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苦的农民、悲苦的中国三农

                          ——我的2009年

          当我回望一下2009年，头脑里面其实一片模糊。远在故乡的大哥给我发来一短信：卖了6头猪，4.8元一斤，共销售4444元，真是感到前所未有的晦气，四个四呀，不过某些官员桌上一瓶酒。

    电视上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先生正发布新闻，国内经济总量不但保八而且超八，但是人均GDP仍然在全球排名100之外，1.5亿的贫困人口。城乡差距在去年首次突破10000元的大关之后，今年扩大到了12022元，呈逐年扩大趋势，城市增长9.8 %，农村 8.5% 。

    经济每天都在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医院

     作为大时代的小人物，由于孩子得先心病，大哥深陷其中，想起感到难受，从2006年至今，快4个年头了，2009年相对好些，但孩子依然没有站起来的希望，大哥大嫂心里很苦，只有拼命的挣钱，喂养了4头母猪，扩充了猪圈，大嫂常常是利用孩子睡觉的片刻，赶快干一点农活。不料生猪价格大幅下滑，下半年仔猪只有4元4一斤，亏损厉害，销路也存问题，欲哭无泪。父亲08年得了扁桃体鳞癌，为了减轻大哥的负担，我只有默默承受一切开销，三个月下来花销甚具。2006年，2007年为大哥孩子买单，心中还存有一丝幻想，但愿父母身体健康，不料天不怜惜，08年父亲得了癌症，心里异常难受，接到重庆精心治疗，居然效果不错，体重比初来还重了10斤，但父亲很不习惯重庆生活，要求尽快回去，2009年元月，元旦一过，立即回到故乡。

      在家里他也没有闲着，半年时间，居然种植了不少的蔬菜，收获了好几千元，此间每2月到重庆定期检查，不料国庆时候父亲消瘦异常，复查，食道癌，再查，还是，欲哭无泪，真是天要夺命啊，居然得了两种癌症，特意请医生制定了阴阳诊断书，好骗过父亲，但是他最终还是知道了。

      每天到新桥医院，好在遇到医生不错，极大的鼓舞了父亲的信心。去查血的时候，居然戏剧一幕，也在2008年10月22日，父亲去做了全面检查。守望在医院的甬道里，想起人的一生，也不过如此。父亲进食困难，每天只能喝粥，找到一家送粥的餐馆，中午上班不能按时去的时候，就打电话订餐，解决了我的大问题，大哥喂养了40头猪，根本无法抽身，此时此刻，只有兄弟承受了。不料母亲也有高血压、骨质增生，到中医院理疗，每天穿梭于医院之间，我由此见识了重庆医院的潜规则，死人当活人医，过度医疗，三医大三家医院营销超过20亿，如果有兴趣，每天都会看到一个个曲折感伤的故事，看得久了，自己也麻木了，只是机械的付账，买单，直到把卡刷爆。为父兄买单，为亲情买单，因为正是父母兄弟艰辛的努力，让自己有了学习的机会，为自己的身份买单，因为我是农家子弟，所以只能报销一点， 在城市化的历程里，我们的亲情因此显得沉重而深情。

    我从此开始关注公共政策的走向，政治是什么，政治是关于利益的分配。农村贫困的根源还在于中国社会的制度性设计——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却只用了7000多亿的投入，与国家预算内外10万亿的收入差距实在太大，即使算上间接性的投入，大约也不过2成，加上其他一些歧视性政策，农村的贫困也就不可避免了。

             民工

    不料一场金融危机，2000万农民工返乡，掩盖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民工就业问题成为大难题，国家层面投入4万亿，希望拉动就业。2009年新春回到故乡，开始对村庄的返乡民工就业情况、收入情况、实际收入、现金收入等各项指标作详尽的调查，连续7天，每天都走村入户调查，情况的确十分糟糕，乡村的萧条和城市的繁荣，让人感到难受。受镇里的邀请，参加一个返乡人员座谈会，建议故乡要以“重庆边镇、作孚故里”作为定位，形成北碚温泉、钓鱼城、涞滩古镇、作孚故里、小平故居一线的旅游资源整合概念，受到重视。

