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生敏人大代表竞选办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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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生敏先生，是上海市注册咨询专家，高级工程师，中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造价工程师、资产评估师、咨询工程师（投资），国内较早的房地产、物业管理专业硕士，长期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工程项目管理、工程造价咨询、审计评估、管理咨询等方面的实务研究与实践。现为上海业伟业主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市资产评估协会会员、上海市房地产估价师协会会员、上海市房产经济学会科教专业委员会理事、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会员、上海市企业联合会咨询专业委员会执委、上海市咨询业行业协会会员、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会员、上海市湖北商会理事、四川大学上海校友会理事、中国业主大会研究会秘书长、上海市业主委员会行业协会秘书长、中国非营利组织研究会理事。 手机：13361871799邮件：savanture@sohu.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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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附《李锐专访》） 作者:李锐 好文共赏 2007-10-6 【手机看文章】 |
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
李锐
炎黄春秋 2007年第10期
在党的十七大即将召开之际，作为一名入党已过七十年的老党员，我衷心祝愿大会取得积极成果，为经济发展、政治民主、依法治国、国家富强、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贡献。
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未紧紧跟上去，拉了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的后腿，国家进步显跛足前行之象，危机丛生。因此，关于党对国家领导的性质和方法，我个人以为应该有进一步的反思和认识。
陈独秀在1942年去世前写的文章里，批评斯大林的专制独裁时，曾经这样谈到民主问题：“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如果有人反对或鄙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这不是反对资产阶级，而是帮助资产阶级更凶横地、更露骨地迫害无产阶级。”“民主不是哪一个阶级的概念，而是人类几百年斗争才实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以前，一直把反封建专制列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夺取政权以后，遗憾的是我们淡化甚至抛弃了这个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错误地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当成主要敌人。从“三反五反”，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批判“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剥夺资本家直到农民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在意识形态领域定于一尊的同时，全面地垄断了国民经济。接着更进一步进行所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发动反右派斗争，剥夺了整个社会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继而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反右倾”，以至“文化大革命”。1949年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总计全国挨整人数上亿，整死饿死人数几千万。除生命和财富的巨大损失外，更有精神财富的巨大损失，知识分子精英大量消亡，整个知识界成为“臭老九”，教育遭到严重破坏，社会道德沦丧，真令人痛心之至。这是民主和权力制衡体制未能建立的惨痛恶果。我总记得1978年年尾，在安徽省合肥的医院中和老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一起待命回京平反复职时他对我说的一句话：谁能监督毛泽东呢？
过去发生的这些问题，以及当前存在的一些危机，我以为首先起源于我们党的内部。我们党现在是执政党，中国要从根本上杜绝发生上述问题的根源，就必须进一步地有效地消除我党的“特权地位”。从当前来说，我党首先要带头模范地执行宪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公民权利，以便使我党接受来自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保证执政的权力不被滥用。关于党本身的民主化，我在十六大的意见书中有过五点建议，现在仍就此作三个方面的说明。
（一） 要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是科学历史观。从战争年代到执政以后，从理论到实践反思“专制体制”的过程及其后果，这仍是我们尚未完成的一项巨大任务。
在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为了否定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而树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他本人的领导地位，但对内战时期苏区打AB团和延安抢救运动等错误，都未涉及。
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总结“文革”十年，虽然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但仍过分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对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等严重错误，我以为尚未作出全面的深刻的总结，而且近二十多年来我们又一直把它们划为禁区。这样就不可能从那些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里吸取有益的教训。
