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比尔·盖茨从微软退休并全数捐出580亿美元的身家，盖茨的传奇创业生涯一开始也很窘迫，大学尚未毕业，连间正式的办公室也没有，与他同病相怜的是戴尔，目前市值超过460亿美元的戴尔电脑成立时注册资金仅1000美元，办公室是美国一间大学宿舍。同样Google创立之初谢尔盖·布林还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创立地为一间车库，而惠普成立之初也是在一间汽车房里。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他们成了创业史上的奇迹，成了许多年轻人的梦想。

　　那么，加入盖茨或戴尔们在中国呢？恐怕公司能否成立都是一个疑问，比如大学宿舍注册公司就很难通过，即便勉强通过，那一道道繁琐的程序，那些政府工作人员冷冰冰的面孔，会不会使这些大学尚未读完的毛头小伙们望而却步。假设他们侥幸完成了上述手续，接下来要面对众多繁琐的报税、年检等等事务不知能否让他们有足够的经历去发展壮大？

　　在中国，创业者能够成功真的需要十二分的勇气和幸运。

　　中国的政府一向是注重监管职而非服务功能，能很少从培育、引导某个产业壮大发展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一切尽在掌握中。当新事物的出现超脱了原有的掌控范围，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运用老的方法去控制而非去研究、去调整，去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