其道。

面对居高不下的CPI，发改委开始动用行政手段来控制物价。前不久，发改委给联合利华开出了一张200万元的罚单，以惩戒其“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违法行为”。据有关媒体透露，发改委还与“康师傅”等多家企业约谈，敦促或劝诫这些企业暂不要涨价，明确运用行政手段来控制中国物价水平。

就在政府部门运用各种能用的宏观政策工具乃至行政和法律手段来控制物价水平的当下，不知中国政府决策层是否自我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政府自己的诸多宏观政策和手段，以及当下的政府体制安排，却过去是、且目前仍然是推动中国消费品物价上涨和房地产价格不断攀高的主要因素？

这里且不说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政府发动的大规模投资导致了商业银行贷款急遽膨胀，通过银行贷款创造存款的内生货币机制导致广义货币急遽增加，从而是中国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的财政和税收政策，亦是中国高物价、高房价尤其是CPI继续攀高的主要推手。意识不到这一点，仅把“严惩通胀”的板子打在企业和厂商的屁股上，非但控制不了物价和不公平，反而可能会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引向歧途。在长时段中，甚至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在未来有可能陷入“滞胀”陷阱。

中国政府宏观赋税多年来的超常增长，已经是国人皆知的事实了。对此，经济学界和财政学界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和批评意见。然而，到目前为止，似乎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没有意识到政府的财政政策也是这轮CPI不断攀高的主要推手这一点。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甚至在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阐释中，当人们论述在任何一场经济危机后西方国家政府的救市和扩张性宏观政策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事实时，其理论逻辑一般是说，巨额政府财政赤字，会导致央行货币超发，最后传导到消费品物价上，表现为CPI上涨。这也是后凯恩斯学派的一位重量级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生前所坚持多年的一个基本观点。

我最近的思考发现，在当今中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并不能把明斯基的这一理论简单地应用于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现实。由于最近两年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实际上还不算太大（两年1.95万亿），且 200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5条和第30条实际上又禁止政府向央行透支的方式来弥补其预算赤字，人们可以认为近两年政府的财政赤字并不是央行“货币超发”的主要原因。但是，这决非就证明了政府的财政不是这一轮物价水平普遍上涨的主要推手这一点。简单说来，目前中国内部的宏观动态机制并不是像明斯基所阐释的那样是通过政府巨额财政赤字→货币超发→通货膨胀→CPI普涨这样一个宏观作用链条来工作，而可能是通过一个微观机制链条而直接推动CPI上涨的。

我初步判断，政府的财政政策推高CPI的基本作用链条大致是这样的：政府工薪税、增值税等生产企业种种税收的增加→企业产品成本增加→产品批发价格上升→政府各种运输业和商业的营业税、消费税的快速增加→CPI上升。

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和数据验证这一猜测显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我们这里至少可以辨析出以下事实：暂不考虑近些年企业直接税收快速增加对生产企业产品和劳务成本推高的因素，单从2010年全国7.32万亿税收收入的构成来看，不计进口商品的消费税，2010年消费税为6072亿元，占整个税收的8.3％。如果再加上进口商品的增殖税和消费税1.05万亿元，整个与消费有关的税收（不计国内增值税）也高达1.66万亿元了。如果考虑到增值税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消费税，那么全部与消费相关的间接税收就达到3.77万亿元，已占全年税收的51.6％了。

正是因为流转环节的间接税是如此之高，导致在中国生产许多名牌产品（如茅台酒、ecco鞋、Samsonite旅游箱等）在中国商场的价格要比在许多发达国家普遍要高很多。另据国内研究税收的专家一项新近的估算，在目前在中国商场出售的100元的女性化妆品中，就有14.53元的增值税，25.64元的消费税，还有4.02元的城建税。单这三项，就占整个女性化妆品零售价格的44.19％了。如果再加上生产和运输环节的政府税收，比较保守的说，在100元的女性化妆品中，至少有超过50％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说，政府税收对女性化妆品的最终价格至少“贡献”了50％以上。

另外，也有专家测算过，在一件500元的女性时装中，大致政府要征85元的增值税和65元的营业税，光这两项加起来，就超过一件时装价格构成的30％了。如果是进口的时装呢？还要加关税和其他消费税。即使在国内生产的女性时装中，加上生产环节、运输环节和销售环节中的各种直接税和间接税，政府的税收在一件女性时装的最终价格中又占多少？一句话，政府税收这样高，且每年大致都在以GDP两倍甚至三倍的速率高速增长，中国的CPI还不会越来越高？

