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住宅实践到日常生活的发展——贺承军访谈

采访/冯果川（冯）、朱晔（朱）    整理/朱晔

郊区化和住宅的发展

冯：

贺博士，你认为这20年中国城市的发展有没有几个标志性的阶段？我说个大概：1991年出现土地转让的政策以后，1992年的南巡带动起了房地产热，然后紧跟着是泡沫和紧缩银根，到2000年以前基本上大家的关注点还是在城市内部；2000年以后，持续直到前几年，基本上呈现为郊区化的过程。现在因为城市里的土地开发已经趋向饱和，很多城市又在做城市更新，好像又把注意力放回到了城市里边。

贺：

应该这么说，你刚才说的1992年那会儿房地产并不热。尽管南巡讲话之后经济有点活力，但当时的重点在制造业和三类股，资金都往那方面流，城市并没有多大变化，与地产相关的城市与建筑也没有得到激活。实际上1992、1993年的经济都是紧缩的，但激发起了制造业的一拨活力，主要措施是招商引资。外资来了不是建住房而是建工厂、搞出口，当时出口加工的工厂几乎遍地开花。但是那时候整个的国内经济基本上总体还是比较沉闷的，地产也是如此。国内的房地产真正有起色，是从1998住房商品化以后，很多地产公司这时真的冒起来了，比如万科就很明显，1998年以后逐步有了声誉，他们就开始有意识地策划一些口号了。应该这么看：中国的房地产及人居跟政治、经济、政策密切相关。

冯：

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深圳的速度还是比较快？

贺：

比较快！主要工厂建设比较快，持续十年的四处建设、满地开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直到1998年各个街道办的主要任务还是招商引资，每年百万工程，即：每个街道办、每个镇，每年新建100万平米才能达标，于是各镇都比超“百万”。当时产业最大，没有住宅，也没有公建，“百万”说白了就是100万平米的厂房。但那么大面积的厂房建起来对城市格局肯定会有影响。目前深圳有这么多的旧城改造，就是这十年内的百万工程的后遗症。

冯：

那住宅商品化之后，2000年开始的郊区化是不是当时住宅开发的一个特征？

贺：

对。万科就是1999年、2000年开始提的郊区化。那时实际上城市中工厂四处开花的局面已经形成，到处都已经有房子了，中心区即使没有房子也已经被人占了地。万科这样的企业实际上拿不到中心区的好地，它也是根据自身情况提出的郊区化运动。当时万科建在深圳坂田建“四季花城”，那个地方没有什么配套设施，道路也没通，更没有公交。万科建好“四季花城”自己搞的几辆大巴送客到梅林关，就这么搞的。房地产发展到1998年至2000年左右应该算一个热潮，开始有了理念，这个在全国都有所表现，因为地产商尝到甜头了。其标志就是“中城房网”的成立和“新住宅运动”的提出。

1999年 5月， 深圳万科、北京万通、河南建业在北海发起成立“全国房地产策略联盟”的构想。随后，联盟取得了国家建设部、中国房地产业协会的认可与支持。12月，“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商协作网络”在北京正式成立，王石担任首任轮值主席，会议提出了“中城房网”的四大功能：信息共享、共同培训、集体采购、集体融资，后来又增加了集体开发功能。沈阳华新国际的总裁卢铿在会上提出“新住宅运动”的构想。到了2000年4月，汪丁丁、黄平、周孝正、杨东平、茅于轼等专家在北京万通新世界广场共同研究、拟定“新住宅运动”宣言。我当时参与了这个宣言的拟稿。“新住宅运动”是对当时住宅现状、生活方式等的全面反思，也是开发商们对中国住宅产业的反思和对今后开发项目的设想，是一场“民间的、文化的、市场经济的”建筑文化住宅运动。到了那年6月，“中城房网”在上海召开大型会议，正式推出了“新住宅运动”。

当时19个房地产公司组成“中城房网”，实际上就是一个民间组织一样的。他们从产业的角度、从房地产商的角度来掀起波浪，进行理论上探索。当时他们有一个宏大计划说要重新翻译世界上的建筑经典，以提供技术理论的指导之类的。但实际上并没做，因为在地产热潮之下，谁还有功夫做那细活。土地升值、地产得利之后有些开发商就溜掉了，而在“便宜拿地、快速建房、高价出售”的模式下，地产界的技术理论探索已经有些多余了。

