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困境与心理困境

     7月21日《经济观察报》一篇重要财经分析文章《逾千亿美元外储风险暴露》，有一个说法耐人寻味：“中国躲过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第一波，但也许躲不过第二波了。”

     为什么会躲过第一波？不是真的躲过了第一波，而是通过专家“乐观估计”的舆论导向，以祈祷“但愿美国次贷不会更深影响中国”的方式，从心理上使美国次贷危机影响轻松滑过。有一个非常逼近的例子：七十年代中，我家要建房子，买瓦很贵，就准备自己烧，辛辛苦苦攒了二三年的钱，准备好泥土，制好瓦坯，搭好土窑，请一个“专家”来操盘——烧。烧了两天两夜，封火，取样，发现不妙。于是全家祈祷，但愿只是取的样品不太好，“专家”也认真分析，这取样区域是烧得最不充分的区域，其它区域会好些。四天后，真相大白，全窑报废。中国外汇储备买美国国债、现在面临美国次贷危机，中国经济学界对“影响”的解释，与我家当时的“乐观估计”，心理与解释技术如出一辙。

     这么些年来，中国激进的左派思想一直对美国有微词，务实的执政者对美国政体、国体也一直有谨慎的批判，并且一直强调中国国情，这些都显示出决策层是有足够清醒、冷静的判断的，尤其是意识形态的清醒和独立判断，足可让国人自豪。但在巨额外汇储备的使用方面，我们几乎不加任何清醒冷静的分析，就盲目地信用美国政府会为我们的巨额投资行为兜底。或者说倘若把美国整体上看作一个巨无霸公司，我们可以天天批评这个巨无霸公司的董事会和总经理如何愚蠢、偏执、不讲道义，却实际上把自家身家的很大一部分放心地购买这个无信无义公司的股票和债券。

      我们现在要反思的是：一）既然可以放心地买她的股票和债券，就应该对她的董事会和总经理更多地理解和同情，并加以信赖；二）即使是对一家可以信赖的公司，也不能投入如此大的信用，因为风险要分散。

      除此而外，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有本事把国民财富集中起来，交给以楼继伟为代表的几个高手去操盘博弈于国际金融市场，难道就没办法把这些钱退回到本应是国民个人手中，让国民个人去消费、投资？确实，100块钱交给楼继伟，或许一年之内赚回来500元，但也可能一年之内倒欠500元，而交给一个农民100元，可能20年也赚不回500元，但肯定可以赚回150元或200元，还是后一种更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民生需要。

      我们的心理困境在于，由于制度、机制所限，100块钱交给楼继伟是“天经地义”的，是符合经济学原则的，是符合政治学、行政学原则，而要把100块钱留在普通国民个人手中，道义上、经济上，还要巨大的制度成本。

     改革开放之初，由能人经济的成功，带出了精英治国的模式；自由主义学说，更为精英治理提供了范式价值；现实中成功的精英，由于阶层自利，会形成类似美国废奴之前南方种植园主的意识形态和操作规范。中国当代经济的困境，靠现行精英和智囊找不到合理解，乃在于这“种植园主般的精英”他们同时也是既得利益阶层，封死了继续深入改革开放的通道。看看由中央高层授意，由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解放思想”，所获得的实际进展有多少，就知道“种植园主般的精英”们，封死进一步深入改革开放通道的能力有多强。

     2008年第7期《读书》杂志，刊登了法学家江平的一篇讨论《物权法》的文章。文中提到《物权法》的订立，涉及了宪法和民法的冲突，比如涉及土地问题，《物权法》就难以有实质性的改革突破。没有大智慧，就无以面对那些基础性的冲突。百多年前，戊戍变法，由光绪帝和康党分子连发二百四十多道改革诏书，落实者寥寥，那还是在国家面临大灾难时，大家普遍知道要变法图强，还是难以推行真正的改革。如今“经济形势大面向好”，即使美国次贷影响这种灾难性因素亦可轻巧解释为局部危机，要继续深入改革开放，何其难矣哉。

     尾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即使如此，中国仍然在持续增持美国证券。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从2007年7月至2008年5月，仅政府支持类债券增持超过618亿美元。5月份一个月增持逾148亿美元。而现在，中国似乎正在为这种激进的买进承担风险。”（来自《逾千亿美元外储风险暴露》）。

     日常生活中，成千上万的中国男人把自己心仪的女人骂为婊子，却又费尽千辛万苦把她娶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