理解了各个环节的政府税收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而是消费品零售价格的主要构成和贡献因素这一点，就会发现目前中国决策层的宏观政策是多么“inconsistent”（自相矛盾）了。一方面，面对2010年下半年不断攀高的CPI，央行已经11次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目前已达21％的历史高位）和4次提高基准利率了，另一方面财政和税务部门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却仍然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几乎得不到任何控制和制约。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5月12日发布的一则官方新闻稿，今年1到4月份，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船舶吨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已高达2.628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3.2%。其中，国内增值税增长13.7%，国内消费税增长57.7%，营业税增长37.9%，企业所得税增长41.1%，个人所得税增长21.8%，车辆购置税增长63.5%，海关代征进口税收增长56.3%。这么高的税收增长速率，到底是有助于抑制目前的CPI上涨势头，还是在实际上继续推高现在和未来的CPI？

再说，目前通货膨胀率持高不下，居民储蓄实际为负利率，而居民收入又没有大幅度增长，因而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正在下降，在此情况下，政府不考虑减税而补偿低收入家庭所实际交付的“通胀税”，反而只考虑自己财政收入目标而超高速地猛涨，这难道是公正的？又符合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

发改委这个新时期的“大计划经济委员会”，要真想控制中国物价的上涨，难道不应该约谈一下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制造通货膨胀的最大罚单，发改委又应该开给谁？

（本文作者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和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术著作主要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与哲学》、《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经济学如诗》、《思辨的经济学》以及《市场、法治与民主》等。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中国在过去十年内经历了GDP两位数字的增长，去年更是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值得庆贺。但是，中国国内却是一片忧心忡忡。除了一些通常的担忧因素，诸如收入分配、房价、环境恶化、食品安全危机、医疗卫生的安全性以及高昂的医疗费用、教育成本迅速上涨等等，还有备受关注的通胀问题。

这一长串问题反映了中国增长模式的特点。通过灵活多样的激励机制“招商引资”，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短期内可以对GDP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这种模式削弱了家庭的消费能力。当投资完成以后，国内需求却不足以支持这种投资。因此，出口成了支持这种“招商引资”模式的关键。

投资模式导致了众多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比如，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和房地产泡沫就是两个最明显的后果。为了给更多的投资进行融资，政府必须不断增加收入。通过税收、收费和房地产销售，地方政府增加了收入，但却削减了家庭的收入与购买力。地方政府实际上就像站在一台无法停止的跑步机上，需要不断增加收入，为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筹集资金。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土地价格不断上涨，从而导致了全国大范围的房地产泡沫。

投融资的紧迫性，降低了政府为诸如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经常性支出融资的意愿或能力。腐败渗透到了教育和医疗行业，从而造成了家庭在这两个关键方面无法预测的支出和花费。这种不可预测性造成了家庭的恐惧，抑制了消费。

地方政府把GDP和财政收入放在了产品安全的前面。当问题发生，地方政府就会受到保证GDP增长数字的驱动而保护问题企业。即使产品存在巨大缺陷，企业也很少会被关闭。企业之所以会主动冒险，就是因为损失极为有限。中国的政治激励其实是和产品安全相悖的。

通货膨胀是这种模式最新的后果。除了收入，地方政府一直在最大化借贷，来进行超额固定资产投资。这推动了过去几年货币的巨额增长，从而导致了今天的通胀。

出口模式途穷难返

中国的出口在过去10年内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从2490亿美元增加到了1.579万亿美元。巨额的出口增长是维持投资热潮的主要因素。中国的家庭消费与GDP总量之比从两年前的55%下降到了现在的三分之一。其下降力度无法支持过去10年的消费热潮。而出口收入就不同了。因此，中国模式需要依赖全球出口需求。

如果发达国家经济不增长，中国的出口就无法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例如，如果中国的出口增长在最近十年放缓到每年10%，那么投资增长率就要下调一半才能与之匹配。

中国已经准备好了面对未来出口增长明显放缓的可能性。除了追求量的增长，中国还应该致力于提高出口价格。这种战略很有可能起作用。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发达的基础设施来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因此，中国可以实现价格提升。

没有地方政府会欢迎提价策略，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生产转移到中国其他地方。中央政府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协调作用。关键是要取消地方政府补贴出口生产的权力，例如，规范工业用地价格和税收优惠政策。

