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理由有五点：

第一，        从城市化进程的研究来看，土地集约化利用的程度越高，人居占用土地的比例就越低，效果也最好。在城市化进程中，人口从农村进入小城镇，小城镇人口进入县城或小城市，然后小城市人口进入中等城市，中等城市流进大城市、特大型城市，虽然也有越层现象，但总体上这么一个趋势不可更改。从土地实际使用的情况来看，在农村的一户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可以从300平米到500平米，甚至更多，到了乡镇就要减少一半。再到城市，按户均90平米的建筑面积来算，再折算容积率，户均占有土地实际面积已经下降到30平米甚至更低。另外，城市人口集中度高，其配套设施的利用率也在提高，同一公共设施占用的土地差不多，但是提供的服务效率是不相同的，城市越大其效率越高，也越经济。从这一实证研究情况来说，土地资源紧张的问题是就个别城市单体的问题，但从宏观层面来考量，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供应量不仅不应当限制，而且应当增加。这是因为，外来人口包括农村人口逐步进城，它是以相对小的城市和农村人口进城后闲置的住宅用地与公共用地作为补偿的。从数量对比上看，小城市与农村由于集中度低，用来作为居住和配套公共设施的人均土地远远高于大中城市，因此流转出来的土地也会大大高于在大城市占用的土地数量。许多小城镇和农村由于人口迁移，形成空壳村与空壳镇，大量闲置的住宅用地与公共用地可以恢复为耕地，从总量上看，可用土地富余是不断增加的。

第二，        从土地类别来看，临近城市的多种非耕地可以开放住宅建设用地。我们通常讲控制土地使用，其核心是控制耕地移作它用，因为耕地是我们解决13亿人口的粮食来源的基础，这个控制是不可动摇的，也是国家土地政策的核心。但是，耕地仅仅是广义上的土地的一个类别。依据中国的国土资源来看，我们有大片的山区、戈壁、严重缺水的地区，有许多不适宜耕种的土地，数量很庞大，可以满足大量的土地供求关系需求。许多城市依山傍水，非耕地面积很大，我们完全可以放开供应，满足人们的住房开发需求，而不是一刀切。

第三，        从土地使用情况来看，提高城市与城市近郊的土地开发利用率大有可为。在许多城市近郊甚至市内，近些年来大量占用土地建设别墅已经屡见不鲜，其容积率非常低。也有许多土地由于交通等其它配套的公共资源长期不到位，以至于长期不能开发利用。研究国外的别墅建设，通常都安排在城市的远郊区，一般是50公里以外，这对有车族实在不是问题，但国内的所谓高尚住宅区却反其道挤进市区，或在城郊开发建设。这些高尚社区既不能提升人气，也无法积累商气。如果改变这种低效率使用土地的模式，整个住宅用地紧缺状况也会有一定的缓解。

第四，        城市土地的高利用率需要我们从经济发展大局给予积极满足。城市是硕大无比的经济体，就业与商机要比非城市部分高出许多倍。不满足城市的土地供应这样一件事，从表面上看是抑制了占用土地的使用势头，但是从经济全局来看则得不偿失。人不管在任何地方就业谋生，都需要一定的土地供给相满足。我们如果不满足其在大城市的土地供应，事实上，就会把他们创业积极性与生存空间所扼杀。一个就业群体无论在任何城市也都会拥有土地，但是只有在大城市才是土地最经济、最有效率的使用。阻止发展中的城市利用土地，实际上等同于劣币驱除良币，这一做法值得反思。

第五，        适度提高城市住宅容积率可以从总体上减轻对土地的使用，也有利于高位房价的下降。在香港与新加坡，住宅楼层高达40层甚至70层并不少见。我们可以一边增加土地供应，一边适当提高住房容积率，在有限的空间里建造更多的住房，有利于满足城市化过程中的住房需求，当然也有利于高房价的下降，更能有效实现国务院实现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综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