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导致房市僵局

      要维护经济平稳发展，是中央政府的一贯方针。去年底、今年初，当房地产“拐点论”引发议论，中央政府重申这一方针。当时我就在博客中陈明，这一方针应用于指导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一定要加一个明确的说明：维护经济大局的平稳增长，绝不是维持高房价继续平稳增长，更进一步来说，暴涨上来的房价，只有大跌下去才可能保障经济大局平稳增长。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个明白说明的付诸阙如，促成了今日楼市不振、成交量锐减、购房者和卖房者深度观望的局面。

       毫无疑问，中央政府的表态、指示，一定会是政治上正确的，可是，对于治理经济现象来说，有时候，有血性的、明白的表态，比一味追求政治正确更能有益民生。

       去年底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过去五年经济增长，用的是“保持了稳定增长”的评价。要知道，06、07年的房市的猛涨，股市猛涨之后在07年10月份开始大跌，这些领域的大起大落，在《政府工作报告》看来都不致影响国民经济整体上的稳定增长，那么，对于08年房市来说，房价大跌到正确位置，即跌到05年底的水平再加上06、07两年的一般增长幅度以及通胀幅度，不就可以明白指示房价要跌、并且连底部也刨出来了吗？或者，即使《政府工作报告》不说那么具体，由建设部或发改委对房价应大跌作一个具体的预期，就能有效地结束开发商的侥幸、促成迅速降价到位，让房地产走上健康、繁荣之路，这对扩大内需、度过通胀难关、促进国内经济顺利转型，是非常有利的事情。

      但是，这一应有的表态却没说出来，使得本不愿降价的开发商有了维持高房价的侥幸。于是，“现有业主维权反对降价”、“银行比开发商先死”、“猪坚强”、“断供潮”之类话柄就出来了，开发商、炒楼族，借“维持经济平稳增长”顺坡卸驴，找出种种籍口，想发挥“猪坚强”的坚韧，把高房价挺下去，而17大精神和“9、27”政策又明确指示老百姓把合适房价的期待挺下去，两方挺着，看谁先熬不住，这就是今日楼市观望之真实原因。

       而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又是如此蹊跷，06、07房价猛涨时，“同比、环比增幅”与08年过却去几个月房价普遍有所下调时的“同比、环比增幅”竟然是如此接近，这无非是以技术权威的身份刻意印证“经济平稳增长”，决策数据陷入了有目标设定的自我循环论证之中。

      这种局面，已入僵局，于房市不利，于民生亦不利，对开发商也没什么好处，怎么解套？只须中央政府权威一句话：仅仅房价大涨大跌，不意味着经济大起大落。政府对房市的调控，在于在未来逐步建立包括商品房供应、政府补贴、政府保障的，多元化的、层次丰富的居住体系，充分发挥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作用，促进内需市场的健康壮大。这句话同样是政治正确的，却是把以前半截子话讲全了，就有了化解当前房市困境的无穷力量。换句更简单的话：房价不是降不得，是降得，必须降，降房价是国民经济走出困境、整体上实现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

——地产辩论应该有一点超然担当

     牛刀又要与赵晓开赌，赌政府半年内救不救市。这个赌局又玄得很，因为政府是天天有政策出台的，你怎么能断定这些政策是救市还是不救市？尽管牛刀列出了比较具体的目标，比如是否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二套房贷政策松紧等，仍然会缠类不清，因为政策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以及政策组合与转换的效果，是很难说清的。

    正因为难说清，所以道理要讲，却不能以打赌方式。昨天我劝牛刀戒赌，或者对这种关于政策的论战进行技术升级。

    不过，进行技术升级前，先要弄清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限定。最近看到萧功秦先生到台湾作一次学术讲演，对道义型知识分子和有机型知识分子作了一个区分。道义型知识分子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自况：追求真理、为民请命、不畏强权、概作先知。而有机型知识分子，是当代世界普遍存在的，他们融入各个利益集团，为利益集团而张目。