冯：

当时地产开发出现郊区化状况的动力是什么？

贺：

当时没有动力，是现实，因为在城市里拿不到地那就只好跑到外面去拿。万科就是郊区化典型的例子，他在深圳的中心区比如华侨城、南山、福田啊都拿不到地，虽然中心区还有很多空地，但你眼馋也没用，那是人家手里的，和你没关系。万科于是就选择了走比较公开透明的路子。

冯：

当时有没有出现一种对居住文化的追求？

贺：

我跟你说吧，不是文化的问题。最初的开发商都是政治情结很浓的，他又不能说政治。于是他们想通过权衡一个综合性的可以全方位影响社会的一个东西，来推动社会变革革。这就是住宅，实际上也是现代城市运动。比如以新的住宅来传播一种概念和内涵，以此推动社会和城市的发展，但实际能做的非常有限。

冯：

最后有没有落实到空间里面？

贺：

有。比如重新倡导现代建筑理念，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官本位意识还是很厉害的，新住宅运动就是要反对长官意志的。但是投资人的审美价值怎么体现？投资人总是有理的，所以建筑师也挡不住他，只是充当一个建设性和批判性的角色。当时把建筑师的创作性劳动提到了比较高的位置，但是让投资人退回投资体系，完全不干涉你的设计过程还是做不到的。

朱：

有说法说基本上建筑师是偏右派的，他们服务于权力与资本，你赞同吗？

贺：

中国的现实使得建筑师的批判精神只能适可而止。你对于建筑风格可以发言，但是建筑风格不是空间决定的，是后面的权力决定的。不过大家都不会去捅破窗户纸，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你看大运会的方式就是极其荒唐的，但在中国这就是正道：我不花一点深圳人的钱去这样表现，那我们深圳就得不到中央的肯定，得不到更多资源，那深圳在全中国竞争资源的时候，还怎么为深圳人挣钱呢？政府这么说，也就这么干。目前看来是很浪费，这些建筑场馆搞赛事活动是没有收入的，全部打倒贴，但政府会告诉你：这是我们家请客该付出的代价，客人回去后会拿订单来的。

土地收益和政策失位

朱：

无论是政府还是开发商，他们的核心的生产资料还是在土地？

贺：

土地！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实行土地招拍挂，很多土地都只是通过行政划拨。土地指标拿到手里，然后转几道手，只要开发商觉得还可以接受就接收了。原来是产业用地的，或者是工业用地的，改成住宅也比较容易。真正的招拍挂，也就这三五年的事。为什么那时候地产商那么得意？因为不需要什么良好的组织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首先是地价便宜，行政划拨来的土地很多都是零地价；其次是操作简单，拿了很便宜的地再去招个建筑队就行了，剩下的建筑队会做垫资，然后再把土地拿去银行做抵押获得更多的贷款。这样的机遇对于地产商而言实在是太难得了，他想要推都推不掉，财富也就很快累积起来了。

我那时候在龙华，有个老板带施工队帮龙华镇修了些路，政府没钱给他就说：欠你一个亿，给你块地算了。当时是2002年，他说不要，于是到处找关系说：给我钱，哪怕你先给我个7500万，其他的之后再给都没关系。政府说：要么给地，要么没钱。他只好勉强接下这块地，等到两三年后他明白了，这块土地增值了近三十倍。万科也是2002年的时候主动来找我，想要一块地。当时那块地也不是很值钱，但是一看已经有一个小公司先沾上了，就有些嫌麻烦，就不要了。后来万科也学会了把土地连带公司给买了下来，这成了这几年一个很成功的拿地模式。

朱：

当时是不是有个土地批文就可以弄地？

贺：

当时深圳的情况是这样：像经营香港土地的公司有了点余钱，哪怕不出名，在内地加注个公司，然后利用当地的关系交些订金，政府就划出这块地，这样就认可了。

从法律上说，这些契约竞争在深圳是可以大书特书的。这种契约可能在内地不管用，比如内地你要是交个几百万土地契约金，人家哪怕给了你个契约，但是转身就可能把地给别人，契约成了一纸空文。但是深圳很重视契约，你只要有了这个契约就可以放心了，放个好几年都没事。就算契约不那么规范也没事，因为收了几百万订金，政府也同意把这块地转给他，国土所在上边盖章那就有法律效应了。深圳好在是受香港的影响，有了这个章，有了这个不正规的合同，就没有谁再去强抢了。

