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北京人居的吉光片羽

陈雪根

1，胡同里的四合院

四合院一直是北京建筑文化的典范，也是北京人津津乐道的居住方式。在北京人眼里，皇帝老儿可以变成张姓，李姓，但四合院不能变，变不得。变了，北京就不是北京了。但在外人眼里，没有什么不能变的，“破四合院”有什么好的？！

其实，北京的四合院并不是一模一样的，而是千差万别的。不能变的只是那些住过某些名人，或者发生过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或者建筑艺术上颇有特色又保存完好，周边文脉没有被破坏，同时，经过改造，又能适应现代生活的那部分四合院。以这样的标准衡量，北京值得保留的四合院实际已是少之又少。真正住过四合院，有四合院情结的北京人其实也是少之又少。

我见过的四合院中，比较好的，符合上述标准的四合院，有我老师住的四合院，也有两任中共总书记住的四合院。应该说，这是不错的四合院，但在我的印象里，也不见得有多好，大致可以用朴实无华来形容。我老师住的四合院，中堂前面是一片园地，种着一些花草，还有向日葵之类，颇有田园气息。这正是四合院的价值所在——比较适合农耕时代的居住方式，符合封建宗法的秩序意识，又比较封闭。很多人之所以不愿意推倒四合院，很大程度上正是契合了现代人希望回归田园生活的心理需求。总书记的四合院，并无特殊，一家还有一个小水池，另一家就显得有点局促了。总之，还不如我老师的四合院好。我想他们的四合院与《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提到的四合院应该不在一个档次。

就是这样的四合院，很大程度上，并不具备保留价值。我这样说，自有我的道理在。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现代城市中的一座孤岛，周围已找不到他们的同类，更见不到与之相称的街道里弄，作为农耕时代的住屋，他们已失去相应的文化环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尴尬，犹如上海的新天地，只是一种文化矫情。而且，现代城市寸土寸金，土地利用率如此之低的建筑，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况且，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居住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建筑类型，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抢救，保护等等，只是心理安慰，始终无法改变其整体趋于消亡的命运，一如我们的国粹京剧。如果秦汉以来的建筑依然适合我们如今的时代，这自然值得骄傲，但果真如此，岂不也是我们的悲哀，我们的居住形态居住文化两千多年竟没有进步！因此，主张另建新城，把古城当作文物保留观赏的人，显得不合时宜是容易理解的。如果我们完整地保留了古城，只要看一眼故宫墙头的草，地上的坑，我们就会知道要保护好她，既需要智慧，也需要财力，我们几乎难以胜任这样的工作。因此，有选择地保留部分比较完整，能够反映历史风貌的街区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而绝大部分的四合院，应该拆除。持这样观点的人，我想，不仅局限于外来人，也包括那些住过四合院的北京人。我也曾去过我同事以及朋友住的四合院。见到这些四合院，我在北京人面前的自卑感顷刻间化为乌有。我暗自庆幸：原来北京人并不比我住得更好。这哪是四合院！完全是一个破败的大杂院。院子里，搭满了各家各户的小房子，有的人家居然绕着院里的大树盖起了厨房。逢到下雨，没有下水道，院子里积了水，就只好放上砖头摆步。四合院的房间里，到处滴水，大盆小盆都要拿出来盛雨。因为盖满了违章建筑，院里的道路小得仅能容一人通过。一到煮饭炒菜时刻，家家户户开始生煤炉，整个院子乌烟瘴气，有人就干脆搬到大街上去生炉子。洗脸刷牙总算可以到院子里的公共水龙头上，但大小便必须到院子外面的街道上去，因此，胡同里，经常可以看见拉粪的车，甚至像时传祥那样背着木桶的掏粪工。谁家吃什么，谁家来了客，用眼睛也许看不到，但用鼻子，用耳朵一准没错，没有任何隐私。好心的同事朋友要我吃饭留我住宿，我总是逃之夭夭。那破旧，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交通路边的窝棚（我有一位同学就住在那里）几无差别。这样的四合院，留它只有一个价值，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2，天坛边的龙须沟