     粗粗看来，牛刀是要作道义型知识分子的，而赵晓并不讳言会作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这两年被多多诟病的茅于轼、张维迎、徐滇庆，早已披上有机知识分子的袍子，确实，从他们自身的角度，披上此袍可以天然避挡道义的唾沫。

     但是，谁敢说自己能披上道义型知识子的袍子？道义型知识分子的最终目标或最终奖赏在哪里？上帝？民众？明星效应？三下两下追问，就发虚了。比较靠谱的说法，是为了民众。但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历史，屡屡证明了，所谓“为了民众”的，到头来干出害民的勾当，这种事儿还不可谓少，中国人也花出了很大的代价，才从心理上逐渐接受了自由主义的“异端邪说”，对“为了民众”的亦云亦雾有了些正常的怀疑，这就是智慧的增长。

      所以，知识分子论辩，辩的是智慧，而赌，可能是智慧表达的最集中的形式之一。中国人好赌，或许跟中国人好智有关——其实，地球人都好赌。

     赌到深处成了禅。这才是我反对设赌的真实原因。所谓对赌局进行技术升级，还不如说是进行技术还原，还原到春秋诸子或古希腊苏格拉底的境界：论辩。

     下面，让我们脱离“道义”和“有机”知识分子之辨，进入技术细分领域。具体来说：茅于轼、张维迎、徐滇庆、赵晓、董藩辈，据他们的过往行迹，其言论是比较容易进入决策层关注视野的，所谓离庙堂近也，而牛刀等人是江湖侠客。如是说来，不如把“道义”和“有机”作些转换，换作“庙堂言论派”和“江湖言论派”，这样，我的技术升级版就水落石出了：江湖派对庙堂派作持续不断的怀疑、挑战和攻击，甚至直接要求庙堂里的人物出台来答江湖言论派人士之质疑——这将蕴含着巨大的制度创新。一旦牛刀哪天入了庙堂派，依然有另外的江湖派对他进行攻击，这样，或许是系统地探索中国未来对话结构的有益尝试。房地产界积淀了如许多国民财富，以如此微不足道的努力，去为中国之未来谋点事，是应该的罢。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奥运是请客吃饭。

     奥运这个饭局是晚清咸光年间约定的，请柬正本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具体化的解释是“中国人民的身体玩西方人的游戏，是不是也可以玩得好？玩好了，说明不是‘东亚病夫’。”请柬的副本是李鸿章代清廷签的几个条约，割地赔款，相当于花大价钱请西方教师。100多年前，中国人是被动的，总是被老师打板子。

     100多年后，中国再次邀请西方教师，这次摆酒迎奥运，是中国人的出师酒。

     出师酒是政治酒，是不怒而威的、不言而喻的、彻底消除“东西病夫”讥讽的、大国崛起的大宴宾客。

     所以，有人论证的“奥运经济”基本上落实不了，因为中国还没强健到可以把游戏当游戏、将游戏出经济。为了摆这一次盛大的出师酒，我们会竭尽全力算政治帐，保障客人安全和国人安全，经济可能带来不安因子，所以，必舍经济而保平安。

     至于盛宴完毕，那些豪华的场馆能否转化为经济，要看其折旧率和营运成本相叠加，是否高于营运的利润。因为场馆的设置并非为商业目的而存在，则营运的效益会大打折扣，营运招商过程中，政治帐一直会存在，所以，与奥运相关的经济，脱不了面子经济、政治经济的底子。

     与这次出师酒相关的利好消息有：一是100多年前在甲午战争中已出师、在日俄战争中峥嵘毕露、在二战之后再显牛B的日本，在近20年来，一直衰竭于泡沫经济的阴影中；二是1945年摆脱金本位、60年来创造出许多金融魔怪的美国，终于要尝到金融之魔兽世界的厉害，变得衰弱了。中国的出师酒应该尽快摆脱出师过程的礼数纠缠，做到宁可礼崩、不可乐坏，切实为全中国人民找点乐子，扩大国内消费——真的强大了，就别只顾外向经济的礼数了。