   重庆去年第一季度的数据，央视是170万民工返乡失业，老黄报的是90万左右，这个数据比起97年全市国有企业39.63万失业的数据来说，大了若干倍，但是农民耐劳，也算度过了。但是真正的问题是老龄化问题，因为80后、90后农民不可救药的热爱城市生活，一方面是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重庆市是每年40万，2010年的测算是30万，如果经济下滑，失业加剧，这个社会将只有一种身份——难民，巨大的社会落差和收入差距，成为中国社会最大的定时炸弹。另一方面是农村大量劳动力的退出导致老龄化提前到来，土地政策的制约让农民土地难以集中连片，难以分享土地收益，由此带来的农业比较效益的降低更是雪上加霜。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漫漫征途里，对中国农村来说，让上亿的农民从事任何一项产业，带来的必然结果都是过渡竞争，伤农害农，最后的结果是必然迈向城市。

    面对沉重的压力，大哥在家里养猪、种地，一年下来，算是白忙活了。除了国家给稻谷收割价格增加1毛外，所有的都是坏消息：农资价格涨了，能源价格涨了，饲料价格涨了，生猪价格一度惨跌到4元多，仔猪价格跌到4.4元一斤，国家补助母猪，但是母猪发情周期与补贴无关，这些政策设计上的瑕疵让重庆生猪与国内生猪市场一样，带给农民的是深深的伤痛。

    为了拯救经济，国家一系列振兴规划出台，按照中医的理论是治标。在农村政策上，希望家电下乡拉动内需，也是作用有限，重庆有关方面提出要鼓励10万返乡民工创业，09年4月工商报告说是4000人成功创业，硕果累累之类，还好，国家政策在201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调子变了，推进城镇化，开禁中小城镇户口。城市化再次作为扩大内需的药方，对于西部城市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机会，重庆2010年的城镇化水平计划提高到53%，建设1000平方公里的大城市，这个目标挺诱人，不过成就不少房地产公司跑马圈地的梦想，更可怕的是，潜规则盛行的房地产行业效率还很高，他们的勤奋间接赢得了城市空间布局的主导权，规划成为一张废纸，不断的调整，连计划都算不上，石门大桥修了10年，堵得人脾气都没有了。

    农民那几文本来就得来不易，要让他成消费主力完全是杀鸡取卵，除非补贴电器补贴电费，情况或许好一些。其实，3亿民工已经进城，就业、社保、住房是阻挡城市化近程的三大拦路虎，在社会公正没有解决之前，附着于户口本上的国民待遇不解决，则自由无根基，所谓的公正都是空中楼阁，忽悠你的。

     社会改革的滞后、社会公正缺失带来的是民生之痛。

     买不起房，那就蜗居，按照1个人的平均收入，一个人不吃不喝，沿海城市大致在50-90年的时间可以购买90平方，重庆则需要26年。最近重庆释放了一点利好，准备2010年建设220万方公共租赁房，远期目标是4000万方，有胜于无吧。蜗居成为城市之痛。

    读不起书。择校费大致在3-5万，一所名校一年动辄几千万的收益，比企业的利润还高。按照“专家”的说法，得10年光阴，改革遥遥无期。希望市教委多干点好事，教育乃为国选材、育才，这个环节改革动作慢了，特权学校太多了，忽悠的可不是公众，而是执政基业。

 看不起病，前面说了。城乡统筹喊了多年，全市农民工公寓不过130万方，而且其中水分还很多，医疗这块，社区卫生条件糟糕，大病难治。不说也罢。

    日常开销，水价是涨了，公交也在变相的涨。老百姓的收入在原地踏步，国有企业的规模和利润在增长，重庆已经每年以2000个亿的速度在增长。

    最大的问题是就业。610万大学生，不过占劳动力人口的5%，但是却与民工处在同一定价位置，大家都在责备高等教育，其实，产业结构是更大的问题，国家启动4万亿拉动经济，最大的着眼点也是就业。到6、7月份，就业开始反弹。重庆2009年布局信息产业算是成功定点，惠普、富士康、英业达等等，几十万大学生的就业算是有了好一点的出处。