譬如反右运动就是很值得回忆反思的。最近我看到中央党校杜光老教授的一篇文章，介绍北京大学学生在反右前夕“鸣放”的情况。当时学生们在校园中张贴的大字报，或要求“确保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或高呼“自由、民主、理性万岁”；或指出“是否民主，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好还是不好的标准”；或表示“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赐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或明确说：“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本身没有阶级性，所以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区别”；很多大字报在分析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时，明确肯定不民主是产生这“三害”的根源：“斯大林的错误，波匈事件，我国三大害，都是偶然的吗？不，都是一个根源：不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就是不民主的统治方法。”
北大学生当年讲的这些话是发人深省的。当年如果不反右派，我党采纳了他们的这些意见，那我们国家不是早已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了吗？建国后我们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1966年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无比惨痛的教训。我们只要认真地加以总结，就必定可以转化为非常宝贵的财富。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不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错误中学习来得快。”
（二） 我以为我党的改革是中国现在所有改革成败的关键，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因为我党处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核心地位，党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执政年代形成的高度集权的专制型政党，转变为依靠民主和法治管理国家的现代执政党，这是我们还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这个转变可说是党自身的一场革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伴随市场经济发展和民营经济壮大，带来各方面的变化和进步，已为这场革命准备了经济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1980年邓小平所作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曾尖锐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并开始付诸实施。邓小平后来还说过，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我认为1980年邓小平这个报告与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这两个文件，仍然值得我党继续学习，并制订出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
1989年我在哈佛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听到一些西方学者称我们这个国家为“党国”（Party state）。为了改变以党代政的传统做法，我在十六大书面建议中曾提到，应由人大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执政党必须严格守法，切实履行“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承诺。执政党自然要对国家进行领导，但它实现领导的途径，只能是依靠自己主张的正确性，通过党员活动，取得人大和政府的同意，形成法规和政府行为。因此，各级党委及其设立的各种机构，无权越俎代庖直接管理党外和政府的事。司法系统应该独立，不该受政党的直接干涉。党的宣传部门也无权直接控制政府和社会有关言论和出版等涉及公民自由权利的事务。党的各级纪检机构应该与党委平行，不应由同级党委领导，不应直接插手国家监察部门的工作。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制度，应从差额选举发展到逐步实行竞选制，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事实证明，十三大实行差额选举产生了良好效果。
现在每年有以多少万计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案件，贪污腐败已扩散到学校和医院，种种统计数字，令人惊心动魄。官员腐败如此普遍，主要是权力失去强力制约的制度造成的。光靠加强教育自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严肃处理腐败案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仅治标还要治本。必须变专制型体制为实施宪政的民主体制。这应该成为党内党外的共识。我衷心希望党的改革在上述两个文件的指导下稳步前进。
（三） 尊重宪法，实施宪政，就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宣传宪法，学习宪法，使之成为生活中的必需品，在每个成年人中形成公民意识，以行使公民权利、履践公民责任为荣；大中小学都应开设公民课程，以培养公民素质；从而完成“五四”以来尚未完成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启蒙运动。建国以来，我们修改和公布过七次宪法，实际上往往徒具空文。锦涛同志接任总书记后，第一次讲话就着重谈宪法，给人以莫大的希望。服从宪法就是服从民主。国家政权和执政党都应该奉公守法，官员不能越轨行事。
尊重宪法，实施宪政，我建议首先开放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迅速制定《新闻出版法》；进一步转变我党宣传部门的职能，使之成为促进思想解放、保障实施宪政、维护公民自由权利的部门，而不再是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的监管控制部门。如果连言论自由都没有，社会怎样和谐？“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进的力量。”我们要有勇气在这方面认识并改正过去所有的失误。我国已经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认和尊重人权与民主的普世价值；在国际交往中我国政府倡导协商与合作，在国内我党宣布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针，这样，就应当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言论与新闻出版的自由，改革政治体制。锦涛同志最近在不同场合一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要我们全体党员大力宣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八个字。这是同他在党校讲话中四个方面的坚定不移相一致的。今年3月16日上午，家宝同志也在200名国内外记者会上庄重地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些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锦涛同志和家宝同志这些讲话都非常好。我相信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考虑政治体制如何改革的问题。大家盼望将这些讲话逐步落到实处。