同样，就在皇帝祭天的天坛北边，也有一片著名的建筑，那就是龙须沟。龙须沟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北京，只有皇亲国戚的生活，没有平民百姓的立足之地。

老舍先生是一位现实主义的戏剧大师，《龙须沟》成为他通过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强烈变化讴歌党和政府的杰作。看过《龙须沟》或龙须沟老照片的人，都对改造以前的龙须沟印象深刻。那里晴天灰尘满地，雨天一片泥泞。经过改造，这里盖起了一片低矮的楼房，修起了街道。但我见到的新龙须沟，实际并没有老舍描述的那么好。街道非常狭窄，也没有花园一样的园林，很多楼房里的人上厕所还要到楼外的公共厕所去，整个街区谈不上很好的规划，走进去犹如迷宫，也没有菜场等公共设施，卖菜的只好在街道边见缝插针。遇到下雨，很多街道积水，走路还得找砖头之类的东西垫脚。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经常往返于复兴门到北大之间，当时，白颐路两边，也有一条排水沟，沟的两边，也有很多破旧的房屋。与龙须沟不同的是，白颐路拓宽改造之后，带动了道路两边的更新改造，商业力量的介入，使得这里旧貌变新颜。同样是危旧房改造地区，东城区小街东边区域的改造要比龙须沟好很多，当然更好的范例是曾获亚洲××奖的菊儿胡同改造。

也许，因为龙须沟是北京最早集中改造的片区，还没有经验，也没有足够的财力，能够建成那个样子，这在当时已属不易。它与后来一些集中改造的地区，如和平里，劲松，和集中建设的地区，如酒仙桥，不可同日而语，更无法与方庄，亚运村等相比。不可回避的是，龙须沟居住的是那里的原住民，而和平里居住的是机关职员，酒仙桥居住的是产业工人以及科技人员。

就整体而言，龙须沟地区的改造难度更大。它的改造，既受制于无法大规模外迁当地居民，又受到所处的天坛地区的诸多限制，而且，缺乏商业化改造的动力，或者说，无法引入商业化改造模式，而政府主导的改造，往往是低效率低标准的。从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发展历程来看，南城远远落在北城东城之后，甚至也落后于西部地区，而前门直到天坛这个区域也许是发展最薄弱的地带，直到奥运会前夕，前门地区的改造才被迫启动，而改造的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成功。如今你只要走到前门附近看一下，那千篇一律死气沉沉的建筑，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改造后的龙须沟依然是龙须沟。也就是说，与其他实施危旧房改造的片区相比，更别与兴起的高档小区相比，龙须沟的建设依然滞后。才改造没几年，龙须沟地区已经与周边兴起的小区格格不入，也许过不了多久，它又将面临再一次的改造。难道这就是龙须沟的宿命？

3，筒子楼

上世纪50年代，因为人口增长较快，北京市城镇居民的住房条件一直很紧张，在私房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住房困难和住房破败进一步加剧。当时婚后无房或老少三代甚至“四世同堂”的情况相当普遍。有的夫妇领了结婚证，租借一间仅能放张双人床的小屋，用报纸糊墙或刷上大白粉，地面用焦砟拌白灰拍平，抹点水泥就成新房了。

为了解决职工居住问题，一些单位的“筒子楼”被改造成宿舍，继而成为年轻夫妇的“鸳鸯楼”、杂居楼。何谓筒子楼？简而言之，就是走廊在中间房间在两边的楼房，除个别楼房外，房间里大都没有厨卫上下水等设施，一般一栋楼只有一个公共厕所一个公共水房。除此之外，1960年开始兴建的白纸坊、福绥境和广渠门等“城市人民公社大楼”就是“大跃进”的产物了。其中，位于广渠门内的安化楼，按照当时“公社化”的原则，房间一律不设置厨房等配套生活设施，其公用服务设施都统一集中在大楼的一层，如公共食堂、公共水房等。