减税收、增利率、降房价

近十年来，中央政府一直表示，希望让经济转向以消费为导向，实现经济再平衡。家庭消费在新兴经济体国家通常会占到GDP总量的50%。中国的情况太极端了，不可能轻松调整。中国必须制定目标，使消费占GDP的比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比。关键在于增加家庭收入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降低大项目(如住房、教育、医疗等)的价格。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政府必须立即进行以下三项转变：

——政府应该把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45%削减到25%。较高的个人所得税通常是为了实现财富从高收入人群到低收入人群的再分配。但是，中国的高税收负担主要落在了中产阶级白领身上。中国高收入人群根本不怎么缴税。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企业，来负担其个人开销。他们的个人所得税率就等于企业所得税率，也就是25%。这就是中国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如此低的原因。过高的税率只会削减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不降低税率，促进消费只能是空谈。

并且，中国应将增值税率从17%下调到12%。在中国，增值税就是消费税。17%是世界最高的此类税率。高消费税与投资最大化模式是一致的，都把收入从家庭转移到了政府。如果政府真的希望改变发展模式，增值税就要降到合理的水平才能鼓励消费。

——政府应当立即通过把储蓄利率提高两个百分点的方式，消除负实际利率。负实际利率将金钱从储户手里转移到了借贷人手中。跟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中产阶级都是储户，而国有行业和企业都是借贷者。负实际利率就是一种中产阶级税。这对经济发展不利，而且极不公平。

在经济理论中，利率等于人均收入增长率。其他经济体在经历高增长率时(如日本、韩国和台湾)，其利率接近人均收入增长率。这样可以防止泡沫的形成，让储户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过去八年，中国年名义人均收入增长率大约为19%。在高增长时期，中国存款利率几乎为零。中国家庭存款占到了GDP总量的大约80%。这样就少付了储户相当于超过GDP13%的利率，2010年约为5万亿元人民币，这是国有企业全部利润的2.5倍。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对待储户像中国这么糟糕。

由于中国国有行业是最大的借贷方，所以中国把利率调整到公平的水平将是不可想象的。政府至少应该做到的就是消除负实际利率。这至少不会把钱从储户手里拿走。中国的税率政策不应该是一种把钱从中产阶级手中抢到富人和权贵手里的抢劫行为。

——中国应把房价调低到全球平均水平，也就是每平方米的价格不应该超过两个月的税后收入。政府已经讨论了三年房产价格降温，但却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市场最终冷却了下来，但这是因为通胀迫使货币从紧。但是，房产价格还是太高了。降温不足以使之成为中产阶级的产品。房地产最多只是有灰色收入的人以及投机者的产品罢了。

当前的共识是要建设经济适用房来减少社会不满情绪。即使这项策略成功了，也难以促进社会和谐。中产阶级应该能够买得起商品市场上的房子。如果负担不起，中产阶级就不是真正的中产阶级。如果一个以各种标准评判都很成功的白领，在工作10年之后仍然买不起房子，那么这个市场和经济就真的出了问题。

很多人争论说房价是市场现象，政府干预无法起作用。这种论调是不正确的。政府拥有所有土地，在理论上代表全体人民。土地成本和税收占了全部售价的一半以上。中国房地产市场是政府的产物，而不是自由市场的产物。

控制房价的一种简单方法就是控制投机。当前的需求被投机需求放大了。负实际利率就是推手。不过，高资本收益税将把投机需求维持在很高的水平。政府应该征收50%-90%的资本收益税，而不是征收房产税，来控制投机。这能够直接针对炒房者，而不会影响最终的房屋使用者。为什么执行就那么难呢？

医疗和教育改革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医疗和教育应该是人民可以负担得起的。但事实上，医疗体系的不确定性给人们带来了恐惧和担忧。人们永远无法知道会花多少钱。实际上，如果一个人患了重病，那么他或她的家人就只能任由医院摆布了。正是这种担忧吓得人们不敢再花钱。

政府控制的系统并没有为人民服务。我怀疑国有制度内的改革将是不够的。最好是能引入竞争机制。应该允

 

 

 

原文链接：http://21ccom.net/plus/view.php?aid=30752 

     富者愈富，贫者欲贫的现象，使基层民众错将制度原因造成的不合理现象，看做市场经济的过失（这种想法由来已久，几成教条）。 企业家或创新的力量在制度获利者和基层民众的双重打压下， 投资和创新的欲望被消磨殆尽，社会财富的产生也逐渐停止，经济体正常的发展更新几乎停滞。  