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又逢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我们的经济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中国已经解决了千百年来渴望解决尚未解决的温饱问题。中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衷心感谢党感谢政府。中国现在又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全面改革的大好时机。各方面包括深化经济改革，都督促我们快点走上民主化、法治化实施宪政的康庄大道。我们可不能错过这个大好时机了，时不我待，机不再来。让我们认真解决一百多年来中国还没有解决好的宪政大问题。实行宪政并不是削弱共产党，而是要促进共产党的现代化，取得广大党员、干部和全国人民的更衷心的拥护；也会进一步改善我们的国际形象，有利于两岸的统一。过去我们摆脱不了专制传统，为“权威主义”所左右，以为制服“一盘散沙”，就靠“有人说了算”；总是担心一旦落实公民权利，开放了言论自由等，就会乱套，社会就不能稳定，于是“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大政方针，形成了稳定压改革的死局。殊不知民主是个好东西，不会添乱，只会促进社会的稳定。这已为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来实施宪政，走改良主义道路（英语中“改良”和“改革”是一个词）的成就所证实，尤其社会党执政国家成效更为显著，从而第二国际战胜了第三国际。（现在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168个，有50多个成员党在其国内执政或参政。）当然，各国有各自不同的情况，他们的模式与经验，我们不应照搬也照搬不了。但他们的许多经验，我们可以借鉴。我们在这方面有重大的历史教训，也应该认真总结一下了。
我相信我的这些看法，凡属年届耄耋的老党员，尤其“一二九”运动的一代大都会同意的，因为我们当年入党，就是反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专制统治，为了创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而奋斗啊！
我已吃九十一岁的饭了，能不能看到十八大，自己并没有把握。1963年同田家英话别诗中有联句：“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过九十岁生日时，又做了一首自寿诗：“来到人间九十年，回看往事未如烟。曾经实践五不怕，留得头颅搁铁肩。”“铁肩”有点自吹自擂，由于“双肩”不合平仄，用了个“铁”字，这也是一种自我激励的话。
2007年8月30日完稿
转贴自：http://www.cser.org.cn/index.php?option=com_joomlaboard&func=view&id=944&catid=15
附：《李锐专访》
李锐专访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特约记者王永治发自北京
原载2003年3月3日《２１世纪环球报道》
２月２０日下午８６岁的毛泽东前秘书李锐先生在北京家中接受了《２１世纪环球报道》记者的独家专访，围绕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谈了一系列敏感话题。
曾经打算联名写建议书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去年十六大前给中央常委的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在今年第１期《炎黄春秋》上以《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为题发表，具体情况怎样？ 李锐：《炎黄春秋》发表时，将最后一段删节。我先讲讲这个意见书的过程。我们有些老同志，平时碰面时很关心当前形势和存在的问题。十五大我不是做过长篇书面发言吗？十六大要召开了，因此就想到再写个东西。曾经打算找几个中顾委委员、中科院院士，联名写建议书。后来考虑这个方式是不是好？各人有意见还是各人提吧。
小平为何未能实践自己的讲话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在建议中提到，鉴于毛泽东晚年错误导致文革浩劫，邓小平于１９８０年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报告，认为过去总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一把手说了算；并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但讲话被人所阻，没能贯彻下去，这人是谁？ 李锐：当年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信中我是写了名字的，即胡乔木。那时出了波兰团结工会的事情，他坚持“左”的立场，趁机做文章。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小平讲话很明确，但您说他自己也未能认真实践，给历史留下了遗憾，为什么？ 李锐：十五大的书面意见中，我曾建议总结改革开放２０年来的经验教训，提到七个问题。包括胡耀邦辞职问题，我讲这么一件事情你就明白了。据说，第三代领导接班的时候，小平讲了这样三句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们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１９８１年６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个历史决议是４０年代在延安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我认为在经济上小平是抓得很紧很正确的：“不要问姓社姓资”，“一个中心”，“三个有利于”，从理论到实践都很正确。试问：不搞市场经济，不进入ＷＴＯ，中国经济怎能出现当前的局面？小平在经济上坚决反对过去“左”的一套，看到苗头不对，才有１９９２年的南巡嘛，将经济滑坡向左转的局势挽救过来了。 但是在政治体制上，领导体制上，他认为中国这么大，这么多人，七嘴八舌，没有一个权威是不行的。对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所谓三权分立，他是坚决反对的。“清除精神污染”匆匆停止后，又接受“左爷”建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认为胡耀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后台。 中顾委没有解散的时候，十三大到十四大之间，有一年，薄一波还传达过小平关于权威主义的讲话。这来自新加坡李光耀。大概小平是赞成李光耀那一套的，认为没有权威不行。胡耀邦辞职，实质上是政治体制不改革上出了问题。 １９８０年小平那篇掷地有声的文章，是由于当时李维汉跟他一次长谈，讲我们过去的问题还是封建专制主义。毛搞个人崇拜，专断独裁，根深蒂固，政治体制不改革不行。实际上苏联垮台，大家知道也是斯大林独裁所致。 为什么那篇文章又置之高阁？归根结底，除了胡乔木等影响外，还是他自己摆脱不了旧的认识，旧的习惯。我十五大那篇书面发言，要总结改革开放二十年的经验教训，就包括总结小平的错误在内。犯错误难免，重要的是要总结教训，才能避免重犯错误。