筒子楼和公社大楼，都不是为家庭居住设计的，比较适合做集体宿舍。青年夫妇居住尚且诸多不便，更遑论老人孩子了。因此，邻里之间经常有口舌之争。有意思的是，本世纪初，北京又建了一些类似的商品房，如绿景园的SOLO，荣丰2008等。这种打着小户型旗号，为了迎合买不起高价房的青年人需求的居住形式，开始时颇获成功，但很快就被市场淘汰。而且事后发现，价钱既不便宜，居住也非常不便，因此，也是争议不断。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筒子楼几乎成了高校青年教师的专利。我住过筒子楼，但那时还是单身，并不觉得不便，后来随着结婚的青年教师越来越多，楼道里开始搭起灶台，挂起小孩的尿片，筒子楼的居住环境急剧恶化。有时夜里起来上厕所，如果睡眼惺松，就可能一脚踢翻放在楼道里的锅碗瓢盆。

一般院校青年教师的居住状况还好一些，但著名高校如北大就更差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北大很多青年教师依然住在筒子楼里，楼道昏暗，堆满杂物，不少教师的孩子已经上小学甚至初中，依然挤在一个房间里。高校住房问题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李岚清担任副总理，主管教育之后，筒子楼改造被提上议事日程，同时，随着国家投入的增加，学校生财之道拓宽，房改的进一步深化，大学城开始建设，高校教师的居住状况逐步改观。如今，当年我的同事，很多已有了两套住房。有些先富起来的教师（其中也有我的同学），已买上了连排或独栋别墅。当年的老师也都搬进了教授楼。

如今，安化楼依然耸立在我家对面，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写字楼”，想必是已经改造过了。

4，富人区及穷人区

几年前，我同学从美国回来，我带他去前门看看，不小心误入大栅栏北边的胡同里，我同学很惊讶，没想到与天安门一街之隔的地方竟还有这么破落的地方，他一个劲地感谢我，让他看到了北京的另一面。

北京市社科院有过一个《北京城区角落调查报告》，其中得出一个结论：大栅栏已经呈现典型的贫民区景象。其实，在申办奥运成功之前，北京很多地方都呈现出贫民区的景象。

1952年的调查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北京城区危险房屋仅为城区旧有房屋的4.9%，而到1990年北京房管部门的统计显示，旧城内平房中的一般损坏房、严重损坏房和危险房已占总量的50%左右。每遇大风大雨，北京市有关部门最忙的就是加固危旧房屋。除了无法抗御天灾，基础设施的落后老化也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我曾记得，就在北京唯一幸存的明城墙南边，有一片破旧平房，因为自来水管破裂，一下子冲毁了一大片房子。类似这样的地区，如果发生火灾，老房子着火更是没得救了。

为什么在解放初期，在经历了战乱与经济萧条之后，整个城市的房屋仍能基本保持在一个健康的水平？而在后来几十年的和平建设时期，在经济总体保持增长甚至是突飞猛进的情况下，房屋的质量却跌落了呢？

学者的研究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产权制度。过去的私房被公有化，后来的公房租金很低，前者没人维护，后者无力维护。公房建设的速度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这就使得城市的居住状况居住环境进一步恶化。由于不允许城镇居民自建房屋，如果完全依靠政府建公房，以1979年建设6千万平方米的速度推算，需要60年才能实现10亿民众人均居住3.6平方米这样一个非常低的标准；而到那时，几十年前建造的住房可能已接近使用年限，需要重修。因此，“要靠公房取代个人所有房屋的地位，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有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房改。

房改，特别是奥运会，彻底改变了北京城区的面貌。如今，老旧的街区已经所剩无几，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个新兴的住宅小区和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三十年改革开放，反映在住房上，就是人均居住面积有了长足进步，但居住区域、居住品质出现明显分化，住宅成为固化不同社会等级的工具，形成了新的富人区和穷人区，富人住着高级公寓、花园洋房乃至别墅，穷人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轮上廉租房。随着房价的一飞冲天，住房再次成为新三座大山，衍生出严重的社会问题。