      我们不必再搞举国政绩工程了，以后，不计成本的请客吃饭少搞，AA制吧。下一次中国哪座城市申办奥运，就让哪座城市的市长出出面，带着该市的顶级策划精英去办这个事，就行了，就此告别举国奥运罢。因为，我们已经办过出师宴了。

     某著名“地产思想家”又放言：房地产市场没问题，是政策有问题。

     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也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为什么该思想家敢说它没问题？这涉及一个潜意识中的欲望：只要一通言语中有更刺激的兴奋点，其它就会被忽视过去而不受追究。对于一个犯罪嫌疑人来说，他宁愿供出一些小罪而掩饰大罪；对于一个思考缜密的人来说，会把最想表达的话语，偏织在表面上的另一套话语之中；对于表达欲强而思维较弱的人，则会选择矛盾百出话语。“房地产市场没问题，是政策有问题”就是这样混乱的表达。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一个政策市，市场的问题和政策的问题息息相关。

      而政策的源头有两个，一是经济形势和社会民意，一个是最高权力。考察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周期，即赌性发作的周期，仅仅参考香港、日本的泡沫周期是不够的。在中国国情下，我们不仅要看到十七大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也要看到十七大之前由种种政策复杂地刺激出的房地产赌性，与权力交接复杂过程的关系，看清了这么一个过程，才能预期下一次泡沫将会在何时产生——要赌的，要制赌的，就去推理这一过程罢，目前情况下，要再造风波使泡沫重起，已绝无可能。

     “救市论”、“断供威胁”，糊弄不了老百姓，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糊弄不了权力中心。但象牛刀所言“房地产市场愈益回归理性”，我倒是认为太乐观了。这个理性过程还未开始，看一看房地产界里界外人士对房地产的表达、听一听他们的言论，有多少是理性的？绝大部分言论都是搂草打兔子式的。

       比如同样是那位地产思想家说“银行要先于开发商而死”，说得大家不明白，联想到银行是给开发商喂奶的，原来是一位开发商的母亲会先过世，所谓带着死亡气息的“百日剧变”，看来说的也是同一回事，唉，原来是一场儿子和干儿子要举行的家祭，却因名人效应而酿成整个房地产界的紧张与言辞混乱——这场文学性的想像，连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掺进来也没说明白。

        哪里有什么理性呢？

     7月23日《北京青年报》A10版“每日评论”发表一篇奇文《解放表达，不妨从容忍“功德碑”做起》，署名为“本报评论员  潘淇其”。（原文附后）

     《北京青年报》评论员居然是如此个思想水平，令人咋舌。

      我不想在此和潘先生理论什么言论自由之保障的深刻道理，也不想和他辩论当代中国的威权血脉，只想说一句，若想论表达权，应先保障公民可以当场骂官、可以在媒体上批评政府的权力，而不必从“宽容”百姓对官员唱颂歌、立谀碑开始。

      潘文让我恶心，《北京青年报》的言论堕落让我悲哀。

原文:最近，河南省登封市东金店乡东刘庄村村民李怀周牵头，联合乡亲和部分登封市民，在箕山山顶为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立了一块功德碑，称赞“张学军书记主政登封以来，功德无量”。当地市民对此赞同者有之，说李怀周是个“马屁精”，等着看他的笑话者亦有之。

农民为现任市委书记树立功德碑，可谓一“碑”激起千层浪。即使在弄清了基本的事实，知道张学军担任登封市委书记5年以来的确政绩突出，在干部群众中有着不错的口碑，也知道李怀周为张学军立碑并非有人授意或策划，也没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而纯粹是农民的一种自发的、朴素的情感表达，许多人还是觉得，农民们把今天法治社会的官员当成了古代的“清官”，把官员理当尽职尽责勤勉从事的工作，当成了需要树碑立传大加显扬的无量功德，这说明农民的思想观念还是停留在传统臣民的水平上，说明他们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意识。另有一些人说得更严重，认为这些农民主动为官员歌功颂德，实在是“太傻”、“太贱”、“太可怜”，云云。正如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所言，“我在登封做的工作都是我应该做的，立碑不好，不应该搞个人崇拜。”农民们觉得市委书记是个好干部，给当地带来了积极的变化，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如果从现代社会公民有权获得官员提供的良好服务的角度看，他们大可不必感激涕零、“高歌以咏”。不过，如果以更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农民为市委书记树立的功德碑，看待一些群众对官员的感激与赞誉，则不妨视之为一种不无真实的民意表达，而既然是表达，就应当允许既有自由不拘的表达形式，也要允许表达出丰富多元的内容。

