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拉开了欧洲新时代的序幕，同时，也拉开了人类新文明的序幕，短短几十年，人类创造的文明就超过了以往几千年的总和，普罗米修斯的束缚已经解除，人类文明进入飞速时代，但同时，也进入更加危险的境地，需要更多的创新和改变，非如此，就不能保住我们已有的成果。

剪刀加浆糊的事实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铁案如山，就是证据确凿，历史容不得假设和猜想，这是柯林武德之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给出的答案，他们是实证派的历史学家、哲学家格林、培根、罗素等等。因为对于黑格尔等传统的唯心主义的反对，实证派在20世纪最初大放光彩。
    实证派把数学和逻辑学引入历史哲学，追求历史事实的考证，证据的收集，历史学家本身的作用被无限压缩，变成了搜集材料的熟练工，很显然，证派因为对唯心主义的彻底反对而走向了另外一端——唯事实主义。
    在人类思想上，“唯”是一个很奇妙的词，它常和“主义”连接起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唯科学主义”、“唯事实主义”……中国人说“唯马首实瞻”，一唯，马首就不再是马首，就变成了圣贤，就凡是马首肯定的都是对的，就凡是马首不肯定的都是错的；一唯，就会无限夸大它所唯的，而忽略了它所不唯的。
    在唯事实主义者的努力下，历史终于变成了剪刀加浆

    土耳其的历史，是世界古文明的一个标本。源远流长的历史和博大繁杂的传统文化，从辉煌的帝国时代到倍受欺凌的近代史，然后再到苦难中的重新崛起。一切套路，无不是世界上所有古文明都经过和要经过的道路。
 
一个古文明的衰落
    改革并不是中国专有的名词，实际上，世界各国，无不是在改革中不断地成长，改革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自然不必多说。介绍各国改革变法的书不少，但真正令人心动的并不多，《沉疴猛药——土耳其凯末尔改革》算得上是其中的一本。
    改革源自于落后，曾经辉煌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这个横跨欧、亚、非，国家版图比忽必烈时代的中国还要大的古老民族，在整个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传统文化的负担使他们在时代的大潮里尾大不掉，毫无悬念地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不变的铁律，土耳其的苦难开始于一战战败，直到1920年签订亡国的《色佛尔条约》为巅峰，论程度，《色佛尔条约》比中国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更加精彩，亡国灭种的命运就在土耳其的

    尽管人类学最初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殖民地人民的血泪，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些航海者们无所不至的脚步，奠定了现代人类学的基础。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长达数年的考察工作，留给后人的，并不仅仅是一部西太平洋民族志，更多的，是他的野外工作的方法，这成了后来所有人类学者的基本方法。

殖民主义求助人类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已降，最老牌的殖民者——日不落帝国不得不面对日薄西山的局面，民族解放运动几乎给英国的各个海外势力都带来致命的打击。倘若没有好的办法来缓解这样的状态的话，日不落帝国将无可逃避地成为明日黄花。所以，英国人找到了人类学——这个因为海外扩张而产生和发扬光大的学科。
    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起源的人类学，正是伴随着殖民主义的海外拓展而产生的。从另一方面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这不能阻止它对整个时代带来的作用，不管是社会科

马克斯·韦伯的石头
    《儒教与道教》最早发表于1916年，是宗教社会学比较论文《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的一个部分，并非独立成书。实际上把《儒教与道教》独立出来成为一本书的，是中文译者干的。所以读这本书，首先要弄清楚这个事情。
    马克斯·韦伯的研究一贯坚持完全的价值无涉，不管是他所处的西方还是对他来说遥远的东方，对他来说并没有两样。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特别是对于中国的许多儒家学者们来说，因为价值无涉并不是中国传统所提倡的方法论，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使他们不能跳出三届外，冷静地去看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而马克斯·韦伯提倡的，恰恰是这种精神，即研究“是什么”，而不是去研究“应该是什么”。弄清楚这两者的区别，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很重要，因为只有明白马克斯·韦伯的方法，才能理解他的著作。
    现代儒家研究者们多对马克斯·韦伯持有怀疑，原因是马克斯·韦伯并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懂汉语，他对于中国历史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的理解，基本