住宅市场化的过度发展，几乎剥夺了城市平民的生活空间，北京城区居民被大量地驱赶到城市边缘地区，或者高档小区边上专门为他们建设的回迁楼里，好不容易收回了私房的城市有产阶级又被城市改造席卷一空，政府的住房保障责任几乎荡然无存。住房分配的不公，进一步加剧了北京的交通能源环境等的紧张，大城市病进一步膨胀，上下班高峰期的二环三环，西直门国贸地铁站，人山人海，经常需要动用警力才能维持秩序，不过是其病症之一。

这就需要重塑住房制度，经过宏观调控，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未来的住房制度将向着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方向发展。北京终将成为一个居者有其屋的宜居城市。

5，小区与新城

位于北京东南二环的方庄，曾经是亚洲最大的居住小区，没有龙须沟那样的历史负担和区域限制，规模也比龙须沟大了很多。作为集中规划，成片开发的地区，交通便利，配套齐全，各种类型的建筑丰富，带来了更多的空间变化，绿化较好，公共空间足够，比较适合居住，一度成为北京的名片。

与城市中心区不同，城市周边区域的建设，更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最典型的莫过于位于北四环中部城乡结合部的亚运村地区，其中，以北辰为核心的区域，规划是比较成功的，至今仍保持着较好的品质和环境，但南部的奥体中心相对冷清，而与亚运村同期建设围绕着北辰的北部东部居住区，已经破败不堪。亚运村的商业氛围比方庄浓厚，不少小公司驻足其间，如今奥运村又成为新的旅游景点，因此，这里的居住环境相对差些。

与亚运村一街之隔的奥运区域的开发已经提上日程，一个很可能的结局就是，周边很快会建设一批新的高档社区，同时，一些文化设施也会进入这一区域，但很可能重蹈亚运村的覆辙，鸟巢和水立方等主要设施将成为鸡肋，实际上这已初显端倪。

近几年开发的望京地区，规模独步北京，已不是一般的小区，而是一个新城，各方面的指标都还不错，唯一欠缺的是交通不太顺畅。但它已经不是旧城改造项目，而是北京周边十大组团之一。

随着北苑组团的建设，望京北苑亚奥区域很快就将连成一片。过去，北京的发展是摊大饼式的，从二环到三环，三环再到四环，后来改成边缘组团式发展，中间设置绿化隔离带。但城市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有强大的发展动力（中关村科技园亚运会奥运会CBD东扩等），这些边缘组团承接了不少城市功能，很快就以新城的姿态融入城区，北京这张大饼继续向北向东摊去。南城成为北京柔软的下腹部，唯一具有现代化新城气息的是亦庄地区，与亚奥区域一样，这一区域因为经济技术开发区获得动力得到发展。

将来最有发展潜力的区域，一是北部地区继续填平补齐，二是西南部地区。由于丽泽金融服务区的建设，和第二机场选址大兴，这一区域的发展将加速。但要像北部东部地区那样很快与主城区连成一片，尚需相当的时日。

6，故宫、大院与小区

作为旧王朝的都城，北京有很多历史性建筑，这些建筑无一例外，规模十分庞大，而且都是封闭式的，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有着全国最多的党政军机关，这些机构也都有着巨大的体量，同样封闭在一个院子里。房地产市场化之后，北京又出现了许多新的住宅小区，有的甚至是小镇或新城，虽是民居，但它们同样复制着官式建筑的格局。真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建筑，北京的城市面貌变得既支离破碎，又不近人情。

实际上，刚解放时的北京就是一座封闭的城池，故宫无非是缩小版的北京城，作为绝对皇权的象征，故宫地处南北中轴线上，巨大的红墙阻断了周围的交通，直到今天，我们只能绕墙而走，故宫之外则是低矮破败的民居，连像样的街区生活和商业设施都很少。到了晚上，这里漆黑一片，远离喧嚣。为了保护故宫，北京城区不得不限高，这样一来，本来就处于盆地中的北京变成了一口大锅，中间低洼，四周高企，使得北京的污染更是难以散发。假设，当初我们选择在故宫身边安家落户，很难想象我们今天如何将她融入整个城市，我们如何穿城而过，除非我们弃之不顾，走得够远，让她完全独立于新都之外，成为一处古老的风景。这样一来，古城恐怕就真的要成废都了。白天供人参观，晚上寂寞地睡去。