自去年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以来，“保障表达权”成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时代主题。今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先要解放表达》的文章，针对不少人“不敢说真心话，习惯于讲空话套话官话”，“在公开场合，说四平八稳的套话，讲滴水不漏的官话，已经是很多人的‘话语逻辑’”，文章提出，解放思想，尤其需要先解放表达，要创造一个宽容的环境，倾听各个阶层的真实诉求，鼓励人民群众表达意见。这就是说，无论是立足于保障表达权，还是着眼于解放思想，都必须充分解放表达，使公民依法享有自由表达的权利。

联系到登封市农民为市委书记树立功德碑，或许可以认为，解放表达，应当从容忍这块功德碑做起，从解除一些人对功德碑的“偏见”做起，从保障农民以树立功德碑的方式行使自己的表达权做起。

解放表达需要法律保障，解放表达同时也是保障表达。具体而言，一方面要从形式上、程序上保障和解放公民的表达权。无论是在媒体发表文章，还是在网络上发表言论，无论是通过信访渠道反映问题，还是在座谈会、听证会上与官员面对面交流，无论是像农民李怀周那样给官员立碑表德，还是像重庆彭水县公务员秦中飞那样编发短信议论时政，都可以是公民行使表达权的有效途径。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社会交往的扩大，一定会有更多的表达形式被不断探索和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还要从内容上、实体上保障和解放公民的表达权。言论自由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公民无论是向政府提建议，还是向国家机关提批评意见，无论是发表经过深思熟虑的看法，还是只是排遣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情绪，无论是为一个勤政为民声誉颇佳的领导干部树立“政绩碑”、“功德碑”，还是为一个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地方官员树立“误政碑”、“缺德碑”，这些表达行为都应当受到保护。

社会越开放，表达越自由，思想越解放，表达越丰富。农民为市委书记树立功德碑，既是一种传统的“感恩”形式，未尝也不是一个别致的表达行为。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不同意农民给他立功德碑，要求“把碑拉走”，其实他用不着如此敏感。功德碑好比一封表扬信，被群众表扬的官员固然有必要谦虚、内敛一些，但出于保障群众表达权的需要，官员同样也有必要对群众的表扬予以理解和尊重。

   曾经的富豪杨斌，制造出“荷兰村”这么一个坑民害民的基地，迄今为止，从政府管理出发的清算，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

   甚至，仅仅从政府土地经营的角度看，“荷兰村”还算不上一桩坏买卖。为什么？因为杨斌圈了6000亩地，用掉1500亩，还有4500亩。杨斌巧立名目圈地时，征地每亩仅1万元，如今已涨到每亩150万元，留下的4500亩，对于政府的土地财政来说，是一笔意外的巨额收入。政府若对人大作报告，还可以大言煌煌：政府当初鼓励“荷兰村”，当时理由成立，如今也占了大便宜，这样的决策，除了老百姓闹了点事，从经济上没什么风险。

   而老百姓闹事，可以当政治和治安事件看，似乎与土地财政无涉。

   这也就是迄今为止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怎么决策、怎么上项目、怎么搞政绩、怎么浪费，政府都不怕，因为土地在升值，今天建房子、修公建或道路，明天拆了重来也不会亏。土地为什么会升值？因为政府在搞基础设施投入、政府管理提升投资环境——这看似无误的逻辑后面，掩饰着与土地制度相关的巨大荒谬。

