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新闻《6教授联名投诉工程院院士涉嫌抄袭剽窃》，再回想起前几天看到的新闻《文怀沙的真实年龄 “国学大师”的荒诞人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人内讧何时休？文人相轻何时了？笔者由此联想到了中国文人的无比悲哀与滑稽可笑：
文人相轻太可悲，
延续千年墓志铭。
文人其实最不“文”，
谩骂成性钓沽名。
孤芳自赏文中字，
权贵视其为垃圾。
至死不明事中理，
情商不及小邓羚。

1、文人相轻太可悲，延续千年墓志铭

从古到今，文人相轻，这是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特色文人生态。似乎称得上文人或自以为是文人的人，他们总有着“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态。在他们的心中，只有自己才可以永远统治和奴役别人。于是，文人之间不是用最直接的方式来打击同类，而是用最毒辣的方式，即用自己的思想或者用对自己有利的思想来腐蚀其他文人，使他们不敢有丝毫的叛逆思想和越轨行为，从而成为逆来顺受的“文奴”。然而，文林不能象武林那样，熟高孰低、熟强熟弱，只需一比试和切磋即可分出雌雄，且胜者与负者在比试后还能成为朋友。因此，文人强弱没有量化标准，只有通过贬低对手、抬高自己（如6教授投诉院士剽窃，学者李辉日前撰文公开质疑“国学大师”文怀沙欺世盗名等）的方式来达到奴役他人的目的，文人相轻也就千年“传承”下来，但历史留给相争文人的不是纪念碑，而是墓志铭。

2、文人其实最不“文”，谩骂成性钓沽名

文人本来是文明、文雅、斯文的“文”称，然而，上下五千年，悠悠朗乾坤，从春秋战国到现代，文人之间的诋毁、贬损、诘问、发难甚至谩骂，似乎从未间断过，他们唇枪舌剑、口诛笔伐，恨不得用口水与墨水把对手淹死而后快，如当代文坛恶棍子韩石山像疯狗一样，见谁骂谁，谁红跟谁急，又如鲁迅、郭沫若、胡适、梁实秋、林语堂、沈从文、张恨水等人之间的相互谩骂，我们今天看到的王朔骂金庸、余杰骂余秋雨、韩寒骂白烨等，无不让人心惊肉跳。其实，骂人者美其名曰“批判或文学批判”，实则与文盲骂街一样，别无二致。为什么从古至今的文人会谩骂成瘾呢？他们是想利用同类的尸体架桥，沽名钓誉而已。

3、孤芳自赏文中字，权贵视其为垃圾

中国的文人，似乎特别钟爱与欣赏自己的作品，所谓“惜字如金”、“字字珠玑”就是他们孤芳自赏的真实写照。但在权贵的眼中，文人写的东西，不过是垃圾而已。更有甚者，由于恶心而诛杀垃圾制造者。如明代时期，杭州教授徐一蘷在进呈皇上的贺表中，写了“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几句自鸣得意且歌功颂德的话，本想拍拍皇帝的马屁，可朱元璋看了却大怒：“生”者僧也，暗指我曾当过和尚；“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于是下令把徐教授杀了。又如秦始皇收养儒生，本来是为了辅助自己安邦治国，可不料儒生们却反而直言反对自己的治国政策，批评他“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这使得秦始皇怒火中烧，于是下令坑杀全国４６０名儒生于咸阳，全国史书除《秦纪》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民间《诗》、《书》、百家语也被付之一炬，要不是有漏网之鱼，后人差点不知道孔子是谁和什么是儒学思想。这既是中国历史的遗憾，更是中国文人的悲哀。

4、至死不明事中理，情商不及小邓羚

俗话说：读书靠智商，办事靠情商。从目前的许多高才生、名牌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来看，此话说得相当正确。原因是：智商使人知晓学理，情商使人明白事理，文人的思维中往往少一根筋。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文人似乎智商很高情商很低，或者说是智商高分情商零分。正因为如此，历史上出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文人故事。如前所述，秦始皇坑杀的均是高智商低情商的儒生；又如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大臣崔杼杀了国君，太史据实记载其“崔杼弑其君”之事，为此被崔杼杀掉了。太史在临死前都没有相通，他认为自己恪尽职守把这段历史如实记录下来有什么错，可崔杼不这么想问题，他弑君之举原本属于大逆不道的勾当，太史偏要“如实”的记载下来，岂不是让后人唾弃自己吗？太史被杀的史实，让人联想到非洲草原上遭遇追杀时的小邓羚，它们不是按部就班的跟队、前行，而是因地选择最适合自己摆脱追杀的方法与路径。若太史与邓羚比较生存技巧的话，真是“至死不明事中理，情商不及小邓羚”。

中国文人，何时才能和谐？中国文人，悲哉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