译本流传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于1960年正式面试，而真正摆到中国人面前，则是在三十七年以后，1997年由邓正来翻译出版，名为《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出版。现在大多数人看到都是这个版本。确切地说，邓正来对于这样一部自由主义思想的扛鼎之作的基本理解是没有错误的，但这本《自由秩序原理》并不好看，这不是哈耶克的过错，而是邓正来的问题，同样也是大多数翻译者共有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语法，大量自造的词汇和完全西化的语言结合，导致了整个行文的无比晦涩，很多段落根本不知所云。可能大多数看书的人都会误以为这是专业知识的匮乏和语言风格的陌生造成的，其实全错了，真正的问题在于翻译者对汉语的驾驭不够，结果大量不符合语法逻辑的词汇被生造出来，除了翻译者自己明白之外，其他人全都难得糊涂了。
    在邓正来的译本出现两年之后，杨玉生、冯兴元、陈茅又出了另外一个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名为《自由宪章》。很显然的是，这个译本在语言上要比邓正来的译本

        杨朱之后，有楚人李斯生。李斯生逢大乱大治之世，当是他的幸运，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里，没有比他更得天时地利人和的，一言而为天下法，一身而为百事师，这中国思想者的最高目标，往古来今，能做到的，唯李斯一人。
        李斯是荀子的弟子，和韩非子是老同学，后来学成毕业，做了秦国丞相吕不韦的门客。李斯的思想完全承袭了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他的文章留到现在的不多，最有名的《谏逐客书》，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李斯的辩才，不愧是荀卿的弟子。不过这仅仅是牛刀小试，在后来的数十年相秦的历史中，他帮秦始皇打败六国、一统天下、制定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丰功伟绩，中国任何一个读书人都难以望其项背。但后来的一篇文章，却让李大丞相斯彻底的名誉扫地，这就是《奏焚书议》，这篇文章一出，不但一切的一切成绩全被抹杀，而且还把李斯推上了千古罪人的十字架。
    

        天文地理，风花雪月，本来无情，有情的不过是人。读李商隐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很有些天地不仁的意思，因为有了人的情，天地才有了生命，才有了恨，才有了月圆月缺。
        《史记·天官书》里说“太阴之精上为月”，《广雅》却说“夜光谓之月”，月本来是阙，月满则缺，清朝大才子冒青若说“天道忌盈”，所以不令其长圆。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命太子太孙咏新月，太子说“虽然未得团圆相，也有清光遍九州。”太孙说“影落江湖里，蛟龙未敢吞。”这两句诗朱元璋都不喜欢，因为“未得团圆”、“影落江湖”都不是吉兆。朱元璋不知道月满则缺的道理，强要逆天意，他的太子太孙的江山，终究让燕王朱棣抢了去。
        月在朱元璋这样的枭雄眼里，只是天心的征兆，可在文人志士眼里，却全不是如此。陆机的诗说：“安寝北堂上，明月入我

        花最难写，难在不落窠臼，才如李清照者，也不免有流俗之叹，何况我辈乎？
        天上诸神，以花神最多，《镜花缘》里说天上有一百位花仙子，分管人间百花。武后冬天称帝，命百花齐放以贺，惟独牡丹仙子不肯，遂使天下牡丹尽沦火劫，只有洛阳幸免，所以后来只剩洛阳有牡丹了。不过窃以为牡丹乃花中富贵者，自古富贵者多工馋善媚之徒，何以牡丹独异耳？
        花和美人，皆是天地间的尤物，本是为人欣赏的，李渔说“观群花令人修容”，花本来各有其容，赏花者自然有不同的收获，同是清朝的张潮就说得透彻多了：“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牡丹令人豪”，千古赏花人，张潮当是最能得其神髓者。
        花本如人，不但各有其容，还各有其德，周敦颐说“菊

一
    陈晓旭的一生，注定和黛玉有关。
    从1987年开始，到2007年，整整二十年，陈晓旭在人们心中，只有一个符号，尽管她并不仅仅出演了这么一个角色，尽管她的人生同样充满了悲欢离合，可是这些，都没有人关心。她造就了一个经典，但在另一面，这个经典同样影响了她的生活。二十年里，她为演员，为商人，为妻子，她的事业，她的爱情，她的生病，她的出家，都逃不开黛玉的影子，她的名字前面，永远都带着“林黛玉扮演者”几个字。
    二十年花自飘零水自流，斯人已逝，回光返照的那一刻，黛玉遥呼“宝玉，宝玉……”陈晓旭呢？离恨天外，灌愁海中，她又是什么心境？她放不下的是什么？或者她已经了无牵挂，谁又知道呢？

二
    一个朋友说，“《红楼梦》要重拍了，她看不见了，或许她也不愿意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