     接下来我们或许可以看到；普遍缺乏常识的民众由于过多的失去和被盘剥（相比于劳资双方的博弈，隐性的间接税收可谓稳坐泰山。隐形税收的获利者摇身一变成为基层民众的保护者，而其几乎毫无节制的增长，恰恰是扼杀包括基层民众和企业家创新、创业活力的主要原因），基层民众态度游移不定，他们被迫停留于眼前利益的争夺。很多时候，很多场合沦为各类激进者，由此，国粹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者齐齐地粉末登场。  

     如果制度的制定者及获利者不能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发展的问题，不正视人性的弱点，有针对的采取相应的引导措施来制约，相反利用人性弱点，则很容易举起激进主义、国家主义的大旗来转嫁自身缺陷早就的后果。毕竟中外历史曾不止一次的这样发生并成功过。 而人们也将再一次被迫体会大变革的含义！

转载：刘瑜：民意与伪民意

 

 

 

 

 

《财经》

　　在我听到的各种为大跃进辩护的言论中，有一类是这样的：当时人民的积极性很高啊，大炼钢铁一拥而上，人民公社热火朝天，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那是民意！

　　对，还有人在给大跃进辩护，话说这是21世纪。

　　同理当然也可以运用于反右，文革等。如果我们能穿越时空隧道，跑到1957年10月的中国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要不要引蛇出洞揭批反动右派，测验结果多半说是“要”。或者穿越到1967年1月去做一个民意测验，问民众应该不应该修理 “走资派”，给他们戴高帽游街批斗，估计民意也会万众一心地说：应该！岂止“应该”，他们还会在调查表里找有没有“再踏上一万只脚”这一选项。

　　不奇怪。1936年到苏联去，大清洗也是民意。1939到德国去，打波兰也是民意。

　　现在，假设我们是一场选美大赛中的裁判。主持人指着台上光芒四射的美女宣布：“你们有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A，或者A，或者A。”

　　哇，琳琅满目耶。

　　什么？你想选择B？好的，谢谢你选择A。什么？你想选择B？好的，谢谢你选择A。

　　有一种民意叫伪民意。在一个多元意见、选择自由不可能的环境里，民意只能被认作是伪民意。即使它是真民意，你也无从知道它是不是真民意。

　　伪民意未必是假民意。它未必是数据舞弊，比如把35％的支持率用橡皮擦擦掉，改成95%。它也未必全然是政治恐吓的产物，虽然恐吓往往是其要素之一。在特定时刻，人们可能是真心地想要大炼钢铁、搞人民公社、支持大清洗、支持军国主义。1958年，当公社社员坐在堆出来的麦地上拍丰收卫星的照片时，观察他们脸上的笑容，笑得那可是货真价实。1966年，当红卫兵们将皮鞭抽向地富反坏右时，他们眼里的熊熊怒火，肯定也不是伪劣产品。

　　鉴定民意的真伪，标准不在于民众选择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诚，而在于他们在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观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没有自由讨论基础的民意，就象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风的树，长歪了毫不奇怪。如果美女A盛装在镁光灯下从观众面前惊艳地飘过，而美女B只能带着口罩站在舞台后方黑漆漆的角落里。就是百分之百的观众百分之百真诚地选择了美女A为选美冠军，那能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镁光灯质量不错，以及那个口罩还挺严实。

　　最近我读到一篇关于“中国人民主观”的文章，就给我这种印象。这篇文章告诉我们，调查显示，中国人的民主观是“家长式”的，而不是“自由式”的。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看来，领导为老百姓着想，那就是民主了，民众自己犯不着参与到政治决策过程当中去。民众自己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那是“自由式”民主，咱们不吃那一套。

　　既然是民意调查的结果，那数据肯定错不了。问题在于，如果被调查者天天生活在家长式民主里，每天听到的都是家长如何可亲可信可敬，却从未见过其它式民主长什么样，信息不对称不充分，这样的调查能说明什么呢？你说，让你选你爱吃猪肉还是爱吃恐龙肉，你怎么选呢？

　　小说《美丽新世界》里，福特纪元的统治者发明了一种“睡梦教育”，就是在本国人民睡着时不断地向他们广播重复信息。比如，“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苹果是个坏东西”……等睡梦中的人们醒过来时，他们会伸着懒腰揉着双眼，喃喃自语：苹果是个坏东西。