虽然这样的情况不一定台面上有记载，但这里有感动人的东西：在深圳，你可以放心地投资；而在内地，你投个几百万，哪怕县长签了字，也指不定不算数。在深圳为什么产生这么多不错的企业？就是对契约的认可。红包和人情不算用，因为哪儿都收红包，谁都有熟人。在深圳只要签了合同，大家就都认账。

冯：

万科的个案怎么会导致全国各地开发商都都跑去郊区拿地呢？是不是因为大家发现房地产是一个很好的行当，所以通过郊区化使这个产能释放出来，可以把规模搞大？

贺：

城市核心区都是老城，你要是搞拆迁，那问题会很多，成本也高。老城的房你拆不出来，那肯定是往郊区走啊。而且这样一来可以避免不可控的成本，不需要花大价钱去城市内部打拼就知道自己的房价能涨多高。

朱：

政府会发现在城中进行拆改要付出的代价很高，除了住宅之外，他们会想到其他的空间拉动方式，比如说把一个产业园区丢到郊区，或者通过卫星城、新城、迁移政府中心等方式，来拉动旧城周边的地区。

贺：

原有的城市肯定要做大，没城市的地方也由小到大地做，这样才能容纳更多的人，有更多的产业空间。单纯地往城市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大，不能叫郊区化。“新住宅运动”持续了四、五年后，发现利润实在太大了。最初政府是准备退出这一市场的，准备把住宅这一摊子都交给商人去干，开发商业抱着改造城市、改造社会的理想入的局。当时各地还同时在搞社会保障房，上海就说不搞了，他们把市场上3000元一平米以下的住宅都定义为保障房或者安置房，建设部来考核指标的时候，这一块就被加了进去算做是城市改造和推动市场化的政绩。因为财富累积过快的缘故，开发商的形象就从起初的正面转向了负面。

朱：

中国住房的市场化改革一直存在一个问题，从1998年开始，它就没有分清楚商品化住房和社会保障住房这一块，那时候住宅商品化改革，是为了软着陆要去拉动经济的，结果连同社会保障住房这块也丢给市场了。

贺：

这个我要回应一下：当时的初衷是政府少管甚至不管，因为改革的时候政府面对的就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矛盾。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里边有一个陷阱，谁都看不到的陷阱？那就是我们的土地政策。因为土地急于市场化，而和市场经济相配合的土地制度却是缺失的，那就要命了。当货币也没有那么大强度高效率流通的时候，土地不怎么值钱，制度滞后还可以勉强应付。但是当土地越来越贵的时候，制度的缺陷就暴露无疑了。

政府后来又发现了窍门，因为土地不仅是物质的垄断，甚至构成了整个社会生产的基础。从官方表述看，政府只是代理土地的所有权，但是这个权是始终不会放下来的。2004年8月31号正式实行招拍挂，表面上是学香港的勾地和土地市场化，实际上我们走的是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政府依旧把大利抓在手里，拿出小块的地去勾。哪怕这样，这些地可能五十年都勾不完，况且现在单位面积土地的收益远远高于以往，于是土地成了各地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政府当然很高兴：发了那么多钱，又通过这种方式把钱拿回来了。甚至有些经济学家肯定要这么说：你看多好啊，钱转着花，一个招拍会，又回来了。而且还有人眼巴巴地看着不明白怎么回事，还认为是市场化运作的一部分。土地是无罪的，而程序是正义的，我们的土地制度的欺骗性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的生活成本、房地产业和土地就这么给搅拌在一起了：土地的非市场化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市场化。所以我我赞同任志强的一部分观点，并始终坚持：我们必须先谈土地私有化，再来谈市场化。土地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不实行私有化，而仅对其他的生产链条进行市场化，那这样的市场化始终是重心不稳的。

冯：

大家普遍还是觉得怎么都要住在城市里，似乎不太愿意住郊区高品质的房子。

贺：

形势比人强，人家都知道的。现在大家照样愿意住城中区，因为郊区居住并不成熟。郊区别墅的安全性不好，住区的配套设施比如学校、医院等都不完备，所以现在大家普遍还是愿意住中心区。但是住中心区要花的代价比郊区大得多，你要去住华侨城，那首先得买得起啊。没办法，那就只能往郊区走了。所以现在深圳观澜、沙井的房子都能卖出去，就是这个道理。