与故宫相仿，天坛本是皇帝祭天的重地，但因为皇帝已经没有了，它的功效也就没有了。又没有皇宫那样的身价，因此，很快就被从四面八方包围。在它的周围建起了各式各样的建筑，这些建筑与天坛相比，无一例外，丑陋无比，但它解决了很多人的居住问题，也解决了很多人的生计问题。在天坛北坛墙外，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有过一个辉煌的市场，那时，潘家园古董旧货市场还没影呢，天坛就已是闻名天下的中国货市场了。天坛市场的红火，带动了周边元隆绸缎庄等的兴旺。为了保护古都风貌，红桥市场被迫东迁，天坛北部重建了坛墙，这下，旺盛的商气散失殆尽。如今时髦的红男绿女走在坛墙边，失却了旧时贵族老爷的威仪，显得了无生气。接着北边的改造，新世纪，又对天坛西边进行了改造，结果，紧挨着坛墙的破败建筑依然如故，远离坛墙的地方却建起了阔达几十米的直道，也许本意是为了疏通天坛东边的交通，或者恢复旧时体制，结果却是彻底破坏了天桥一带经久不衰的商业，而且几乎把北京南城一劈两半，别说商气，连人气都没了。

天坛的尴尬，折射出大体量封闭式建筑的困境。作为历史建筑，它需要保护，也得到了保护，但同时，他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挤占它的地盘，他要么被人包围蚕食，要么被人抛弃。它总是不见容于后世。

故宫天坛这样的地方当然不可能搬家，但故宫天坛对于现代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不可小觑，遗憾的是，我们依然拿着旧船票，去搭乘昨日的客船。

从石景山往东，我们可以一路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大院，这些大院，同样也有不小的体量，四周用围墙圈起来，外人无从得知里面发生着什么。他们自我疏离这个城市，保持着独有的孤傲。好在，四周基本上都是大院，因此，除了缺少与这个城市的交流外，还没有太多的不便。但那些散落在城区内外的大院，就不一样了。由于它们占的地盘太大，又由于它们多半把自己圈起来，本来由封闭的四合院组成的北京城，就益发封闭起来，变成了一座有众多的土围子串起来的围城。最典型的是新央视。记得当初CBD做规划时，曾提出要通过地下或者地面连廊将该区域的建筑联结起来，以缓解可多的人流车流压力。据说，央视就不答应，理由有很多。

这些大院，除非机关所在事涉国家机密外，如果只是家属大院，本来并无不能开放的理由，但因为是机关家属大院就要画地为牢，说白了无非是权力在作祟。就像很多事关民生的大事，老百姓无从知道一样，机关家属大院也需要依靠把自己关起来，把自己搞神秘了，刻意与普通人群划清界线，因此，很多生在养在大院的人大小就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甚至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系统，大院成了城市社会等级制度的象征。我曾在大院住过，对大院的威严，大院给人带来的安全感，大院里面亲如一家的邻里关系，以及大院对外界相对隔膜的关系，记忆犹新。记得有关部门曾经发文，要求大院将厚实的围墙改成透空的花墙，以加强大院的透明及与外界的交流，但一切最终都归于徒劳。我们依然只能绕着他走，依然只能想象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

与机关大院的身份不同，新建的小区，作为平民的住所，本无多少需要掩饰的东西，但无一例外，也采用了封闭的设计。封闭的小区似乎成了城市独有的细胞，把城市的自然人文肌理全然切断，根本谈不上以人为本。我所居住的小区，就是一个封闭的小区，因为管理严格，多次发生保安与来客甚至住户的争端，乃至斗殴。本来为了维护治安，封闭小区，结果却成了滋生治安的温床。在我们的小区前面，是另一个小区，同样也是封闭式的，因为它临街，在它身后的小区学校等人群，要到大街上搭车，就不得不绕很远的路。久而久之，这个小区的铁栅栏，就被人东折一根，西折一根，变得伤痕累累。于是，展开了一场路人与物业之间的拉锯战，你堵我拆，你拆我堵，无休无止。类似违背人性的设计，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可谓屡见不鲜，见怪不怪了。由于四周封闭，因此，除了穿行去大街的人群，沿街两边几乎没有路人，这又使得开发商费了很大努力建设的周边底商无人问津，小区居民想要买些东西，还得走不少冤枉路。