　　当然制造伪民意不仅仅依靠宣传，还可以依靠贿赂：凡是选择A的，可以得到夏威夷浪漫之旅机票两张哦。还有煽情也很重要：从前，有一个美女叫A，她来自于一个贫苦家庭，而另一个丑女叫B，她的爸爸叫李刚……

　　1953年9月的政协会议上，梁漱溟发言批评政府的农村政策，说工业化大刀阔斧，农村却被忽视，毛主席听了很不高兴，说梁是野心家、伪君子、以及“用笔杀人的杀人犯”。不知好歹的梁漱溟较起真了，非要把事情讲清楚，说要看看毛主席有没有把话听完的雅量。毛主席还没彻底表态呢，台下群众不答应了：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停止他的胡言乱语！……梁漱溟赖着不走，不肯下台去，固执地跟毛主席要“雅量”。最后，会议只好用举手表决的方式来决定他是否有说下去的权利。

　　表决结果是什么呢？给大家一个提示：建国前三年，大约有两百万反革命分子给咔嚓了，在此次政协会议以前，有过镇反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批武训运动，土改中的批斗运动和诉苦运动，延安整风中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抢救运动，苏区的镇反运动。现在，你们猜，这次表决结果会是什么呢？

转载：陈丹青：鲁迅是谁？——写在鲁迅逝世七十周年

 

原文链接1：http://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92720124.html

 

2006年10月14日在上海图书馆讲演

　　大家好：

　　这是我第三次谈论鲁迅先生了。每次都是又恭敬，又有点紧张。昨天特地剃了头，换双新皮鞋。我不会当场讲演，讲到鲁迅的话题，尤其郑重，总要事先写点稿子才能自以为讲得清楚一些。下面我按着稿子念，再作些发挥，请诸位原谅。

　　（一）

　　鲁迅先生的纪念会，七十年来不知开过多少次了。在中国，鲁迅至今是个大话题。

　　粗略说来，从鲁迅逝世的1936年到1949年，鲁迅话题为民族革命问题所缠绕；从1949年到八十年代初，鲁迅话题则成为准官方意识形态，在大陆无人敢于冒犯，在台湾被长期封杀。总之，“鲁迅话题”是百分之百的“政治话题”。

　　八十年代中期，鲁迅话题逐渐被移出政治祭坛，挪进学术领域；九十年代迄今，官方对鲁迅话题开始了沉默、回避、冷淡的戏剧性过程。二十多年来，举凡重要的国家话题和政府语言，不再能够，也不再打算从鲁迅那里盘剥搜寻任何说法，鲁迅话题的庞大利用价值似乎走到尽头，由“在朝”转向“在野”，随即在学界与民间展开“鲁迅争议”，王朔，是这场争议的发难者。

　　到了新世纪，“鲁迅争议”衍生了“还原鲁迅”的愿望。就我所知，不论是鲁迅的“捍卫派”还是“质疑者”，近十余年出版的鲁迅专著大幅度抛弃官方意识形态尺度，试图描述真实的鲁迅。旧史料出现新的解读，一些新的史料披露了。其中，最可注意的声音来自鲁迅后代：先有2002年周海婴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后有2006年海婴先生大公子周令飞同志在交通大学的一场讲演，这位鲁迅的长孙直截了当问道：“鲁迅是谁？”

　　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最为激烈而讽刺的发问。这一问，宣告七十年来我们被告知的那位鲁迅先生，面目全非。

　　（二）

　　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几十年来，中国历史远远近近的大人物几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而鲁迅的被扭曲，是现代中国一桩超级公案。从五十年“政治话题”到近二十年的“鲁迅争议”，中国毕竟有所进步了，今天，鲁迅的读者有可能稍微接近鲁迅生前的语境。

　　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还原”。

　　鲁迅先生的寿命是五十多年，他死后被政治化也有五十多年；鲁迅著作是一份遗产，被极端政治化的鲁迅是另一份遗产。鲁迅的幽灵、鲁迅的读者，七十年来始终在两个鲁迅、两份遗产之间游荡。

　　这是鲁迅公案的一面。另一面，我们看看西方。譬如但丁、蒙田、莎士比亚、歌德、黑格尔、托尔斯泰、尼采、马克思……都是巨大的历史公案、文化公案，他们在身后被不断解读、塑造、发掘、延伸。他们属于不同的国族和时代，但不属于政权；他们对文化与政治发生深远影响，但从未被现实政治吞没；他们的主张阶段性过时了，因为后人接续了他们的文脉；他们历久常新，因为他们早经熔铸为文化之链与历史坐标。