冯：

现在拆城中村盖出来的房子应该也不会太贵，因为它品质比较差，基本上就是一小块儿地就起那么两三栋高层。

贺：

这种贵不贵，显然不是建筑材料或者建造成本的问题，它是炒作问题。最近一年半两年的强力调控，说明住房降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住宅成本大家都算得来，从材料上说建造成本更低，撇掉地价后才600多块钱。放中心区你可以卖几万，放偏一点卖1万多，但成本也就685嘛。

冯：

那你新住宅运动之后，住宅发展又是什么情况？

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那几个大的变化已经出现了，后来都是细化。2000年以来，炒作的东西有很多，无非是一些概念。实际上建筑师们也应该能感觉到，住宅的变化并不大，还是原来有的那些类型，无非做细一点。

2000年以来，住宅产业化、绿色建筑是同一方向的两大趋势，但成果不多。对于开发商，钱已经不是问题了，他们如果做出些理论联系的成果将会是很得意的事。但是这些个方面，国家没规范，他做了自吹自擂又没用，所以只能浅尝辄止。比如住宅节能方面，国家建设部搞了20多个试点，深圳算示范城市，在技术上包括轻钢龙骨什么的。虽然建设部的布局是必要的，但这些高帽子不可能逼着地产商来兑现，基本上状况还是雷声大雨点小。住宅产业化方面叫的很响，但真正产业化的东西做得不多。而所谓绿色节能，真正成熟的技术也不多。我们有的是口号，但革新性的变化似有若无，跟日本的开发商做的距离还很远。

朱：

这是否和中国以一种国有资本主义的思路进行市场化运作有关，在这样的思路下，政府及其所属公司掌控着社会绝大多数的公共资源。改革开放之初还有一些活力释放出来，但改着改着就走向了一种新的国有垄断。昨天我看一个电视节目，说中国有中小型企业约一千万家，占中国企业总数99%以上，对GDP的贡献超过60%，对税收的贡献超过50%，提供了近70%的进出口贸易额，创造了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但90%的中型企业，95%的小型企业，根本没有从银行贷到过一分钱，它得不到这个的支持。2008年开始的四万亿救市，对于这些企业也没啥实质性的帮助。

贺：

四万亿的投入，三年来负面评价很多，主要还是我们分配资源的渠道太少。像我们五个人今天就要把100万花掉，我们说不定还真想不出什么招；50个人一晚上花掉100万，要容易得多。这四万亿一下投下去，选择房地产或者选择基建，跟渠道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和产业基础有关系。渠道不够，哪怕这里已经很拥堵了，他也没办法，只能往这里投。决策者会泛泛的认为，按照经济学的效应，先砸出去再说，管它会产生腐败还是什么，只要砸出去了那它就会起作用。实际上，目前搞经济的大多是学工科的，他们是五十年代生人，对计划有种过分的自信：之前毛时代的计划经济没搞好，但今天我们学了系统学、统计学，所以就想再试一下这样的新计划经济形态还能走多远。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中国政府、地方政府都是高度控制公共资源的，现在这个趋势也没有变，它没有扩充管道，只是拼命地把握资源。如果不救市，政府将面临这样的困境：产业沉闷，没有活力，大量的农民工可能失业，他们不回乡下去在城市里呆着，你还是得给他工作做，所以这四万亿还起着稳定就业的作用。现在看来，短期内这么做可以，长远地看，社会投资于产业管道不够始终是要解决的问题。

朱：

你刚才说的这种新计划经济的形态，走向的还是国家垄断式的计划经济，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态哪怕能把它弄好也是跟市场是完全背离的，对吗？

贺：

我们的政府机构现在为什么拼命扩张？扩大财政开支、扩招公务员，造就的就是体制膨胀。公务员尽管工资不是很高，毕竟人数多，所占国民财富的比例也相当可观。他们属于官僚体制的一部分，待遇稳定，而对于他们可能的灰色收入，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这部分人肯定是自己人。

家庭与日常生活的变化

冯：

筑博的住宅设计由杨为众主持，他对于住宅设计有自己源自日常生活的理解。比如在住宅户型里面怎么通过设计去建构人的尊严，因为现在的商品房是大家花不少钱买来的，那就应该让人家买出一种尊严来；再比如，他觉得住宅里面有一种伦理，而以前计划经济时代的房子没什么伦理，大家很粗暴地被分配到了一间一间的屋子里。此外，他很关注餐厅的设计，觉得餐厅是构筑家庭内部的主要公共空间，是一个更利于交往的空间，所以他设计的户型里餐厅的景观会很好，这跟一般设计注重客厅不太一样。在他的带领下，筑博的住宅设计并不是随大流地在做，而是有着自己的思考，这样的思考主要针对我们的生活。我大概是2005年底到的筑博，在这边主要做公建。我做公建切入点主要也是讨论公共建筑与城市的关系，也是讨论生活这一块儿的。