7，城中村与新商圈

地名实际反映的是这个地区的历史，在北京，有很多地名与门，寺庙，坟墓有关，如德胜门，建国门，崇文门，牛王庙，三义庙，保福寺，公主坟，八王坟，郑王坟等，这些地名，要么与城门有关，要么与当地的寺庙有关，或者当地有皇亲国戚的坟墓，还有很多地名与村庄有关，如黄庄，百万庄，车公庄，魏公村，中关村等等，不言而喻，这些地名以前多半是农村。

文如其名，城也如其名，这些略显土气的地名，正是北京城市的真实写照。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北京依然未脱乡土气息，北京人的生活大体也与村民相仿，吃得简单，穿得平常，喜欢家长里短。记得八十年代中期，动物园一带，北京人都称西郊，从动物园开往海淀的公交车无一例外都是郊区车。九十年代初，如今的燕莎一带还是一片荒凉，现在韩国使馆所在的附近，即东方歌舞团东面，到处长满了一人高的苇草。至于现在亚运村所在的地方，那已完全是田园风光，海淀清华园铁轨两侧也是田畴连绵，晚上，从学院路到北大，穿过田野，月光如水，蛙声一片。九十年代中，望京还有很多的村庄，那时望京刚开始建设，很多人租住在附近的农家，听着鸡犬之声。大风起时，黄沙漫卷。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北京周边的农村在迅速消失。但也还留下了一些都市里的村庄。比如太阳宫就被望京北苑包围在其中，我曾几次随北京工商管理人员去那里查假冒伪劣农副产品。那里几乎成了外来人的天堂，几乎没有任何基础设施，脏水遍地，垃圾满天飞。也没有一栋像样的房子，置身其中，宛如西北农村。与此有得一比的是西三环东的东管头一带，因为村民相对多些，这里的人口密度也就低些，但破败几乎一致。很难想象，北京城里还有这样的城中村。

直到丰益城市花园，鹏润家园，万年花城，三环新城等的相继建设，那里的面貌才开始变得有城市样了。等到丽泽金融区规划的出台，以及第二机场选址的确定，东管头这块三环内唯一的处女地终于等来了意想不到的“后发优势”。同样，随着UHN的开发，太阳宫公园的建设，京承高速和城铁的开通，首创、双全等房地产开发商的介入，这里的观瞻才有所改变。

改变太阳宫城中村面貌，靠的是政府的力量，也仰仗开发商的力量，但有些地区变成“城中村”，却完全是民间力量。望京一度被称为韩国村，就是因为那里聚集了北京几乎所有的韩国人以及朝鲜人。住在望京的北京人往往抱怨，他们楼下韩国人腌泡菜时的那种酸臭味。其实，老北京也有很多人是要腌雪里蕻的，不过味道稍好一些，但本质并无不同。

一个更为典型的区域是南三环到大红门周边，20年前，为了印一本我的书，我搭乘公交车去那里乡村，在一家作坊式印刷厂用铅字排版，走在村里的路上，不时有家狗从街上走过，街上飘荡着牛粪味夹杂着一些饭菜味和厕所的味道，那里还没有一丝城市气息。若干年以后，这里成了著名的浙江村。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来人员组成的都市里的村庄，后来政府在清理这个区域时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一个自治的社会。但正是拜浙江人所赐，而不是北京人，昔日的村庄才变成了如今现代化的第五商圈。北京城市开发第一次通过外省市民间力量，通过产业引入，实现城中村以及城乡接合部的城市化，此举改写了北京城市发展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