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信，真相是科学昌明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倘若追求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是有价值的，那追求真相就是我们的理性选择。

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当下的社会现实一再颠覆上述原则。谎言无处不在，真相往往无解，甚至我们赖以立身的一些常识，也经常被颠覆！

原因在于，人一定是逐利的，很现实、很无奈，但很必然。谎言所在处，必有动机；真相掩埋时，必有利益！有了利益的土壤，谎言这朵“恶之花”才得以绽放。

不妨粗略地把“利”分为四种，一组是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另一组是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一个人只关注自身利益和近期利益，那就是“鼠目寸光、自私自利”，是得不到群体中其他个体认同的；一个人只追求集体利益和远期利益，当然不现实。大公无私如雷锋者，不也还写了日记等人来看。

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有什么理由可以否定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改革开发30年的成果，一言蔽之，不正是肯定个体追求自身利益合法性的结果？然而，总有个体办不到的事情，修长城、建三峡，没有哪个个体能够做到，因此个体必须依赖社会组织，把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寓于集体利益的追求之中，也是、而且是更多实现自身利益的有效途径。

不妨从家庭这个最基础的“集体组织”来看个体与集体的利益关系。之所以要组建家庭，首先是基于个体繁衍自身基因的原始需要，这是个体除温饱之外的本质需求（同属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中最低“生理需求”）。记得某旅游杂志曾载，在遥远荒凉的西部山区，一个成年妇女必须和两个以上成年男子才能组建一个家庭。原因是当地生产水平极其落后，必须有一个男子负责放羊畜牧、一个男子负责种田耕地，否则生命和种族就难以延续。只有生产水平提高以后，才可能组建一夫一妻的家庭。就是说，个体必须借助家庭这种“集体组织”，才能实现自身的基础利益。二是个体追求更大利益的需要，比如大宗族家庭，其整体“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将远远大于个体以及小家庭，融入其中的个体可以实现更大的利益需求。

又比如“百善孝为先”“无后为大”等，其间的利益因素其实在于个体养老的考量。“父慈子孝”，慈是一定的，是个体自身基因繁衍的需要，一如动物世界；而“孝”，则可确保个体丧失劳动能力以后老有所养——祖宗崇拜也藉此成为必要的手段。在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大宗族家庭中，个体从生到死几乎全部在宗族范围内解决。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产业链的拉长，传统家庭的某些功能开始外部化或者社会化，个体需要与更大、更多的集体组织交往。从家庭到公司，从行业到地区，从民族到国家，乃至全人类。在“全球国际影星”捧场的《建党伟业》中有个细节，陈独秀与辜鸿铭相互不买账——陈独秀思考的是一族一国的利益，辜鸿铭看到的是人类利益，利益级别不同，立场自然有异。

于是，从家庭出发，一方面是利益组织的扩大化倾向，从公司到行业，直抵国家这一目前最有影响力的集体组织；另一方面则是个体对家庭依赖度的降低和个体利益的外部化，从大宗族到小家庭，直抵个体。如果说，个体与大家庭的关系是农业文明的核心关系，那么在今天，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已成为最为核心的关系。

如果说个体利益具有正当性，集团利益、部门利益也应当具有正当性，国家利益、全人类利益具有同样的正当性，关键还在于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如何以合理的机制来实现平衡——只有平衡才能可持续。

再来看眼前利益与远期利益。

这组利益关系就没那么纠结了。

对个体来讲，时间实在是利益的敌人。能够在当下实现的利益，没有人愿意拖到远期实现。

问题在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产业链的拉长，大多数的利益已体现为远期利益。物物交换的利益实现可谓即期化，最现实，风险也最低，而信用货币的出现乃历史必然。如果人人只重即期利益，显然难以支撑眼下庞大的经济规模了。

鼓励理性个体接受远期利益，无非两个方向，一是远期利益要大过眼前利益，一如长期存贷款的利率一定要大过短期存贷款；其二，建立可信赖的信用体系，确保远期利益可预期、可实现，而这点必须由国家这个眼下最重要的集体组织来强力保障。

谎言因利益而生，也必将因利益的调适和平衡而灭。摆明和摆平了上述四种利益关系，无论国家还是个体，就不需要掩盖真相、就不需要那么虚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