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九一年，农历新春。
　　这一天，宋德仁把红色的吊签贴在自家的窗户上，这是天津的习俗。那时的他还住在平房里，用煤球炉子取暖。因为人缘很好，每年春节，在他所住的院子中，他都是迎来送往拜年亲友最多的人，但是，这一年的春节，宋德仁的家中显得有些冷清。
　　这一天，王淑芬还是照常出摊，她在天津的府署街胡同里摊煎饼，这里曾是旧天津城的府署衙门所在，曾是这个城市的核心，但彼时，这里已经变成了一条方圆一公里之内只有一个公共厕所的杂乱无章的胡同。
　　这一天，比邻府署街的西关街照常有环卫工人在清晨打扫卫生，这里有个菜市场，老人们仍然习惯清晨很早到这里买菜，与128公里之外的北京不同的是，这里卖菜的，都是天津本地人，在这条街上，居住着一位受到邻居尊敬的老师，他喜好古诗，热衷中国的传统文化。
……
　　彼时天津人的眼中，那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春节，年年如此。他们或许不知道，在这接下来的新的一年里，天津和整个中国一样，要经历价格闯关带来的抢购潮；要开始承受下岗的改革阵痛；然后，合资、倒闭、拆迁、旧城改造、招商引资接踵而至，现在看来，1991年似乎更像天津经济发展的元年，向来内敛的天津人，开始面对自己生存环境的改变，多少有些被迫，同时也有些无奈。
一个冷清的春节
　　宋德仁把煤球炉子烧得很热，炉子上面做上一大壶水，折叠的圆桌上摆满干鲜果品，特别是，尽管寒冬，桌子上还要摆上山海关汽水，在那时的天津，山海关是最有名的品牌，而他便是生产这种汽水的天津饮料厂的副厂长。
　　那一年，他41岁。
　　他已经习惯了每年春节频繁的迎来送往，对于这一年春节自家“拜年队伍”的冷清，尽管他有所准备，但还是有种说不出的别扭。“那一两年，我在天津小有名气，不过不是好名气，我被人喊了很久一段卖国贼。”18年后，宋德仁已经不是当年的“年轻厂长”，而变成了一段历史的见证者。
　　这样的名声来自于外商合资。尽管在深圳、广州这样的城市，外商合资早已习以为常，但在这座保守的、比邻北京的城市，1991年的外商合资，还是个需要认识与接受的事物。宋德仁认识能力超出一般百姓，所以，卖国贼的帽子，就不偏不倚地扣在了这位力主合资的副厂长头上。
　　1991年以前的天津饮料厂，已经有些外强中干。尽管拥有山海关汽水这样的拳头产品，但由于退休职工多、企业三角债等原因，已经亏损了好几年。1990年，天津饮料厂亏损将近90万元，这个数字在今天可能不及一套房子的总价，但在当年，却关乎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而在这个企业背后，是几百张等着吃饭的嘴。
　　他记得十分清楚，1990年底，他和天津饮料厂的厂长、党委书记一并被叫到天津市商业局“谈话”，起初宋德仁并没有想到是合资的事，因为此前的连续亏损，他已经多次被商业局领导“请”去谈话，所以这一次他也是这么想的。
 　　“没想到，到那儿局长劈头盖脸就问，你觉得和可口可乐合资怎么样？市里面打算让饮料厂和可口可乐合资。当时我们就愣了，一下没有反应过来。”宋德仁回忆说。
　　实际上，在那一年，天津市调整了一系列的经济工作思路，在情况特殊的1991年，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路的大环境下，天津市在经济工作中明确提出了推进本市企业与外商投资的思路，天津饮料厂并不是唯一的被推进合资大潮里的企业，那一年，红旗自行车厂也与一家外商开始谈判合资，于是，便有了后来风靡一时的斯普瑞克自行车。
　　那时的天津人，恐怕还没有意识到，阵痛就要开始了。
“卖国贼”
　　天津市商业局拿出了合资方案。中国轻工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中国食品工业（集团）公司、天津市饮料厂作为中方出资单位，美国可口可乐亚洲控股作为外商企业，占股30%，成立天津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宋德仁参与了整个与外商的谈判，因为前两个中方股东都是出资，而实际的生产要靠天津饮料厂完成，在中方股东中，天津饮料厂却只有12%~15%左右的股份。这让他在后来开始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卖国贼的“名号”从那时候叫起，厂里的工人认为宋德仁把天津饮料厂卖给了外国人，因为后来要减员增效，一些多余的岗位工人开始分流。
 　　“当时的政治气候特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大环境，天津市的领导敢推这个当时也有胆略，但是，他们是官员，有自己的不方便，所以很多事情都是我出面来做的，包括与美方谈判，包括与美方谈判怎么减员增效。”他回忆说。
　　分流员工的那年春节，他的家里不但冷清，而且当他按照习惯去探望很多老工人的时候，也吃了闭门羹，这些老人不理解，这家1902年就已经创办的汽水厂，为什么要拿到美国人那儿去合资，而且还要按美国人的意思，分流人员，减员增效，这些老工人觉得，宋德仁做的事情，更像是资本家，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应该做的事。
