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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源居士 ,现代人,曾著20 万字军事论著《带兵之道》,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少习风水术,理论上重峦头形势,兼理气法则,强调通变与实际运用。曾遍游名山大川,对古今堪舆实例做过广泛深入的研究论证,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寻龙点穴方面有过人天赋。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洞察山水间的内在联系,宏观把握与微观处理相结合,将风水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具体实践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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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马金戈,造就了一代战将蔡廷锴。作为职业军人的蔡廷锴,绝非有勇无谋的一介武夫,对战役战斗的胜败有着天生的敏感和准确预见。这不仅表现在其参加南昌起义时对于战役胜败的把握上,还表现在对于十九路军走向覆灭的“福建事变”的战略判断中。前者,是由于蔡经历、识见所限,没有革命的思想基础和关于中国革命的远大目光,故备受争议;后者,恰恰证明了其确有先见之明,当延期举义的军事主张被多数人否定后,预见事变可能失败的主帅蔡廷锴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毅然将个人的命运融会在了时代的潮流之中。
成败龙岩 将军卸鞍 “福建事变”中,蔡廷锴在麾下各军相继投降的情况下率4000广东子弟兵退守福建龙岩,最后被陈济棠收编后缴械,蔡出走香港。出生于故乡龙岩(乡),兵败于福建省龙岩市,加之蔡廷锴四柱年、月、时地支“三龙(辰)出海”,遂有“‘龙’归大海而发,‘龙’缩龙岩而败”的民间说法。风水与命理的相合,增加了蔡廷锴人生的传奇色彩。
铁帽山
放着面前的宽大明堂、泼天富贵不要,弃唾手可得的锦绣前程,侧向就局,犯难冒险,动起兵戈,走上一条形窄实宽、时人为之错愕不已的道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建立起救国救民的功业。这是蔡廷锴故居的风水预示,又是蔡廷锴与他的两广籍战友共同选择的曲折而又光明的道路。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随着十九路军的覆灭,蔡痛定思痛,以争取民族独立,推倒南京蒋介石政府,建立人民政权,组织联合战线,武装抗日为已任。风水上,高大挺拔的三叉山,正气凛然,如同一支火炬一样明耀于南方,照亮着蔡廷锴的故居。预后吉祥,是蔡廷锴本人区别于同时期其他民国将领的地方。
蔡廷锴故居风水缺陷,不在龙身与砂水,而在明堂地势。来龙数十里行度,至结作处穿田过脉,本可后倚少祖三叉山,面向宽大盆地,直龙入首结作,如此明堂,当可另看。但天地造化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行龙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将结作处侧身转向右边,舍大求小,舍远就近,横闪而结。这种情况,多少令人感到有点惋惜,宽敞明堂不用,似乎削减了真龙大地的贵气和力量。但事实上,这并不是此地的缺点。它的不足,在于屋前池塘以外,地势逐级低下,再无遮拦朝拱,展露一派堂气无收的倾倒之状。
明堂倾泻,风水大忌。谚云:“宁可龙虎或缺,最怕堂气无收”。明堂水倾,龙虎顺随而去,此堂最有亏损。断诀云:“明堂倾倒休夸穴好”。廖氏云:“若是堂倾无落聚,有穴终须弃。故倾倒明堂,纵有龙穴亦须弃置”。董氏云:“明堂第一嫌倾倒,倾倒有砂飞水走,卖尽田园走外乡,更主儿孙多寿夭”。前辈风水师众口一词,皆言倾倒明堂不吉,须弃。
对于故居存在的风水问题,蔡氏家人似乎心照不宣。新中国成立后,蔡廷锴亦曾在家乡与人谈及。当然,他是从破除迷信的角度说的,旨在说明风水不可信,关键得靠自己努力。但不管其是否承认,风水上的缺陷却是如影随形,成为家族内部始终放不下的一块心病,并长时间影响着其后人,尤其在财丁方面。
故居的风水贵证,林林总总,证得龙真穴的,但明堂倾泻,显为美中不足。既为真龙莫须弃,明智的方法是另寻吉地补缺。
三叉山为火禄之星,靠之本为吉兆。经云:“无火贵不至三公。”盖火为万山之祖,蔡氏贵耀由此可判。但是,火星高大,烈焰无制,也会伤身,贵而不永。因此,前朝后靠火禄之山,宜隔穴三、五、十重,离十数里外,或有水拦截,褪去火气为宜。观蔡廷锴故居,后面烈火透天,嫌其近身,水隔不力,当有大起大落,大悲大痛之验。
与二起少祖,两座三叉山凌空出世、尖耸插天的景况相合,蔡廷锴一生担纲两大事变。然作为南方龙脉富于变化的一种常态,故居将结作之处突然跌断,穿田过脉,潜龙入首,使所应之人出现危机的可能性增加。“福建事变”后的蔡廷锴,历经各种危难,最后死里逃生,与风水上的预示不无关系。
蔡廷锴故居前朝,置放着一座占地颇大的马鞍。卸鞍,是蔡廷锴故居前砂的一大风水特征。这一特征,与蔡廷锴本人的经历再次吻合。
鞍形
前人对马鞍的风水含义,有深刻的研究。鞍形,前朝此砂,应解鞍下马,或攀鞍上马。金鞍玉鞭,鞍辔贵人,出鞍摄马,唤马装鞍,自有此格。但如若鞍只是前砂的一件应星,则需要结合它山判断其归属和功用,比如得将军贵人之类。
前砂有鞍,用马为应;若应星无马,谓无归宿之鞍,不足取矣。又有一样直鞍,若龙本身见之,前昂后俯,两傍有带,鞯鞍分明,却是入贵之格。若以横取之,则须详加检点,不可直谓之贵格也。故经云:“亦兼甲仗兜鍪而言之”。
蔡廷锴故居,前朝不但有马,鞍前再有一枪劲插东方,是为将军贵人之佐证。
马鞍虽为贵证,但鞍大而正朝,有卸甲之义,既可作将军休整再战的象征,亦可成为马放南山,从此弃武赋闲的根据,视情而定。前砂先有马,继有巨大的马鞍横列,此为先有武应,后被削兵权,难于再起。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福建事变”中落败的蔡廷锴再次请缨抗日,1939年被蒋介石起用为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旋接任总司令;后又被委为第26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桂南会战。但很快,蔡因受蒋介石排挤而去职,闲居桂林。1947年,蔡被授予陆军上将,但同时退为备役,是为无职虚衔。如同马鞍闲置的风水含义一样,蔡廷锴再也没有昔日军中的威权,处处受到掣肘,更谈不上军事上的作为了。
马鞍的出现,预示着蔡廷锴作为军事将领的命运必将发生转折。脱离军职的蔡廷锴,避居香港,流亡海外,宣传抗日救国,奔走民主;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发展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投身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正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新中国成立后,这位旧军人、新民主主义战士迎来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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