　　鲁迅身后的命运正相反：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头牌，但始终抵押在政权手里；他对现实政治其实毫无影响，却沦为政权的超级打手；他被悬置，但难以过时，因为他身后既不曾出现、也不可能出现等量齐观的人物；因此他历久长在，不完全由于他著作的影响，而是最高规格的孤立状态；他的全集一版再版，但与当今文化难以建立活的关系——相比被封杀、被遗忘，鲁迅身后的命运与处境更其诡谲，更其悲哀。

　　七十年来，鲁迅墓前曾有无数革命者或权势者的鲜花，近二十年，煞有介事也罢，发乎内心也好，官方与民间不再主动拜祭。鲁迅清静了，不再被利用，也不再被供奉。这种暧昧的冷漠和前五十年炙手可热的“鲁迅政治”一样，都是反常与变态，是历史的冻结。目前这份已告冷却的鲁迅遗产，仍然是官方撤除之后的官方遗产。

　　九十多年前，鲁迅的大愿是“救救孩子！”今天，孩子们的命题可能是：“救救鲁迅”！

　　（三）

　　鲁迅身后的所有话题，是鲁迅先生的问题还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是鲁迅的问题，他的遗作俱在，要争议就争议，不愿读就不去读，无所谓还原不还原；如果这是我们的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还原鲁迅？怎样还原？有没有可能还原？

　　我想来想去，答案是：一，问题出在我们；二，鲁迅很难还原。三，要还原鲁迅和无数历史人物，有待于“我们”发生根本的变化；四，不论是良性的、恶性的、还是中性的，不论与鲁迅有关系还是没关系，这种变化的过程会很长——可能需要另一个七十年——但眼下这变化已初露端倪。

　　所以重要的不是鲁迅，不是还原，而是“我们”的变化。

　　以下试着扼要谈论鲁迅为什么难以还原，为什么这“难以还原”是我们的问题。最近，香港凤凰台就鲁迅逝世七十周年来访，给我一组关于鲁迅的质疑。有的早就听过，有的闻所未闻。记忆所及，仅举如下数端：

　　1，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2，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3，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攻击斗争的恶习？4，怎么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5，鲁迅的名句：“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是否助长了中国人的恶？

　　在半小时访答中，我无能展开谈论，现在顺着问题想下去，我清清楚楚看见，问题在我们，在那份鲁迅政治的遗产。

　　其一，鲁迅可以商榷吗？这是典型的奴才思路，是极权文化才会提出的问题——所有人物与思想都可以“商榷”，理应“商榷”，但我不用“商榷”这个词，那是中国式伪争论的代用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当“商榷”二字得以流行的年代，正是抹杀批评，禁止怀疑的年代，我们是思想被封锁被掐灭的几代人证。

　　其二，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我的回答是：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

　　其三，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文革期间人们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阿弥陀佛！这样的问题需要回答么？有趣的倒是看看别的国家、别的时代，文学家思想家怎样骂人——我不认为这是骂人，反而指为骂人者，真是一种骂。但既是谁都用这个词，姑且从众吧——太远的例子不去说，仅看比鲁迅略早、略晚，或大致同期的人物：有人问福娄拜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继续诅咒我的同胞，向他们头上倒粪便；托尔斯泰一辈子骂人，谁都骂，骂皇帝和教主，骂莎士比亚和尼采，骂前辈赫尔岑，骂老朋友屠格涅夫，当然，也骂他自己；尼采的咒骂则指向整个基督教世界，他说，天下只有一位基督徒，那就是耶稣，而“耶稣教”是两千年来欧洲最大的政治……在中国，应该为温柔敦厚的良人们编一册世界文豪骂人史，虽然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发生过文革，那样人整人。

　　这种人整人的恶习、模式、话语方式，在三十年代的左翼内部已经发难，成为五四百家争鸣的异化。八十年代出版了鲁迅论敌骂鲁迅的大部头史料，九十年代有一部书叫做《鲁迅：最被污蔑的人》，历历举证鲁迅被谩骂被围攻的史实。这里仅举一例，即在新中国文艺牌坊中仅次于鲁迅的郭沫若同志，即曾公然宣判鲁迅为“双重的封建余孽”。当郭同志出口定罪前，他自称几乎不读鲁迅的书。