   反问一下：土地升值真的是政府创造的价值吗？或者说全部该归于由政府创造的财富吗？

   由政府占有土地升值的绝大部分合理吗？

   能使中国的土地升值的，不仅是政府，或主要地不是因为政府，而是全体人民汗水的积累和文化的积累，如果要把这些财富归属具体化，就应该是目前土地使用者或承包者，政府此时廉价征地而彼时高价卖地贴现，就意味着政府自行制订规则的“合法掠夺”，即制度性掠夺。制度性掠夺掩盖了失地农民个人或集体被掠夺的事实，所以农民闹事求土地收入，不应该被“土地补偿”所掩盖，农民利益诉求不是政治诉求、更不是治安维稳领域的事。

   现在，据说碧桂园要按手荷兰村的开发，要害问题不是沈阳市政府如何巧妙地盘活土地资产，而在于当初“掠夺”来的土地，那些被掠夺者怎么办？

   或许，以现行法律制度和治安条例可以多管齐下，勉强可以解决那些闹事农民和被迁企业的问题，正因为此，荷兰村问题才不仅仅是沈阳之痛，而是中国土地制度之痛。

     7月21日《经济观察报》一篇重要财经分析文章《逾千亿美元外储风险暴露》，有一个说法耐人寻味：“中国躲过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第一波，但也许躲不过第二波了。”

     为什么会躲过第一波？不是真的躲过了第一波，而是通过专家“乐观估计”的舆论导向，以祈祷“但愿美国次贷不会更深影响中国”的方式，从心理上使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轻松滑过。有一个非常逼近的例子：七十年代中，我家要建房子，买瓦很贵，就准备自己烧，辛辛苦苦攒了二三年的钱，准备好泥土，制好瓦坯，搭好土窑，请一个“专家”来操盘——烧。烧了两天两夜，封火，取样，发现不妙。于是全家祈祷，但愿只是取的样品不太好，“专家”也认真分析，这取样区域是烧得最不充分的区域，其它区域会好些。四天后，真相大白，全窑报废。中国外汇储备买美国国债、现在面临美国次贷危机，中国经济学界对“影响”的解释，与我家当时的“乐观估计”，心理与解释技术如出一辙。

     这么些年来，中国激进的左派思想一直对美国有微词，务实的执政者对美国政体、国体也一直有谨慎的批判，并且一直强调中国国情，这些都显示出决策层是有足够清醒、冷静的判断的，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清醒和独立判断，足可让国人自豪。但在巨额外汇储备的使用方面，我们几乎不加任何清醒冷静的分析，就盲目地信用美国政府会为我们的巨额投资行为兜底。或者说倘若把美国整体上看作一个巨无霸公司，我们可以天天批评这个巨无霸公司的董事会和总经理如何愚蠢、偏执、不讲道义，却实际上把自家身家的很大一部分放心地购买这个无信无义公司的股票和债券。

      我们现在要反思的是：一）既然可以放心地买她的股票和债券，就应该对她的董事会和总经理更多地理解和同情，并加以信赖；二）即使是对一家可以信赖的公司，也不能投入如此大的信用，因为风险要分散。

      除此而外，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有本事把国民财富集中起来，交给以楼继伟为代表的几个高手去操盘博弈于国际金融市场，难道就没办法把这些钱退回到本应是国民个人手中，让国民个人去消费、投资？确实，100块钱交给楼继伟，或许一年之内赚回来500元，但也可能一年之内倒欠500元，而交给一个农民100元，可能20年也赚不回500元，但肯定可以赚回150元或200元，还是后一种更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民生需要。

      我们的心理困境在于，由于制度、机制所限，100块钱交给楼继伟是“天经地义”的，是符合经济学原则的，是符合政治学、行政学原则，而要把100块钱留在普通国民个人手中，道义上、经济上，还要巨大的制度成本。

     改革开放之初，由能人经济的成功，带出了精英治国的模式；自由主义学说，更为精英治理提供了范式价值；现实中成功的精英，由于阶层自利，会形成类似美国废奴之前南方种植园主的意识形态和操作规范。中国当代经济的困境，靠现行精英和智囊找不到合理解，乃在于这“种植园主般的精英”他们同时也是既得利益阶层，封死了继续深入改革开放的通道。看看由中央高层授意，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解放思想”，所获得的实际进展有多少，就知道“种植园主般的精英”们，封死进一步深入改革开放通道的能力有多强。

