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已经进入第二年，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发布的调查显示，减薪裁员是金融危机最突出的影响。除了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外，有高达四成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已经减薪或计划减薪。相比之下，党政机关最稳定，减薪、裁员单位不到一成。（据11月3日《广州日报》）

　　记得当被金融海啸狂潮汹涌的时候，曾有一个词很流行，叫“共度时艰”，其中的意味不言自明。这当然算是很好的财务档案管理制度危机公关理念。尽管对于平等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不少人还有着质疑和抱怨。但是，在危机面前，谁都应该懂得以大局为重，这样的艰难当然就要大家一起来扛。

　　问题是，现在的调查却让人感觉很尴尬。原来，减薪裁员的重灾区，是那些原本客户回访表力量就相对贫弱的中小企业，以及国企的普通员工。党政机关最稳定，减薪、裁员单位不到一成，这意味着公务员群体依然抱着铁饭碗，身处安乐窝。这样的情境表明，那些原本就未能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人，却要充当抵御金融危机的主力军；而那些生活原本就比较优渥的群体，在可以安守一片避风港，任听外面金融海啸洪水滔天。

　　这是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社会怪象。基于最普遍的生活常识，也应该是谁的力量大，由谁来扛重担。金融危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次社会风险分担。这种风险分担，本身也包含着特定的利益再分配。这也就是医疗质量管理制度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认为在这场金融海啸中，既有“危险”，又有“机遇”。很显然，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是不应该让社会底层来分担风险的，也不应该赐予权力阶层的风险豁免权。否则的话，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路径就会被切断，自然也就会蕴蓄着新的社会危机。

　　其实，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是对特定社会生态结构的一种最好的检验，同时也是对社会结构进行调整的一次契机。这本身也是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来决定的。越是在金融危机中，越应该凸显权力的伦理与品质，越应该践行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与正义。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更多压垮社会底层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实际就要求，权力阶层在责任面前应该身先士卒，而不是躲在自己的那片安稳天地里。在“减薪裁员”上，党政机关最稳定，其实绩效考核也是一种耻辱。要知道，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机构臃肿，人员超编，甚至还有“吃空响”，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把稳定留给自己，把动荡推给别人，推掉的恐怕就是权力品质。

　　减薪国企第一，裁员私企居首；外企不发加班费，公务员风景这边独好。现在回望这样的金融危机影响，真是令人情何以堪。长期招致公众声讨的国企在这场风暴中，也成为减薪的主力军，这很容易给人带来一种错觉，为国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鼓与呼。这里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是，，在国企中的普通员工很多时候也属于社会底层，也是属于权利容易遭遇剥夺的阶层，加上国企滞重的机制难以应对市场变化，这个群体恰恰更容易成为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事实上，长期以来舆论声讨的让国企减薪，其实只是指向披着权力外衣的国企高管。也正是那件权力外衣，让这样国企高管在金融危机中拥有一件护身符。

　　金融危机影响带来的痛感，其实与折磨公众太久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权利公平的缺损，其实也就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可以延伸到更为深广的领域。如果不能对种种有损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制度进行彻底清理，就一定会有一些群体现金流量表凭借着强大的话语权，在任何社会情境下都能成为既得利益者。同样，那些话语权被剥夺的人们，只能一边抱怨未能分享到发展的果实，一边还要用最后的力量去承担生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