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

如你所知，总有一些新闻让人浮想联翩。比如，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2012年社会蓝皮书称），河南省委书记称农民工称谓存在歧视色彩呼吁取消，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九年“聚焦三农”，广东汕尾乌坎事件取得新的进展等等。

这几条新闻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农民问题。在辞旧迎新举国欢庆全民振奋的当下，单列一条出来去解读，可能很快就会淹没在新闻的汪洋大海中，但如果放一块去横向比较，还是能引发出一些思考来。

    关于乌坎事件，作为一个社会公众话题，媒体报道早已铺天盖地。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和最新进展不是我所关心的，我比较感兴趣的是当事双方的两种观点铺排，特别耐人寻味。一是乌坎村民的声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种地不交税还有补贴，上学不交钱，我们不反共产党，共产党很好！我们就反对村里卖地不告诉我们。”这话听起来朴素实在，发自肺腑，相信没有加工和过滤痕迹，也颇符合表达者的身份。一是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的观点——“现在一些国家干部哪有想过农民没地吃什么，没地我照吃好粮，不种地照吃好粮，不养猪照吃好肉，甚至不用上街当着官有人送。他哪里想老百姓之艰难？”“群众最可爱、群众最可敬、群众最可亲、群众最可怜，但是群众也最有力量。群众已经被激怒起来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

这位个性化中共高级官员的观点可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其启蒙作用警醒力量大可以走出广东向全国输送一番的。这不是我的臆测，广东处理乌坎事件经由人民日报的发酵，已经上升到了理论层面，被赋予一种“动态稳维”的创新模式。这些年的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与神州大地到处莺歌燕舞所呈现出来的太平盛世景象相比，上访稳维一直是执政党颇感头痛的问题。自下到上，官僚们总是想将矛盾的火苗扑灭于萌芽之时，根本不愿意从源头上解决实质性问题。殊不知，人民群众对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烂熟于心从不陌生，对于那些已经背离了执政党宗旨站在人民对立面的官僚，人民群众以绝望之心开始“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于是恶性事件在各地有风起云涌之势。

乌坎事件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问题。某种意义上讲，能成为当下热点的，每每不是与土地相关联的棘手问题。以土地问题去衡量，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就成为不攻自破的伪命题，而农民工这一尴尬称谓，取消简单，但解决根本问题则非常艰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第一代第二代农民已经在城市里苟且偷安地生活着，他们以某些方面的巨大牺牲换取对生存环境的委曲求全。现在，当着第三代农民工——他们在城市里出生生活并成长着的孩子不再愿意去委曲求全时，你能要求他们什么呢？

在由房地产商的商业推动和造势所肇始的城市化运动中，“不食人间烟火”的专家学者们总是能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成长史中找到中国必须必然快速城市化30年黄金发展期的例证，而城市化也被官方默认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杀手锏。这些人惟独没有考虑的是农民的感受和意愿。他们仍然期望像几百年前的“圈地运动”一样疯狂地剥夺农民的土地，从中赚取巨额的土地收益。但想不到现在的农民早已将愚昧无知彻底抛诸九霄云外，尤其在对待土地时没有人能比他们那样更充满着深情和敬畏。他们一旦认识到了土地的价值，所表现出来的力量是怎么形象都不为过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河南省委书记仅仅从农民工三个字中为农民讨公道还远远不够，农民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身份的转换，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问题。而从这个角度进一步来看，对一号文件的期待，如果偏离了土地问题，任何小恩小惠式的利好，都显得隔靴搔痒。

如此看来，寻找农民问题的解决方案，还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