     2008年第7期《读书》杂志，刊登了法学家江平的一篇讨论《物权法》的文章。文中提到《物权法》的订立，涉及了宪法和民法的冲突，比如涉及土地问题，《物权法》就难以有实质性的改革突破。没有大智慧，就无以面对那些基础性的冲突。百多年前，戊戍变法，由光绪帝和康党分子连发二百四十多道改革诏书，落实者寥寥，那还是在国家面临大灾难时，大家普遍知道要变法图强，还是难以推行真正的改革。如今“经济形势大面向好”，即使美国次贷影响这种灾难性因素亦可轻巧解释为局部危机，要继续深入改革开放，何其难矣哉。

     尾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即使如此，中国仍然在持续增持美国证券。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从2007年7月至2008年5月，仅政府支持类债券增持超过618亿美元。5月份一个月增持逾148亿美元。而现在，中国似乎正在为这种激进的买进承担风险。”（来自《逾千亿美元外储风险暴露》）。

     日常生活中，成千上万的中国男人把自己心仪的女人骂为婊子，却又费尽千辛万苦把她娶回家。

    中国房地产的发展困境，昭示出当代中国经济的复杂、艰难以及需要国民智慧的迫切性。

     关于房地产业界讨论、企业家内心关注以及民众真切希望表达中，应注意如何选择“关键词”。因为我看到“猪坚强”、“断供”、“资金链紧张”，被有意无意地烘托成关键词，而挤压或对抗着更本原的声音：大众居住、城市化的真实需求、土地产权明晰化、打通面向弱势者个人的金融服务之通道、政府土地财政的改革、国家税收制度改革、住宅生产与产业化，后一类，才是中国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真正的难题。

     在直面后一类问题时，我们会更客观地发现茅于轼先生“保卫市场”论的意义——在热衷于讨论“猪坚强”、“断供”、“开发商资金链紧张”一类特设问题的人群，若借用“保卫市场”论作为精神指针，就会指错方面。

     正是基于后一类关键词，我认为有长远战略眼光的开发商是大有思考的余地，并大有发展前景的。但有些风头一直很健的开发商，包括个别以地产思想家自居的开发商，宁可紧紧围绕“高房价”来抛出新概念，哪怕被世人骂、被常识所唾淹，也要在力挺高房价问题上挣扎。而政府主管部门的一些智囊人士，平时作“实事求是”的调查时，询问的也是一些爱出风头的地产商，现场踏勘的也是那些“知名楼盘”，得出的房地产问题，难免逃不出高房价的平台——顶多转换为“资产价格上涨大势”这个平台。

     其实，对于政府来说，管它资产价格涨不涨，促进大众心平气和地住上合适的房子才是正事。因此，房地产是民生大事，话语权不应由开发商把持。

     民生大事的话语权，亦不应由广告或软广告来决定，这个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即使是在意识形态部门严控舆论导向的情况下，花钱买话语权的模式也是大行其道的。其实，花钱买话语权本无可厚非，问题是媒体平台应该诚实做到分门别类：哪一类花语权是可以花钱买的，哪一类话语权是属于民之公器，是不能有偿出让的。学术言论属民之公嚣，不可赎买。这是世界日益文明化、现代化的通则，我国社会，不可不守这个底线。

     房地产言论的混乱，或出于长期秉持“摸石头过河”的理念。地产商是摸石头的人，社会上无形中把水流急缓、水深多少的话语权让渡给了他们，连本来熟练掌握了各种科学探测手段的专家，也弃探测仪器不用，跟着地产商摸石头去了，然后得出各种摸石头的报告，误导急于过河的大众。