建议得到高层回应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你们认为《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新的中央领导所接受？ 李锐：我的建议，好像接受得比较普遍，老中青三代普遍赞成。我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必须民主化、法治化的问题，证明是一个普遍的大家都关心的问题。现在传出来，中央领导都赞成这种意见。这当然给大家一个希望。
常委任期５年，十二大后已经解决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建议中央常委任期５年，连任一届。有实现的可能吗？ 李锐：这实际上是废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十二大后已经基本解决。后来小平退出常委，已经身体力行了。胡耀邦早就讲过，他在十三大上要退下来。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还提出领导干部不能在党、政、人大、政协轮流转。 李锐：我认为这个不太好。这意味着领导干部并没有完全退嘛，实际上把人大、政协变成很次要的岗位，只有党的岗位是唯一的、最高的。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对现在各省、市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怎么看？ 李锐：兼任的利弊到底怎么样？我说不清楚。如果把人大当作立法机构，它区别于执政，那么一个地方党的书记兼任人大主任还是可以的。如果为了一把手说了算更方便，那就不好了。将来还是要用选举的办法来解决。现在，我们的干部还是任命制，由上而下的决定制，并不是真正的选举制。党内也好，人大也好，各级政权班子，应该实行真正的选举制，这可以从基层开始。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建议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和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有可能吗？ 李锐：这个很难讲，也许有这个可能。５年中大家都希望有所变化。如果真正按宪法办事，即逐步实施宪政，当然有希望。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有报刊讨论人大和政协实行代表职业化制度，您认为其难度在什么地方？ 李锐：现在的问题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数太多。人大是立法机关，代表应具备相应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当然，代表要代表各个阶层，工人、农民都得有。如果难以一下子改变，那么人大常委会常任制，实行职业化，应该好一点。
政法委书记统管公检法不合理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关于司法独立，目前议论比较多，党委直接干预公检法的事很多。您怎么看？ 李锐：政法委是党内机关。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是不合理的，等于党直接干预司法。十四大还是十五大时讨论过这个问题。问题在我们没有真正把党政分开。我们还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所以讲来讲去，根本的问题还是在党。这个不改善，一切无从谈起。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似乎接触过执政党和一党执政好不好的问题。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在建议中提出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六个措施，其中提出搞《政党法》和《参政法》。您是怎么考虑的？ 李锐：就讲一个问题。现在搞这么多干部，都是吃国家财政饭。一个政党在国家、社会和全体人民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负什么责任，怎样操作，包括其经费来源，等等，都要搞清楚。 谈到执政，我们国家现在是两张皮，党政不分、难分。上上下下还是“一把手”说了算。权大于法，“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以我的意见书开篇即说：“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日益盛行。”
毛泽东七大讲话未公开的内容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提出要破除民主党派只任副职的陈规，可能吗？ 李锐：民主党派任副职，实际上作用有限，甚至只是个摆设。任正职就不同了，有个责任问题。在开国之初还有民主党派任正职。但后来就没有了，特别是反右以后，到“文革”就更不用讲了。 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现在已经出了书。他的口头报告，我当年听到的传达，讲有这样的话，开国以后，掌握政权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我的印象非常深。他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口头讲话，跟后来的文字稿，也截然是两回事。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这么说，反右并不开始于１９５７年，实际上酝酿于延安时期？ 李锐：在延安时期，从对人对党员的思想控制（做驯服工具），到树立毛的个人绝对权威，是通过整风运动完成的。毛的心态是：领导这个党（这个国家），非我莫属，都要听我的，即以他的意志划界线。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可以说是延安整风的继续和发展。最近，答罗稷南问，“鲁迅反右时处境如何”的答复揭露出来后，大家对毛的作风性格等，就更清楚了：他决不放过一个“异己分子”。（注：罗稷南当年与赵丹、黄宗英等知名人士接受毛主席小型宴请。宴会中，他问主席，如果鲁迅活着，在反右运动中会怎样，主席回答，要么他不说话，要么关在监狱里。黄宗英在会议记录中对此有专文记载。） 这个问题，我１９９２年写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文，９万多字，说得比较清楚。当时《桥》杂志整期刊登，后来收到《李锐反“左”文选》一书里。