　　其四，怎样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是的，我们这代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子民。但不要弄错：从六七十年代的《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通栏标题读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和二三十年代在秘密书刊以及文人写作中读到同一句话，是两种读法，两种后果，两回事。是的，鲁迅曾是左翼阵营的大将——在他的时代，世界范围激进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十之七八选择左翼立场，譬如法国人文人阿拉贡、西班牙画家毕加索、意大利导演帕索里尼、彼德鲁齐等等，不仅左倾，而且是准共产党员——当“双重封建余孽”鲁迅先生晚期靠近左翼，模写“无产阶级专政”这句话，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再三目击“无产阶级”青年肝脑涂地，被枪毙。但及早道破左翼内部的虚伪、狡诈、霸道、浅薄，同样也是鲁迅。为什么呢？

　　因为其五，鲁迅“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这句话居然“助长了中国人的恶”，且不说此话通不通，这是什么逻辑？莫非此后至今遍中国滔滔不绝的恶人们在作恶之前，都曾请教过鲁迅的著作么——恶意，分两种，一种是自知其恶，一种竟出于所谓“善意”，若是今天还有中国人以这样的“善意”去责难鲁迅，这善意，在我看来就是十足的恶意。

　　不过以上的问，以上的答，都愚蠢，那是一笔现代中国是非观的胡涂帐，是不值一谈的常识问题。可资详实对照的是鲁迅时代与我们时代的差异，这差异，才是还原鲁迅真正的难处。

　　（四）

　　以下粗略排列一组时代背景、社会指标与文化形态，藉以提醒我们为什么难以还原鲁迅。

　　鲁迅青年时期，中国有大清政府，有康梁乱党，有孙

转载：谢作诗：凯恩斯主义救市措施只是转移矛盾

(谢作诗 浙江财经学院教授；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链接：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fhzl/20100917/2632467.shtml

 

       同学们，我选择在开学第一周给你们做这个讲座，你们知道我的用心吗？今天晚上，我给你们做讲座，崔院长主持，你们要知道我们的良苦用心。万事要把头开好，一开学，大家就要立即把心收回来，进入到学习的状态中去，这样，这一学期才会是一个丰收的学期。每个学期都是丰收的学期，你们的大学四年必然是丰收的四年，你们的人生必然是丰收的人生。

       我选择“话说天下大势”这个题目。选这个题目，是希望有更多的同学感兴趣，听得懂。

       说未来，我们首先需要知道过去。过去是我们理解现在和未来的一把钥匙。

        让我们把目光回溯到20年前。那个时候，你们中的不少人还没有出生呢。就在你们出生不久或者即将出生的时候，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IT革命，另一件是柏林墙倒塌，众多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轨。IT革命使得供给端更加有效率，柏林墙倒塌二十五亿廉价劳动力融入到世界市场，这二者共同稳定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和商品价格，使得美国扩张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没有通货膨胀美国于是可以继续扩张货币。因此有了美国长达十几年的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不仅仅是美国，整个西方世界都实行低利率政策。日本最为典型，差不多整个二十年都实行接近零利率的货币政策，然而经济并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表现出通货紧缩。以致货币理论大师弗里德曼对于自己的货币数量论都产生了怀疑。

       说到货币过度发行，其实没有通胀仅仅是过度发行货币的有利条件，超发货币背后的激励机制则在于当今世界的政治体制。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都不是终生制。在这样的制度约束下，政治家们考虑短期一定胜于长期的。能够超发货币而没有通货膨胀，任何人都会超发的。其实，超发货币和财政赤字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今天，欧洲闹出了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的财政赤字也成大问题，原因也都在于当今的政治体制。当我看到超发货币时，我就想到了财政赤字，而看到各国的财政赤字，我又想到了超发货币。其实是一个问题，难道不是吗？

       民主有一万个好处，但是也有一个坏处，就是领导人会讨好选民。今天西方世界福利主义盛行，财政赤字高得令人咂舌，就是民主的代价。当然，我没有说民主就不好了，只是我们要知道凡事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民主制度也是有其利和不利一面的。我没有说非终生制就不好，只是非终身制也有它的不利的一面。没有什么奇怪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民主肯定是好东西，但是民主的问题是深学问，不是那么简单。什么事情应该投票，什么事情不应该投票，又该以怎样的程序来组织投票，都不是简单的问题。

       毫无疑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理论的最大问题，是对于经济波动的性质没有从根本上弄清楚，只是从表象出发做就开始了经济分析。这个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只看到了宏观调控的好处，却没有把宏观调控的代价纳入到分析之中去。