贺：

我觉得你们的思路挺正确的。我们要探索住宅日常生活的领域确实还有很多，现在地产高潮迭起，大家对这方面的关注还很不够。关注住宅，关注家庭的构成，这实际上是因为中国的伦理方式发生了变化。这和我们以往关注什么大风格啊街道的立面不同，对日常生活重视，意味着大的思维背景的转换。中国人的伦理是儒家的伦理，当代发扬起来已经没有了国家行政感召力但深具“家庭利益至上”主义的社会环境。然而从利益格局来看，社会群体中不同个人的不同选择，使得我们可以将关注点落到家庭，因为这是当代社会的基本和声。在中国生存、打拼和发展，都是为了个人幸福，然而个体的探究对于当今社会的研讨不那么有针对性。我们关注家庭的背后，实际上是社会结构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中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原来大家关注的是国家宏大叙事，现在宏大的东西都被大家悬隔了、抛弃了，那我们关注什么？宗教只有潜在的影响，但为更核心的事物，是和你每天出去上班、去打拼有关的，是跟你的情感密切相关的，这种与个体有着更直接关系，又可以作为社会的结构单元被我们关注的，就是家庭。

一个从农村上大学的人，大学毕业会关注自己的老家和宗族，会和自己的父母形成的大家庭观。但是如果他在城市生活，慢慢地，他最终又回到自己的小家庭。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这里面恰恰有很多伦理问题没有解决，而这些伦理问题又是和生活空间的打造相关的。我们具体到一个在深圳的中产，他对自己的老家有非常浓厚的责任感，也就是说他关注的是一个“大家庭”。他就会想自己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房子，至少150平米以上吧，能够把父母接过来，或者还能够为自己的侄子、侄女等要到深圳来打拼的亲戚提供个空间，这才构成了他的整个家。作为大家庭里边的儿子，能接自己的父母来养老，双方的父母或亲戚来可以落脚，这样的家庭空间无形中就到了140至150平米以上，也就是说要四房以上，才可以满足他的需求。这实际上是房地产发展会充分利用的东西，也是房地产通过广告宣传拿来挑逗你的东西，比如早期开发的大户型就是为了满足像我们说的这个中产的尊严，实现男人的责任感和融入感等等。

现在我们发现：随着房价越来越高，资产价值越来越高，大家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要同时满足这么多不大可能。而且实际上社会分工、经济格局、利益博弈、伦理变化，使得小家庭成为了各方关注的核心对象。夫妻双方加小孩，顶多有个保姆，这样的家庭是当代的，他们是当代社会有创造力的、能赚钱的主力家庭构成。当然更顶端的家庭会拥有更豪华的生活、更大的空间，我们在这里不讨论，我们关心的是一般状况下人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随着经济发展，我们的经济政策没搞好，这就导致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会被肢解，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危机。为什么现在政府这么调控啊？因为感受到了危机：如果不能给未来的年轻人创造建立他们各自核心家庭的条件，如果他们的打拼失去了希望，那么社会也就丧失了稳定的基础。提供核心家庭的安生立命的可能性，这实际上是与政策和现实相关的最重要的社会伦理。

冯：

作为建筑师，我们会探索各种各样家庭构成的可能性，这背后也是对社会脉搏的把握住。

贺：

就住宅来说，个性化、多样化的探讨，也还有广阔的空间来做。比如把日常生活和空间整合起来。重视厕所、重视厨房的这些跟个人生活紧密结合的空间，这跟现代化的卫生追求都是吻合的。刚才你引用杨为众的话，我的理解是，重视餐厅跟重视客厅的有差别，而不同的客厅也多种多样不同的生活。

我前天带我一帮人去万科的住宅研究中心，发现他们正在做的小户型有意识地让客厅都消失了。你想想，对于现在打工族，一个客厅对他有什么意义啊，搞一个3米5以上看电视的间距，这些对他们没意义。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总共15平米的居室也就够了：客厅跟卧室一间，然后精巧地布置一个卫生间、一个灶台。这种要满足年轻大学生需求的一个独立安身的地方，国家并非做不到，但是一旦经过地产商可能就实现不了，因为将涉及太多的成本问题。而对于政府而言，这真不是什么难事。当然，我这么说绝非主张一切经由政府支配是什么幸福的事，而是说在目前政府实际上把控大部分资源的情况下，政府要解决年轻核心家庭的基本安居，不是难事。