   社会的断层成为腐败的温床、罪恶的源泉，社会黑恶化趋势严峻，利益集团做大，反过来欺负老百姓，什么矿霸、猪霸、菜霸、凡是有生意的地方，都有人坐庄守码头，与当地派出所共治，好在来了一场打黑除恶，撕开了社会建设滞后带来的血淋淋的伤口，王立军说警察的问题比黑社会还要严峻，的确如此。

    姑姑因为工伤，身上背着钢板，但是打不起官司，找到北碚司法系统，希望提供一点司法救济，无疾而终，姑父得吐血病，照料他的表弟被友人怂恿去偷摩托，判了劳教，此前，这个表弟还两次遭遇车祸，也希望得到司法援助，但那怕2000元，对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大的开销。

    当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不能成为公共服务项目的时候，我真切的理解到什么叫公正，他与普通大众有什么关系呢。公正这个所谓的司法产品，不过是富裕人士的游戏结果。就算法院判决你赢，还得申请执行，执行不了，还得赔一笔，所以几乎所有的民工都选择了在高楼上，在大桥顶端威胁公共安全而获得关注，这其实是最经济的维权办法。所谓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就不解决。

    我想起一首民工写的诗，真的有新乐府的味道：“日背砖头汗如雨，夜宿工棚霜如花；偶闲也作登楼望，万户千灯不是家”，30年来，民工这个为中国社会作出杰出贡献，成为中国核心竞争力的群体，不过是城市的过客，从来没有主人的感觉。
    

   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寒风中，反倒是时代周刊给了中国工人和农民工“时代人物”的历史性评价，经济学家周其仁最近说，中国工人工资仅有美国的10%，这样低廉的收入占比，与其历史作用反差何其巨大啊。

    无论你在市井，还是在市场，无论你身处哪一个阶层，没有民本的立场，则一切皆虚妄。没有细节的回忆，没有细节的历史是苍白的，一个国家的复兴只有与普通人的幸福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国家才是立体的、感性的。

    感谢金融危机，你让这个国家开始向内转了，西部地区终于可以便宜一半左右的要素价格成为产业转移之地，农民终于需要进城才能挽救GDP的增速，户口不再那么重要，资本的变着戏法下乡，重庆描述着10年后城乡保障一体化的图纸，但愿能实现吧。

           互联网

        这是最好的一个时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2010年，80后开始步入而立之年，70后也有人要奔40岁。

       互联网的发展，为那些愿意博弈公共政策的公民提供了一些机会，为了家乡父老，也得呼吁。

     2007年曾经因为关注公共政策获得过首届十佳网络知识分子，于是在华龙、大渝、当红、天涯、人民网等开设时评专栏，开始为公共利益呼吁。

     4月，《听证还是忽悠：十问重庆公交逆势涨价》让公交问题进入公众视野，7月，民族高生加分事件，让人看到重点学校制度的穷途末路，8月，力挺打黑，中国3.84亿网民以互联网为纽带，逐步参与公共政策辩论，上访不如上网成为共识，相信这样的情况会更多。信息对称不但让网民监督政府成为可能，而且对精英的监督也成为可能，意义很大，互连网在2009年，正从工具理性演绎到价值理性，内容开始丰富起来。

    年底，获得天涯重庆、大渝网、重庆商报“重庆第一网络知识分子”的帽子，搜房也送了一顶，叫新锐博客，人民网也提名十大新人候选，天涯时空则送了一顶十大新锐写手的帽子，还郑重其事的寄送奖牌。互连网带给人自由表达的同时，这些帽子于人并不用处，不过也因此让我有机会参加一个博客笔会，也获得一顶一等奖的帽子，但重要的是认识不少写作高手，心灵的交流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