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都要经过刻意的提醒，我才能让自己相信那场克拉玛依大火发生在1994年。那是我们的电视上开始自称“盛世”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但是那种组织学生文艺演出酿成的悲剧，尤其是那句著名的号令——“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太像遥远时代的故事了，那不就是护主逃生的地方版吗？
那么远，又这么近。这种感觉真让人魔症，让我觉得这种耻辱就在我们面前。这句号令被展示出来，大家都觉得是那么的无耻，但是假如事情发生在今天，耻辱会不会重演？也许那个护主英雄变成聪明了，不再高声喊出来，但他真的不会这样做吗？大家真的已经不认同这样的尊卑秩序了吗？我看并非如此，否则为何大小领导出行，总是前呼后拥、警车开道、交通隔断？为何大小文艺演出，领导们总是从专有的贵宾通道出入、坐在专有的领导席上？
我们嘲笑这句号令，给人一种错觉，仿佛那是过去野蛮时代的荒唐故事。仔细看看自己的身边吧，摸摸自己的胸口，我们真的能够笑得那么理直气壮吗？我相信，至今在克拉玛依一些领导的心里，在更多地方更多人的心里，并不认为这句话和这种做法有什么过错。
那场大火夺去了325人的生命，其中288人是学生，另有130多人伤残。至今，虽然多方呼吁，当地没有一个纪念碑立起来。据说改建为广场的悲剧现场有三百多盏路灯，每盏路灯都代表一个亡魂。我怀疑这个说法是人们的善意揣度，否认为什么广场上没有为如此深情的创意留下一个说明？这有什么好躲躲藏藏的呢？尽管年年都有纸钱在风雪中翻飞，都有纪念文章在民间流传，今年又有烛光在虚拟的网络纪念馆中摇曳，但是政府有关方面却可以视而不见，让克拉玛依的12月8日继续在没有纪念碑、没有悼念活动的沉默中度过。于是我想，假如死去的三百多人中，有288人是领导——不，只要有28人是领导——如果他的领导地位足够高，只要有1个就够了——当地会不会有纪念碑和纪念活动？
再设想一下，假如这纪念碑树立起来，碑上最主要的东西，会不会是领导题词？假如有一座纪念馆建起来了，馆内最显眼的展出，会不会是领导合影？假如每年都有一场隆重的悼念活动，活动中最重要的部分，会不会是领导出席？如果没有领导的题字、合影和出席，我们会不会很失落？在今年的伦敦爆炸案周年纪念活动中，就有家属提出拒绝领导出席，我们是不是觉得难以想象？再设想，假如纪念活动出现意外，有关方面会不会依然遵循“让领导先走！”的原则？想想吧，在有领导在场的情况下，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让妇女和孩子先走”过？
在我成长期间所受次教育中，一个公共纪念碑没有领导或者名流题字，那还算什么纪念碑？我第一次见到国外的纪念碑，是在纽约的越战纪念公园。那算不上一个公园，是高楼之间很狭窄的一块三角地。但是中间高高立着的翡翠色的纪念碑上的碑文让我感到震撼。我并不知道它的来源，但我觉得它应该出自当年热带丛林中一个美国大兵的日记，至少跟领导没有任何关系。这段话是：“令我苦恼的一件事是——人们将会相信我们吗？他们将愿意了解我们吗？抑或他们愿意忘掉曾经发生的这所有的一切，当人们感到平安并决定将这场战争称之为疯狂的时候？”旁边凌乱的小字似乎也是士兵们的只言片语。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它是华裔艺术家林璎的作品。那里只有战死者的名字，设计者甚至坚决拒绝在其中插一面美国国旗。像这样的纪念碑，我们的领导和民众能够接受吗？
假如领导都是因为表现杰出而被人民选举出来的，对他们的敬仰和爱护也是一种自然的感情，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但是当这种感情成为一种社会必须遵守的秩序，成为领导者利用公共权力刻意谋取的私利，从而压制了普通人的权利意识和个体意志的时候，它就必须引起警惕，受到限制。在我们的历史中，这种东西非但没有受到限制，反而极度膨胀，成为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官本位文化，直到今天也没有被彻底清算过，反而变换着各种花样轮番登场。所以我认为，“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并不是从天而降的怪物，而是有着很深的文化根本，并没有成为过去，随时都可能重演。
冰天雪地中，大火依然在灼烧着克拉玛依人的心。那些死去的成人和孩子，那些带着伤残顽强活着的幸存者，他们那充满疑惑的眼神将永远质问着那些先走的领导们，质问着让领导先走的社会文化。不仅应该建一座死难者纪念碑，还应该建一座耻辱号令纪念碑，将“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铭刻其上，希望它有一天真的成为被嘲笑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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