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人治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还是在十五大的书面发言里，您当时认为中国面临七个危险：封建专制主义余毒依旧存在；党的威信下降，腐败蔓延，自己难以监督自己；如何防止新的资产阶级作为左右社会的力量出现；国外威胁；香港与台湾问题；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中国人多而素质不高的问题。现在，这七个危险是否依旧？ 李锐：最大的危险是人治。只谈一件事情，现在全国错案、冤案很多，尤其是经济案件。有一个省的一件经济案，牵扯到香港的投资。上一届的几位省领导，将案件材料寄我，让我转交中央有关领导处理。从１９９８年开始，直到现在，转上去十几次信件，由于牵涉到现在的省领导，至今解决不了，错捕的人也放不了。我十六大的上书，提出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真正依法治国，是有自己几十年的切身体会而言的。 党内没有民主，国家也就难有民主。所以不能搞党高于一切，“一把手”高于一切。我为什么在十六大建议中引邓小平的话呢？他１９４１年撰文说：“应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那时共产党没有得天下嘛，小平讲得比较合理。此文是《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提议的总结改革开放２０年的经验教训，做出“第三个历史决议”，估计何时能搞呢？ 李锐：那要看以后形势的发展了。当然，教训都接受了，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了，不做出这个决议也没有关系。
宪法是防止权力滥用的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这些建议的突破点是什么？ 李锐：胡锦涛总书记上任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是谈宪法，纪念新宪法颁布２０周年。他在讲话中说：“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 宪法首先有一个修改问题，如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还没有正式明确列入宪法。宪法的实质是监督政府，就是赋予公民监督政府权。西方几百年是这样走过来的。在我们革命过程的习惯上，执政几十年，权力在党的手上。 宪法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我们党权高高在上，个人说了算，这实际上是权力的异化。我们号称来自群众中间的党，不能变成统治群众的党。所以我提出制定《政党法》和《执政法》，成立宪法法院，就是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政党怎么执政，要有法律。政党本身要守法。 十三大报告提出党政分开，十五大报告提出依法治国，都是雷声大雨点小。问题在实干，要说到做到。
对毛泽东继续造神，对党史继续造假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您在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参与讨论第二个“历史决议”时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如何监督党的领袖，防止搞独断专行，国际国内都没解决好。您现在怎样看这个问题？ 李锐：１９８９年后，出现过“毛泽东热”，至今并未衰竭。如有关宣传毛泽东个人的各种著作，现在不下几百上千种。现在基本上在继续造神；在党史上也还在继续造假，把许多真实情况隐瞒，继续擦胭脂抹粉。例如，有关“文革”的研究就是禁区。许多有关毛和党史及反右派、大跃进直到“文革”的书籍，只能在境外出版。 在我们这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做法，搞个人崇拜，专制独裁，是不容易彻底清除的。在西方，“个人崇拜”（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同“邪教”是一个同义词。“文革”那一套，难道不就是邪教吗？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摇小红书，真是邪透了。 我的看法，马、恩、列、斯、毛、邓，从理论到实践，他们哪些是对，哪些错的，哪些要发展，都必须搞清楚。毛泽东的阴影现在仍然笼罩着我们。我们必须把毛泽东搞清楚。这样才心中有数，以后就不会再重复错误。 总而言之，一个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必须讲自由民主，讲科学，必须法治，不能人治。党不能搞“一把手”说了算，把个人抬得高高的。 要讲信仰，只能信仰科学，信仰真理，不能信仰哪个个人及其学说。信仰属于宗教。马克思的名言是“怀疑一切”。科学与真理的发展是无止境的。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继续反思、总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会不会导致像苏联全面否定斯大林那样的问题？ 李锐：不会，毛泽东的正确东西不会丢。中国的农民不会起来推翻共产党。中国的知识分子比较听话，比较照顾大局。现在国际国内环境同过去大大不同了。现在的领导同过去毛的时代也相对不同了。
中央领导谈宪法是个信号
《２１世纪环球报道》：政治体制改革迟缓，会不会导致洋务运动的后果？ 李锐：也不能说政治体制完全没有改革。比如现在我就可以这样自由讲话。人大、政协还有不同的声音。估计各级领导到中央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声音才能有进步。 过去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刘少奇、周恩来都难有发言权。刘少奇在１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上有不同的声音，就导致了那样悲惨的结局。这种历史当然不会重演了。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各级领导干部都是“干部四化”以后上来的，尽管素质、水平参差不齐，但都是改革开放新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目前最大的任务是经济发展。现在私有经济的产值已经占全国一多半了。 不过，根本问题是要解决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不搞民主化、法治化，政治体制不改革，人治的问题不变，经济上也会有问题。腐败是不得了的，每年以千为基数的县以上的干部犯罪，省部级干部犯罪，已经上百了。这真不得了。问题就是领导的权力太大，党和国家没有很好的监督机制，尤其舆论一律，没有舆论监督。 现在提出政治文明，值得关注。政治文明首先要遵守宪法，要有言论自由。 中央领导谈宪法，是个信号。《炎黄春秋》没有挨批评，反受到称赞，希望这也是一个信号，言论有了点自由的信号。
2003/03/03五柳村转载制作上网 转贴自：http://personal.nbnet.nb.ca/stao/lirui001b.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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