　　因为如此，宋德仁的减员增效在相当一段时间无法推进，“可是后来，邓小平南巡发表了讲话，改革还得继续，政府的态度开始变得明朗，整个合资工作推进顺利，天津可口可乐的销售几乎垄断了整个华北地区的市场，亏损这个词汇，彻底成为了历史。
　　1992年的农历春节，来宋德仁家拜年的人又多了起来，他还是烧好水沏好茶，摆上一桌的花生干果，只不过原来的山海关汽水，变成了可口可乐。后来，1995年，他搬进了楼房，但可口可乐一直摆在过年时的桌子上。
下岗
　　1992年以后的天津，人们不再以“资本家”这样的标准简单的评判一个企业家，及至后来，大部分天津人开始感觉到，外资公司是一个理想的去处，在一些外资公司里90年代中期就可以赚到700多元的工资，在那个年代的天津，那还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有人挣“高薪”，就要有人下岗。王淑芬便是宋德仁送下岗的。在1992年，王淑芬并不是个个案，她十分清楚地回忆，自己住在一个10多户人家的院子里，“除了一户当老师的，其余都下岗了，有六七家是两口子都下岗。”她说。
　　王的丈夫是天津拖拉机厂的工人，天拖是天津最稳定的企业，当年很多人曾羡慕她嫁给了天拖的保全（修理）工人，但现在，她丈夫也已经“放假”很久，每月从厂里面领120多元的所谓工资。
　　他们的孩子已经是独生子女，王淑芬下岗的那一年，她的儿子上高二，学习很好，老师说考到北京的重点大学没有问题。但她清楚，那又将是一笔对这个家庭而言不小的开销。于是，她拿出了自己的一部分存款，在家人朋友的帮助下，在自己居住的府署街，摆摊摊煎饼。
　　那是一条长达一公里的“胡同”，一条胡同只有一个公共厕所，可见基础设施之差。但天津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即便生活再差，早饭也要吃得讲究，也正因如此，天津的早餐品类丰富，煎饼果子、豆腐脑、锅巴菜早已是天津的招牌。
　　“我摊了差不多六年煎饼，从5毛一套，到七毛五一套，再到一块五，没换过地方。”王淑芬告诉记者。那六年时间里，他的丈夫没有再找新的工作，而是帮她打打下手，这六年间，她的儿子从高二、高三考上了北京政法大学，大学毕业。
　　她儿子毕业是在2000年，是那个大杂院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海关，一下子让她接受不了的，是儿子要到远在塘沽的海关上班，那是这位摊煎饼的妈妈第一次听到天津开发区这个地名，尽管她是个老天津人，但正因如此，在老天津人的心里那并不算是天津。
新移民
　　王淑芬只知道自己的儿子穿上了“官衣”，有了前程。但她不知道，她儿子工作的天津开发区，是天津复兴的希望与前程所在。
　　即便在2000年，在没有到过天津开发区的人的心中，那里还全然是一片盐碱与滩涂；2000年时，从天津城区到开发区还要费上一番功夫。但尽管如此，天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到天津开发区工作。
　　那是一片与天津旧城截然不同的天地。“我刚到开发区工作时也有些不适应，天津城里的人口密度很高，这里的建筑密度却很低，最开始几年，晚上一过7点，马路上都看不到行人。”说起这份回忆的是邢春生，他现在是滨海新区综合研究院的院长，他也是老天津人，但现在天津口音已经不浓了。
　　因为滨海的新移民远比天津人更多，天津曾经是个拒绝移民的城市，所以菜市场中卖菜的都是本地人。但开发区不同，由于大量外资企业在开发区设厂生产，大量全国性人才开始向此集中。而这实际上是天津真正复兴的开始。
　　就在王淑芬的儿子、邢春生的外甥各自来到天津开发区工作的那一年，天津政坛正在酝酿着一场大变化。
房子的故事
　　戴相龙“空降”天津，这位前任央行行长的到来，天津“大变”的机会到了，除了戴相龙前任央行行长的身份之外，更引人注目的是，他号称从银行系统带来的高达万亿规模的资金。而此前，最为困扰天津市历任领导的，就是钱从哪儿来。
　　戴氏空降天津的第二年，王淑芬和她的邻居们得到了动迁的消息，她所居住的府署街，被纳入了旧城改造的范围。天津是建委的一位官员曾回忆当时的情景，将近4万~5万平方米的面积整体拆迁，是他这样干了一辈子建筑工作的官员们所没有经历的，他们在佩服戴相龙魄力的同时，也无不捏上一把汗，因为直到决定拆迁之时，未来的土地买家还未出现。
　　“我们拿的都是货币补偿，但房子太小，钱不够买新房的。”本来以为儿子在海关上班，自己就可以轻松地颐养天年，不过，这一次，她又要经历一场不小的折腾，居住在这条胡同里的几百户居民，除去少数之外，绝大部分都经历了与王淑芬一样的命运。
　　彼时，天津市执行的拆迁补偿标准一般是4800元/平方米，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一套房产的面积多在20平方米上下，这样，每套住房所获得的补偿，通常在16万~18万元左右。王淑芬这样的旧城居民可能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现金，但是，当王淑芬拿着这些现金去买楼房时才发现，这笔钱没有太大用场，市场上买得到的房子，怎么也要30多万元一套。
　　那一年，天津的房价开始上涨，最高时甚至高达20%，在很多天津的开发商眼中，那一年才是天津房地产的元年。
