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独立宣言》写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为这段话而骄傲，世界也因为这段话而对美国钦慕不已。但是，请别忘了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体验——特别是近代的屈辱遭遇——告诉每个炎黄子孙：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后盾，个人权利是空谈——从出生那一刻就会被打上劣等的烙印，生命可以被随意剥夺，妻女可以被任意凌辱，还妄谈什么“追求幸福的权利”？独立宣言中的这段文字的确震撼人心，但如果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喊出，文字越是壮丽恐怕越像个笑话。与其说世界在钦慕美国的社会理想，不如说世界是在钦慕能美国保障这种理想的实力。哲学上的理想主义再壮丽，终究必须执行中的现实主义。

 

一个成功的群体，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既需要制度，也需要文化（传统）来维系个人与群体、

 

一路神游了辉煌的中国古代历史，也钻进西方经济的肚子把它的前生今世咂摸了一遭，还掰了掰近代以来中国艰辛的转轨之路。不晓得诸位是否还记得，这一切原本都是为了弄明白买房这点事。“百无一用是书生”，读书人要摆脱这个臭名声，就得脚踏实地到现实里去。

 

计划经济时代，城市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是集体给解决的。作为向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一步，国家用商品房制度取代了福利分房制度。开发商从国家那里拿到土地，造好房子卖给购房者，在这个过程中赚点钱。如果造出来的房子没人要，那还要亏钱。造房子的和造机器的感觉也没啥区别，都是属于第二产业。房子在人们的印象中从来都不便宜，因为当时人们收入水平也低。本来一切都风平浪静，直到近几年房价开始暴涨。

 

本轮房地产市场的爆发式增长，始于上海。2002年以前的几年，上海的住宅价格相对于北京、广州、深圳的价格都是偏低的。国家统计年鉴数

 

列强环伺的情况下，在如此广阔复杂的土地上，数以亿计的人们，要在保持整体凝聚力的同时，做彻底之变革，建立起以效率为导向的社会资源配置模式。对一个如此庞大的群体做思想上、体系上的彻底变革，在历史上少有成功的先例。即使成功，也要花费以百年计的漫长时间。变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怎么形容都不过分。遇到的问题，光想想就让人嘘吁不已。

 

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中国在屈辱中被迫做变革，夜漫漫一时不见前路。自强运动、百日维新的失败，让中国明白在旧体系上不可能改变落后的局面，必须做彻底的变革——亦即“革命”——来寻找前路。辛亥革命在上层终结了旧体系的表面存在，但旧体系在人们的思想里，特别是基层民众的思想里，依旧没有大的改变。旧体系中，中国人的基层组织通常是靠某个群体特征来维系的。在地区内争夺资源，靠的是同族；在外做买卖，靠的是同乡（比如有名的晋商）；在朝廷入仕做官，靠的是同学、同年（在同一年的科举中被录取）；军队打仗，靠同乡

 

值得一提的是，英美等领先国家在率先领教了宏观经济带来的苦痛后，总结经验教训，将其变成了经济领域的“核武器”，利用经济手段就可以打垮他国经济，掠夺他国财富。日本、东南亚国家、拉美国家、前苏联国家均曾是受害者。

 

历史真是有意思。以群体、整体角度构建的社会组织模式曾经是最为成功的模式，然后以个体角度构建的模式最能适应时代发展的特点。如今，这两个角度又必须交融起来了。让人想起了中国人的一个词：中庸。

 

事实上，西方世界中从没有停止以群体角度思考问题。英国和美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体系，正是处理群体问题最成功者之一。英国人有这样一种传统，认为暴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不同阶层的矛盾，大多通过协商、结成契约的方式和平解决。他们既坚持个体的利益，又意识到个体的发展必须有赖于群体的强大，愿意适当做出让步来保证群体的发展。于是他们能够协商出大家都能

 

世界从来就是复杂的、发展的。任何企图一劳永逸的努力，都会在时间面前陷入尴尬。当经典市场经济理论趋于完善时，新的发展又将做彻底的颠覆。

 

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出现让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出现了不可克服的弊端。症状是：商品滞销，利润减少，导致生产（主要是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大量增加，企业开工不足并大批倒闭，生产力和产品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社会经济陷入瘫痪、混乱和倒退状态。特别是1929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惨痛的大萧条使得西方社会开始反思“看不见的手”绝非万能。罗斯福的新政用“看得见的手”——即国家干预——拯救了危机。随后，富有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写下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将“看得见的手”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理论化。这部划时代的著作为西方经济和西方经济学打开了新的大门。在亚当斯密思想上发展出来的经典经济学理论被归为微观经济学。在凯恩斯理论发展出来的经济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

 

 

当荷兰进入最强盛时期，西方文明在个人、基层经济组织层面上，已经建立了适应高生产效率的模式。当时民族国家已经普遍建立起来，调配社会资源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这与中世纪的封建割据局面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东方代表性国家早就把这些制度建立起来了，西方只能说还了旧的欠账。在国家层面上，西方文明还有待建立起社会资源配置的先进模式。

 

1776年，英国的一位海关官员亚当斯密写下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系统阐述了适应新生产力的社会资源配置的方式：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自由市场实际上是个自行调整机制，自动倾向于生产社会最迫切需要的货品种类的数量。例如，如果某种需要的产品供应短缺，其价格自然上升，价格上升会使生产商获得较高的利润，由于利润高，其他生产商也想要生产这种产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会缓和原来的供应短缺，而且随着各个生产

 

上一章曾经探讨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宋代以来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那么高，却迟迟无法自动进入现代经济发展轨道？”回答问题还可以有另一个角度，那就是找出“为什么西方文明可以率先进入现代经济发展轨道”。

 

因为西方文明源流从个人出发的思考角度，适应更高的生产力。

 

更高的生产力来自更高的生产效率，更高的生产效率来源于专业化，来源于分工。这个过程马克思已经阐述得很清楚了。不妨再来重温一下这段经典理论：社会生产力提高，产生了剩余产品。有了剩余产品，就有了交换。以交换为目的生产出来的产品，叫做商品。人们发现，专门从事自己所擅长的商品生产，然后去交换，可以得到更多的物质收获。于是，社会分工产生了。社会分工使得众人都去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并不断去提高生产效率。社会生产力得到大发展。

 

 

 

 

表面上看，新生产力来源于机器的运用。中国的近代史大门是由坚船利炮打开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的技术，引进西方的机器，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越加落后的状况。探索者们意识到，西方的领先来自于社会整体，于是试图将西方的模式直接照搬到中国。他们的努力又失败了。后继者们不得不好好思考，从更深的层面去寻找问题的本质。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生产力水平不高，发展速度也比较缓慢。单位生产力之间没有特别大的差别。质量优势不突出，很容易被数量优势所压倒。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生产力得到了很快发展。质量优势开始能够压倒数量优势。效率强于规模。能够发挥更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