冯：

实际情况是万科在做这件事儿，政府反而没去研究？

贺：

政府要忙着更大的事情，把这当小事。大事件是抓形象工程，比如说深圳的大运会，搞那么多场馆，一下子60多个，我都不知道原来运动会有这么多项目。此外，家庭空间与技术设备的关系也是值得推敲的。比如现在的电视可以嵌在墙上，那原来的40公分距离就可以消失了。也没必要大屏幕，现在经济性的居住，小屏幕就可以解决问题。而且现在获得资讯的渠道非常多，如果你想要更全面的视听享受可以去电影院。像以往标准的大的电视间距只适合老人，大间距的客厅是可以取消的。

朱：

现在家庭活动一是倾向于户外的实际交际，还有就是3G技术带来的信息随身化。

贺：

对，从虚拟变成参与。现在看电影成了个仪式，去电影院看电影也看人。这些对我们的客厅空间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你再富裕一点，可能家里会需要一个仪式化的空间，客厅会重新得到重视。但在目前矛盾高度尖锐的情况下，要保证一个体面的或者像原来那样不怎么体面的客厅没有必要。

冯：

这个十来年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没有什么比较有意思的变化？

贺：

我觉得变化还是很大的。回到我们住宅这块，也是回应筑博“城市日常生活”这个主题，建筑师们在这十几年的努力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建筑师会有一种自我实现感：八几年的时候学建筑，好建筑都在杂志上，但现在我慢慢发现，好建筑就在身边。这种好建筑肯定不是理想的建筑，但是你能感觉到它们是有质地的，有对人性关怀的一些空间处理手段。发现这些后，你会很欣慰。就说书城嘛，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我还骂过它，觉得它空空荡荡的，没有对资源充分利用。但是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市民平时一个很好的活动场所。这种在身边日积月累的变化，我们也许会习而不察。

冯：

城市有一些积极的公共空间出现？

贺：

对。现在深圳中心书城周边的不就是一块积极的公共空间吗？现在又从莲花山架了座桥，贯通成了系统，这在全国来看是有典型意义的。以前深圳一位书记认为跨马路的桥不美，跨过红荔路的那个大桥不让建，现在也建起来了，人们可以步行从市民广场到莲花山。

冯：

现在民间的日常生活有没有出现一些自我组织的领域？

贺：

这个有，像我们小区这块，法律定义还不是这么完备，但是小区自治这种概念已经形成了。我来说一点感受：我小儿子小的时候，他独自到小区内去玩耍，万一遇到什么不测怎么处理？这是我当时比较担忧的。回头看看，现在孩子已经八岁了，在这几年小区内没出过什么大的不测之事，这个八十年代建起来的小区也被确认是可信的。这个没跟政府发生什么关系，也没什么说教，就是我们交付管理费，保安们都不错，把小区照顾得很好，而且已经坚持了八年了。这证明小区这个自治体的可信，也比较亲切。保安在那里，你就会放心地离开小区，不担心出现什么问题。他会跟你笑，叫出你的姓名。年节时我们也会给他一个小红包表示感谢。住户和保安之间形成了很融洽的关系，这是一个很人性化的变化。这样的自治不是什么党组织下达的任务，它是自己形成的，这种市场模式的契约关系非常简单明晰。这是非常重要的，它就像一个细胞，是可以扩展和复制的。而在深圳，很多小区都达成了这样的关系。在我接触的人当中，没有谁抱怨说他住的那个小区很差劲。再加上建筑师对家的安居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中国社会稳定的一个相当大的因素已经达成了。

之后赚多少钱就看个人本事啦，只要他能住下来就说明他有了在这个社会的生存能力。于是相当一部分人群，通过居住稳定下来了，这也是社会一个巨大的进步。八十年代激情澎湃的时候就不是这样，当时大家都没有安顿下来，都在外面打拼，那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在巨大的不确定中能安定下来，靠的是激情和理想，靠的是渴望变革的力量来维持大家的共同信念。现在那种力量没有了，政策也变化了，那么就得靠社会空间，先从小区开始安定下来，然后扩展到整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