　　王淑芬过了一年半颠沛流离的生活。其间借宿、租房，搬家搬了4~5次。她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儿子，因为正是来回搬家的这段时日，儿子的女友和他分手，原因是女孩觉得他不能给自己一个安稳、幸福的未来。
　　一年半时间，王淑芬时常和邻居们打打电话，问问他们现在的情况，结果发现自己的状况十分普遍，大部分人甚至还不如自己。但恰是在这一两年间，天津市的GDP屡创新高，在政商两届，戴相龙的声望扶摇直上，天津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开始愈发重要。
回归繁华
　　王淑芬曾经的家现在被卖给了广东开发商富力城，这个位于天津老城厢的楼盘，最高价曾卖高达12000元/平方米。王淑芬在颠沛流离的一年半之后，举家迁往开发区，只不过这时候，这里已经以滨海新区的名义，变得更加为外界所熟知了。
　　此时已经是2005年，这时的西关街上已经看不到那个习惯清晨散步，喜好古诗的老师了，当全国的人才看到天津的机会而向这里聚拢的时候，他却离开了天津，住到128公里之外的北京，而且绝少与人提起，因为他便是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父亲。
　　担任总理之后，温家宝很少回到天津，尽管这里与北京的距离只有128公里，但身份特殊，任职总理6年多的时间中，温家宝来到天津不超过5次，而对天津意义最为重大的，无疑是2005年的那一次。
　　那一年，滨海新区被正式赋予国家级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地位，成为“第二个浦东”。
　　所有天津的官员们都记得那次视察。一位当时随行负责日程安排的天津市政府办公厅的官员告诉记者，按照对国家领导人到地方视察的安排惯例，总理的住宿地点已经安排在天津市内，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准备好了。
　　在市委书记张立昌、市长戴相龙的陪同下，温家宝在滨海新区进行了详细的视察和了解工作情况，当晚，温家宝自己提出，要在滨海新区住宿，这大大出乎天津所有官员的意料。虽然这更多的是象征意义，但对于天津而言，此举的现实意义不言自明。
　　这个曾经成为中国最早通商口岸的城市，在作别繁华之后近百年，终于开始赢回她应有的地位。
旁观侧语
寻找自我
　　三年时间，两次面对天津前任市长戴相龙和现任市长黄兴国，感受最为明显的是，作为曾经九洋通商基石的天津，逐渐开始知道，“我是谁”。
　　新中国成立之后，天津凭借自身渤海湾中心的地理位置，以及北洋时期开放通商的工商业基础，长期在全国的轻工业、制造业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到来，天津开始逐步暴露出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国有企业比重过大、历史包袱沉重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曾风光无限的天津，开始逐渐没落。 
　　比失去经济地位更为可怕的是对城市自身定位的迷惑与摇摆。五年前，一位在天津任职多年现已离休的国企领导曾经反问记者：“你能不能告诉我，现在的天津究竟是干什么的？”这样的迷惑一直持续了20多年。产业结构、国企改革甚至是与北京的微妙关系，都曾令天津的城市发展思路摇摆不定。这直接导致了天津“九五”计划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未能完成——城市发展路径的反复摇摆，令天津始终游离于中国前两轮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外。
　　“我是谁”的困惑一直持续到2003年才有改观。当年，拥有浓厚金融业背景的戴相龙调任天津担任市长。戴相龙上任后一是立刻启动天津城市改造工程，建设“海河经济带”；二是着手筹办渤海银行和东北亚银行，试图恢复天津金融业传统强势地位的思路已经十分明显。
　　在当代经济领域，得金融者得天下。但当时的天津也只能将北方经济中心当做自己暗地努力的目标，而滨海新区经济逐渐体现出的活力，也正在为天津的这一目标增加筹码。直到温家宝、胡锦涛相继视察滨海新区，这个自费发展多年的经济区，终于被国务院定位“综合改革实验区”。其实，从那一刻，天津未来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已经渐趋明朗。
　　随后，渤海银行、滨海国际机场、中石化百万吨级乙烯项目在天津相继上马。在3月召开的两会上，滨海新区被升级为国家战略，而随后被批准的《天津市城市发展规划》中，国务院终于明确了天津建设北方经济中心的城市定位。 
　　现在，美国派拉蒙已经与天津十分接近，甚至已经选址滨海新区，同时，她已经是未来欧洲空客在中国乃至亚洲的生产中心。国际级企业目光的驻足，足以让天津更为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未来的发展路径和比较优势所在。 
　　20年的迷惑之后，天津终于知道了“我是谁”，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20年以后的天津将是最准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