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月初到12月中，同《商界》传媒高校行活动一起，跨越华北、华东、华中及西南十多所知名学府，完成了今年的高校巡讲活动。在巡讲过程中，面对昔日的天之骄子，今日的茫然学子，一双双焦虑、茫然的眼神，一副副彷徨、无助的表情，让我不禁心情越发的沉重。难道现在的一切都是“扩招”惹得祸，没有“大扩招”就不会有今天的就业难问题？难道“高校扩招”是政策有误？
     一路上，一直在思索。一个同行的朋友开玩笑说，解决目前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再搞一次“上山下乡”运动，工作有了，落后地区也支援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朋友的戏言，让我颇受启发，晚上翻了些这两方面的资料，让我从更深层次理解到“高校大扩招”的深远意义。其实“高校扩招”和“上山下乡”有一个本质的相同点，那就是中国教育的平民化和普及化问题，是让更多的人享受教育，而不是只有少数精英享受教育，是各个阶层平等的享受教育，让教育平民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教育”一词似乎没有一点攻击性和阶级性，但其实是一个重要而尖锐的政治问题，因为教育政策对内涉及哪些人能获取重要的知识、技能，进而成为社会上层分子，进入权力机构，以致影响国家和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对外则涉及一个国家整体国力，是一个国家长远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在古代农业社会，统治阶层为了自身利益并不希望实施全民教育，而是实行“愚民政策”。历史告诉我们，教育发达则社会繁荣，中国封建社会最发达的唐宋时期，正是教育普及程度最成功的时代。尤其是，隋末开创的科举制度更可以说是古代教育的普及运动，不仅打破了魏晋以来的士族精英制度，扩大和巩固了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提高了社会的行政效率；也让教育不再是少数社会上层精英的特权，使广大寒门学子得以接受教育，更好的促进了当时很多重要农业生产知识的创造与普及，迅速提升了生产力水平，创造了领先世界的、高度繁荣的唐宋文明。
    十九世纪中，英国地主们也曾极力反对实施普及教育，但因当时英国地主们无法抵抗工业家及贸易商 (也是基于其自身阶级利益) 实施普及教育的要求，便广泛的开展了教育普及行为，使英国一跃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而法、德、美、日等后进国家都无一例外，都是大力推行普及教育，提升综合国力，以赶超霸主——英国。
    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尽管当前主流评价基本上是全面否定的），从表面上看是解决广大城市青年再教育问题，然而其从实质上却是中国教育的平民普及行为。据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显示，在60-70年代，中国普及基础教育取得巨大成就。小学入学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普通初中招生数从1963年263.5万大升至1976年2344.3万，普通高中招生数从1963年43.3万大升至1976年861.1万。
     很多学者比较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发现，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发展中，中国之所以能够赶超印度(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前的200年间人均GDP其实都比中国高)，普遍认同是中国的普及教育即平民教育比印度成功所导致。因为印度实现的是精英化教育，大部分国民被剥夺了教育权，其文盲率是中国的3倍，社会两极分化悬殊，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多数国民几乎没有任何的现代消费能力。而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尽管看似牺牲了少数精英阶层的高等教育权利，但却使中国没有像印度、巴西那样走“精英”发展路线，而是实行了平等、和谐的发展之路。
     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快速发展超越了印度，但却落后了德国和日本，为什么？很多人说是因为德日有美国援助、没有军事开支、经济基础好，而中国基础差又内斗了十年。其实，大家所说的基础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国民素质，当时德国和日本之所以能快速起飞，就是因为其拥有受过严格教育的高素质国民，而这个则恰恰是中国当时最缺乏的。
     改革开放20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劳动力素质低下的难题。2000年我国的从业人员中，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比例为18%，具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5%；而1998年世界经合组织(OECD)国家对应指标的平均值分别为80%和26%。2000年我国25-64岁劳动力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5.2%，而OECD国家这一指标的平均值为24%。要想中国经济继续腾飞，就必须有一个高素质的国民队伍，于是便有了1999年的高校扩招。 
     就像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一样，尽管“扩招”后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但这是后续保障的问题，“扩招”的积极作用无疑是主要的，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都是一把双刃剑，就看其主刃是利还是害。
     1999年高校扩招到2005年底，中国的高等学校数为2300余所，在学大学生总数已超过2300万人，高等教育总体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到21%，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目标。
     尽管褒贬不一，但从本质上来说，“上山下乡”和“高校扩招”都是中国教育的平民普及行为，一个是以解决少数城市青年再教育之名，行多数国民普及初等教育之实；另一个则是纯粹的普及高等教育。只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上山下乡”只能先牺牲少数精英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让大多数工农子弟接受初等教育；否则，我想无论从哪里想，当年毛泽东肯定会选择普及高等教育，毕竟高等教育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更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平等，更接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