     现在，倘若要求习惯于摸石头的人去摆弄科学探测仪，似乎悬的过高，那么我们要求那写应该并且已经掌握仪器的人，不必假装天真、假装好奇、假装“实事求是”去跟着摸石头的人趟浑水了。不好意思，这后一句话是对叶檀、聂梅生、顾云昌、陈淮、赵晓和徐滇庆等学者、官员说的。

     今天翻出7月9日《南方都市报》，看到一则消息，江苏赣榆县反贪局长熊正良整死原电力局长梁某，用的是一招：80小时内体罚，其中用得最多的是仰卧起坐。

   此前已有“做俯卧撑”广为传颂，我很纳闷，熊正良命令的“仰卧起坐”应该更广泛地流传啊。

   还有一项“跳水”。股市、房市的跳水，是伴随奥运的最重要的经济事件。

   所以：跳水、仰卧起坐、俯卧撑，应该成为与08奥运一起载入史册的三大运动项目。

   三大项目的动作要领：

   跳水：中国跳水皇后伏明霞一跳跳到了财爷怀里、郭晶晶再跳也会跳到豪门中去，中国经济乍一跳就跳没了“财产性收入”？

   仰卧起坐：大约反贪局的官员设想贪官都会是大腹便便的，做不了仰卧起坐。其实，即使是一只猴子，恐怕连续做80个小时仰卧起坐也会做死去。或者，要任何一个人连续做80小时的仰卧起坐，要么死去，要么承认自己就是贪官。

   俯卧撑：美人已乘黄鹤去，此君空做俯卧撑。

     楼市经大半年的调整，调出了京城地产三腕潘石屹、冯仑、任志强的装“猪”叫。猪门有幸，地震中震出个“猪坚强”，使得地产腕儿们呼猪引类，还显出了高攀的意思。否则，无论《西游记》中“天蓬元帅”还是奥威尔《动物庄园》中的酋长，都难免民间唾沫：“蠢得跟猪一样”。

     一唱“强猪”市场黑，却疑鼠年是猪年。“救市”论随猪叫而起，房地产凭矫情而悲。徐滇庆从深圳房价赌局落荒而逃，跑得比猪还快。其道歉信中仍在扮忧国忧民的先知先觉之状。市场经济发展最为完善、房地产业阅历最为丰富的深圳，最先证明市场的投机至于赌的地步，是万万使不得。赌局与泡沫还未随滇庆兄同消退，护局之声应声而起，且花开两枝：一枝是高高在上、形而上学、玄学思辩的“保卫市场”；一枝是贴地而走、有凭有据、有学有术的“救市”。前者出自茅于轼先生，怎么也容易让人理解为“保卫赌场”，有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老先生明白说出了这个大实话，而后者，出自我的朋友、深圳市房地产研究所所长王锋先生。

     王锋《2008年上半年深圳房地产市场发展形势分析报告》，近日亦引起轩然大波。应该说，王锋与京城地产大腕们不同之处甚多，他是站在贴近市场的角度、并不乏民生情怀的，分析得比较透彻，然而问题出在他关于救市的三大建议：调整金融政策、减免流通环节税、重视土地供应，显然过于书生气，对中国宏观调控的措施与效果之间关系设想过于天真。

     真正的救市之声，应该是在06年、07年上半年发出，在那个愈来愈赌场化的发展过程中，倘王锋先生出言“救市”那还是切中时弊的。那正是利益集团利用金融杠杆、大造舆论，以赌博化的高房价，想要完成对中国经济的绑架。如今正是中央政府和广大人民竭尽全力，来解除这种绑架，而参与绑架之举的匪徒见势不妙发出猪叫，居然会传导并扩大为“救市”呼声？泛滥的信贷，正是绑架的利器，紧缩信贷，即是化该利器于无用，如今高房价尚未真正降到位，继续紧缩信贷，势所必然。要激活房地产的成交量，问题依然在价格，要让刚性需求不成为刚性观望，解铃还须系铃人。

     但是，无论如何，市场经济三十年风雨，总算有了一个市场，赌或不赌，救或摧之，总之是一个市场，而不是政治上“中国向何处去”的大是大非，庶民心中或有几分侥幸。

（本文供南方都市报地产评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