       问个傻问题：一百年前，人们一顿吃几碗饭？大约两碗吧。今天人们一顿吃几碗饭？还是大约两碗。这带来一个有趣的话题：假设今天的经济结构(产出结构和消费结构之总称)还是如一百年前，那么会是怎样的后果？答案是：一定会生产过剩，通货紧缩。因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劳动生产率高出一百年前不可以道理计。同样的资源，生产出的将是吃不完的粮食。今天我们30小时便可以生产一台汽车，但这样一台车我们可以开多少年？少说十多年。

       是的，这是一个生产能力超过了消费能力的时代。然而为什么生产过剩、通货紧缩并没有成为经济的常态？恰恰相反，虽有波动，但人类是在近、现代才真正进入了高增长时代。

       原来，说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是说人类对于同一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是有限度的。但是当新产品和劳务被发明的时候，又会形成新的需求，就不能说生产能力总是超过消费能力；人(对新产品和劳务)的欲望永无止境。是故与经济持续增长相伴随的一定是产品和劳务的极大丰富，与经济持续增长相伴随的一定是经济结构(产出结构和消费结构之总称)的改善。

       当新的技术发明了，新的产品和劳务出现了，就会形成投资，产生就业和收入，收入的增加又会带动消费和新的投资与就业，经济于是走向繁荣和高涨。新的市场的发现、城市化、工业化，一切新的增长机会都会以这样累进叠加的方式制造经济繁荣和高涨，但是经济最终又都会因为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以衰退和萧条而告终结。反过来也一样，经济在走向衰退和萧条的过程中也有累进叠加效应。人类经济就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运动中螺旋式增长的。

       这种累进叠加效应决定了经济在向上走向繁荣和高涨的过程中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向下走向衰退和萧条的过程中也容易发生过度调整。这也意味着政府利用需求手段进行一些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干预只是要消除累进叠加造成的过度调整，不可以企图通过政府人为制造的需求永久地解决掉生产过剩的矛盾。经济向上或者向下做调整，不是经济现在出了问题，而是经济过去出了问题。调整其实是经济自我康复和修正的过程，不能不让经济康复和修正。

       经济的周期波动是有物的内容的，决不是什么心理规律决定了的。企图通过需求管理去烫平经济周期，这是无知无畏的感情冲动。是的，除非我们能够让新技术、新产品和劳务连续、均匀地发明产生，否则我们就必须与经济周期波动相伴随。就算能连续，又怎能均匀？

       说到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不能不让人想到我们的治水。大家知道，在河南境内的部分地区，黄河河床甚至高出地面三层楼。这就是我们的治水办法：水来了，就加固堤坝，加高堤坝。我们骄傲得很，人定胜天，治水成功，治理了水患。可是问题在于，我们不可能把堤坝垒得来下游高过上游吧。总有一天，堤坝是不能再加高的，但是那一天，老天却还会下大雨的，怎么办？水浒传写了梁山八百里水泊，今天这水泊没有了。好些人以为这是小说作者的虚构。但是近来发现，不是虚构，梁山当时真的就是水泊环绕。今天在梁山方圆很远地方的地下发现了大量的水生动植物遗骸。原来，梁山八百里水泊是黄河改道形成的，而水泊的消失也是黄河改道的缘故。黄河自古就是这样通过自然改道来解决洪水问题的，但是今天我们人为不让它这样做了。本来一些地方是黄河的自然泄洪区，但是今天我们不给了，要在那里建设工业、农业，建立城镇，发展经济。经济是发展了，因黄河决堤而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似乎也避免了。但是，在我看来，这种经济发展、这种人员和财产损失的避免，不过是以未来和子孙后代的福利为代价；我们今天的治水成功，不过是以未来的无可避免的大洪灾替代今天的无数次的小洪灾，如此而已。今人实在太过贪婪，把子孙万代的饭抢着吃了。

        一切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措施所做的不过是重复治水的把戏，所做的只是把矛盾进行转移；一切凯恩斯主义的救市办法也只能是把眼前的这种性质的困难转化成未来的另一种性质的困难。无非是用今天的少失业换明天的少就业，用今天的产出少减产换明天的价格多上涨。

       扩张货币，当然会带来短期的高增长；推行赤字财政，大搞社会福利，把未来的钱叠加到现在花，当然会产生短期的繁荣。正是这些因素的累积作用，成就了世界经济过去二十多年的高增长。问题是这个趋势能够持续吗？过去的短期政策，是不是到了长期来支付代价的时候了？如果这个趋势不能持续，那么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不是就是非常态的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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