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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海舟,男,广东龙川县人。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1993年通过全国律考获律师资格,曾执业几年专职律师。 1996年加入广东联邦家私集团,历任总裁秘书、总裁助理、直营零售总监等职,2004-2010年期间任联邦集团监事、联邦家居上海总经理。2011年起调回广东总部,现任联邦集团董事、董事局主席助理兼集团办主任。 爱好读书、写作、交友。 服务家居行业十六年,热爱家居营销实战,对中国家具行业有较深刻了解。业余喜政策观察及地产评弹,自娱自乐。 蒙网友厚爱和支持,博客获评搜房“2010年最具思想力地产博客”,微博获评“2010年度中国房地产十大最受欢迎购房导师微博”,目前系全国房地产经理人联盟(全经联)成员。 声明:本博坚持原创,除特别注明“转载”之外,均为原创作品。媒体如需转载或引用,劳烦具名并明示出处,否则一概谢绝。欢迎留言、评论和交流,毁誉无所谓,碰撞出智慧!! 联系电邮:haizhou@21cn.com 偶 的 QQ:笑竹137523705(请注明博友身份) |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历来似乎是只与家电、信息等高科技行业画上等号的评选,而起源于广东南海的联邦集团,日前却“意外”成为中国家具业第一家为国家所认定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近30年来,中国家具业领军企业所不断积累的进步,其所蕴含的能量将中国家具行业前所未有地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联邦集团获得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的认定,不仅是一个领军企业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甚至可能是中国家具业在发展史上被国家战略认可的“拐点”。
非主流的30年
中国家具业站在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第一线,“非主流”已30年了。在产业竞争力的版图上,家具业往往被淹没在家电业和IT电子制造业的锋芒之下。在20多年来的两波产业大发展浪潮中,家电业和IT电子业,不仅因为强大的消费需求的拉动,也因为国内和国际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强势介入,它们的产业链迅速扩张奠定,并在产业竞争中诞生上百亿的巨型企业,目前向千亿级的企业累进,同时也塑造出一批全国知名的大众消费品牌。在这样的进程中,无论是承接跨国资本的“招商引资”,还是扶植本地民企的“土政策”,最主流的资源,已经被切割到相当程度。
当基本凭着“原始积累”的家具业挤入一场产业升级转型大战中时,发现其产业布局,对比宏大的家电和电子业产业园,狭小而丑陋,高度分散而不能形成系统。尽管,家具业的毛利润让其他成熟产业的CEO吓的咋舌,但家具业被深深锁定在“传统”产业的价值概念里,其产业形象是与更落后的工业环境、管理环境、更大的环境污染、更加低人权的劳工标准等等联系在一起。这让整个产业在现代产业价值的排序中太低,无法凝聚国家和社会的更多资源,提升自己的产业地位。
于是,在近5年的时间里,家具企业始终都是“腾笼换鸟”政策的那只“出头鸟”。
而为何在此时,中国家具业进入了国家战略的视野?
“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增长方式和结构问题,‘十二五’期间必须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整个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曾这样对外表示。随着“十二五”国家力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经济战略由出口主导型调整为内需主导型。
而另一组数据便可以看出家具业对于内需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全社会消费零售总额比上一年增长了15.5%,家具产业超过建筑、装饰材料、汽车增长,增速是35.5%。2010年前三季度,其中社会零售消费总额增长18.3%,其中家具产业贡献了38.4%,是增长最快的行业。
这个总产值逼近万亿的产业,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家具第一生产国,终于开始被“另眼相看”了。
内生力量才是成长根本
腾笼换鸟、双转移这类“改革”,属于政府强势有为的范畴。当政府作为是在自我约束权力、改善基础设施、促进人力资源流动和成长的时候,事情的结果往往比较有利。当事情涉及具体而微的产业、行业,尤其是面对数量庞大的民间经济的时候,政府的强势有为有时候未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事情靠每亩工业生产值这样的考核指标就可以解决,那么世界上恐怕就不会有经济奇迹的崛起和没落。
当政府纠结于如何清除“低端”产业或是如何引导产业升级的时候,却往往忽视了,无论是健康的企业文化、企业之间的合作、健全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企业走研发生存的道路,都难以靠外部力量的一声令下而改变。它更多的是一种内生性的成长过程。
而中国家具业也更需要这种内生性的成长来赢得政府、媒体对其“传统性”的改观。
目前,几大力量正在改变中国家具业的旧貌:经营环境急剧变化,全球化的力量由以前的拉力变为压力,产业急剧竞争、渠道巨变和洗牌,金融资本进入产业搅动。
一部分家具业企业家,对于创新和变革,投注了相当的热情,他们已经不能再忍受所谓“低成本竞争力”光环下的弊病,更不能忍受过低的门槛让这个产业鱼龙混杂。他们早已投身于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从低端复制向自主创造转型,从粗放投入向集约经营转型,从资源掠夺型向环境友好型转型。
也正因为这些,才使得一大批家具企业能够在只容纳“高端”的城市中,与“高精尖”产业并存。
以首都北京为例,这是一个垄断决策力和影响力的中心,由最大的政治权力中心,延伸出最大的经济权力,再延伸出其对于教育、文化、艺术和传播的重大权力。
没有人能够想到在这样一个巨大的权力和财富集合的市场中心,隶属于所谓“传统行业”的家具业能够崛起。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北京家具企业集体开始的“洋务运动”,要么师法北欧,要么师法德国,要么师法意大利,直接将自己企业的产品设计风格和品牌定位,对接于欧洲家居的高端。
这样的操作模式,从曲美师法丹麦开始,直到博洛尼将文化包装做到极致,又转回到昆曲这样的中国本土文化象征为另一个开始。而由于坐镇在北京这样的超级传播和影响力中心,这些操作都获得了高度的影响力。
除了基于生活的创新设计,家具产业重组也正在被新浪潮引领,领先的家具制造企业正在通过信息化和高科技,将制造与渠道服务深度整合,正在实现组织和管理变革,奠定制造向服务转型的初步基础。典型如,掌上明珠引入IBM,联邦引入神州数码。这一波浪潮会在未来5年内进一步推进、扩散,深度改变中国家具品牌制造企业的能力和面貌。
再次需要强调的是,“产业需要升级”,这句话听起来已经毫无信息量,因为我们早已多次听过类似的话,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然而“知道”是一个内涵富有弹性的词,一个18岁的人和一个80岁的人都“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但他们“知道”的程度是大相径庭的。前者只是理性地“知道”,姑妄知之,姑妄信之;而对于后者来说,人必有一死绝不仅仅是一种可以置身度外的常识。
对于中国家具业而言,企业是金蝉脱壳、获得新生、领航产业升级的进程,还是与它所在的产业同归于尽。就在于,这些企业是否有意愿和能力在非危机状态下率先启动变革,发动不流血的“光荣革命”。
(感谢《真情家具TIME》杂志,内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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