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读书日，儒雅的领导引领大家学习《贞观政要》片段。这一部让毛泽东卷不释手的管理学教材从未曾想过去念，境界可见一斑。惭愧。

领导摘录了第一章论君道中的几段，暂不管在座的是统管几百人的经理还是几个人的组长，都来听听领导对于管理艺术的思考和见解。谈到“固本”“浚源”，道理还算浅显，扎实的基础，清晰的目标，这是一个团队的立足之本。大家对此也无甚异议。

再说得江山易、守江山难，这个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推翻一个旧体制，凭靠武力或许容易成功，要将其改造成一个能够长治久安的新体制，是多少代君王首领不断追寻的崇高理想。殷忧竭诚者立，纵情傲物者衰，古往今来大多如此，太宗可谓其中佼佼者。再看企业也一样，没有做过统计，每天有多少家企业注册成立，可是，又有多少家企业能撑过两代章门？创业者兢兢业业谨小慎微，接班人往往骄纵武断奢华铺张，断送了多家企业。企业管理，持续发展，成了摆在大家面前的现实问题。

那么，究竟该如何守业呢？魏征向太宗进谏了《十思疏》: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这些要求都能达到，估计距离太宗不远了。单说第一思，我理解为必须要有点人格分裂的倾向不可，否则，如何能做到自我觉察到欲望膨胀并且适时自戒而中止邪恶之举呢？只有将灵魂剥离，侧观己身，方能旁观着清了。第二思针对性较强，只有高官的决定才能有如此影响力，引申一下，不要因为自己的错误决定而影响相关的人，自勉吧。其他的，谦恭、大度、节制、善终、纳谏、正直、客观、不迁怒，也都是对管理者提出的众多要求。

领导引读完毕，简略的说了一点自己的看法，所谓管理对象，他认为主要是人，对团队的管理，主要是管好每个人，充分调动和发挥了大家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达到整个团队的能量最大化。

但是这个观点遭到了一位以严厉著称的经理的反对，经理认为，好的企业首先要有完善的制度，对每个岗位的工作职责作出详尽描述，分工明确了，流程完整了，目标清晰了，随便什么人（当然基本岗位素质必须达到）做，都可以达到相同的要求。这种观点和洋快餐店的管理模式是不谋而合的，油温多少度，薯条炸几秒，鸡块切什么部位，等等，都有精确的规定，任何厨师做出来都基本上一模一样。中餐大厨的凭勺儿抖，老外都是不可思议的。

马上，这种观点也受到折中者的反驳。试问：这种洋快餐模式能够适用大型综合企业吗？例如销售人员，你可以规定他每个月拜访几家客户，可以规定他每周写几份信息汇报，但是你能规定他如何与客户交流，如何现场解决客户提出的种种问题吗？规章制度作为管理工具必不可少，但全社会强调人性化管理、以人为本，也不是空穴来风。企业如果仅有钢化的制度，将员工当作了无生命的机器指挥，即便是在军队也不完全能行得通。企业文化，领导艺术，连生产线都朝着“柔性化”发展，更何况由可能瞬息万变的人组成的团队呢？当然，完全的人性化管理，成本太高，对领导的要求也太高，时效性难以保证。对每一类甚至每一个不同特性的人，要设计出不同的管理模式，首先要充分了解和把握其特质，然后要寻找适合的方法，还要针对其变化不断修正以期长久适宜。这样的领导，不做也罢，怎一个累字了得！所以要刚柔并济，制度与人性合理结合。

区区“合理”二字，难煞了多少英雄！还得说太宗，利用了隋炀帝的昏庸暴戾，鼓励（怂恿）了父兄一起建立了新王朝。在人民饱尝战争苦难后，百废待兴时，鼓励生产，限制娱乐，虚心纳谏，创造了不朽的“贞观之治”。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了如太宗之君，才成就了如魏征之臣。好比太宗对《十思疏》的批复中说：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我以为太宗大大冤枉了晋武帝的臣子，何曾如果遇到太宗，或许也敢直言进谏，或许未必输于魏征，但他运气不好，遇到的是昏淫的晋武帝，结果大抵只能如此了。再者说，李世民作为隋炀帝的臣子，为何没有进谏致死而是选择了反叛呢？所以说，这“合理”二字，实在是难以把握了。

一个企业在创业之初，是要在业已成熟的市场上抢占一席之地，企业生存的关键在于如何立足。管理政策的倾斜可能偏向市场开拓；有一定规模后，如何保证和扩大市场分额，有怎样的产品更加迎合客户的需求，管理有可能向产品开发偏重；平稳发展后，怎样开源节流，保证或加大利润，管理有对成本支出发出了挑战。可见，不同战略时期，对领导者和领导艺术的要求是不尽相同的。当然，各个时期需要的是全面的综合的管理，头痛治头，脚病医脚自然是不可取的。就像环境，不能等污染了再去治理一样。可持续性发展是在每个阶段都不容忽视的原则。

以上的多种意见的分析，就当作我抽身自观的一次尝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