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贞观年间，李世民站在城楼上，看着鱼贯而入的举子，哈哈大笑：“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创立于隋完善于唐的科举制，最终取代了九品中正制，打开了下层社会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大门，“上流”成为可能。

以现代民主理论来考察，这无疑有积极的作用。现代民主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稳定，不仅要保证有上达民意的渠道，还要保证有下层社会成员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渠道。公正的“上流”渠道的通畅是社会矛盾得以缓和与解决的保证。

有向上流动，则必有向下流动。“上流”可以缓解矛盾，反之，社会上层成员向下层流动的“下流”则会积聚矛盾。解决好“上流”与“下流”问题是民主社会必修的课题。

研究社会流动的人，都将社会流动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他们的分类未免过于学院气了，或者是唯恐发出一丝不和谐的声音。其实水平流动的问题可以最终归结为垂直流动。水平流动的“民工潮”其实就是在突围和寻找另一种路径的“上流”渠道。

以此观之，当年的国企职工下岗可以说是社会“下流”的一时表现。原意识形态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工人阶级被抛向社会，主人翁地位不再，工人阶级意识被社会边缘化，这样的结果导致了很大的社会震荡。

如今，包括中国在内，中产阶级缩水成了世界性的话题。根据日本内阁府调查，20到34岁的年轻群体，认为自己在社会上居于中间阶层的人，10年来掉了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自己属于下层阶级的，却增加13.3％。美国最近调查发现，年收入25000到7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减少，但25000美元以下，和75000美元以上的两个群体都在增加。

虽然中国中产阶级面目不清仍然是个黑色幽默，但工薪阶层普遍感受到了压力。房价涨幅过快，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在缩水。财力的日益透支，工薪阶层面临由社会中坚滑向社会底层的危险。

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状况，已经影响传统的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作用的发挥，影响到了社会流动。据教育部门公布，2006年，报考公务员的毕业生又创新高，但400多万毕业生中，只有3%的人最终进入公务员队伍。另一方面，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大学毕业生失业又多了几成。

 “下流”并不可怕，“上流”与“下流”是并存的，它保证了社会的活力。我们社会并不是一味朝着“下流”的方向发展，向上流动的机制仍然十分强大，高考制度、公务员考试制度仍然在阶层向上流动中挑着大梁。我们不必讳言社会的“下流”，讳疾忌医的结果只会导致更大的社会问题。

“上流”机制梗阻，“下流”现象增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出现震荡期，或者说社会矛盾突出期。这些都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解决“下流”导致的社会矛盾，关键是给社会成员提供向上流动的公平的竞争性的制度。一方面，要完善现有的“上流”机制，例如公务员考试制度。如果说，唐初大量草莽的“上流”，缓解了社会积弊，造就了大唐盛世。那么，同是挑选政府成员的公务员制度，我们的上流机制应该更公开、更公平、更公正。另一方面，开辟一些新的“上流”之道，恐怕也是应该考虑的问题。毕竟，一个社会能够创造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是社会充满活力的象征，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正视矛盾是解决矛盾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