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沟通难，难在沟通的双方所用的话语系统不一样，以至于一方的慷慨激昂会被另一方理解为无理取闹。比如在最近的中国网民集体声讨CNN和“家乐福”事件中，我们就会发现，法国人在其国内用的语言和派特使来中国用的语言系统就不一致。昨天与刚从台湾考察回来的冯伦大侠谈起“藏独”问题，大侠用标准的冯伦语言说：“一个被认定为三陪小姐的人，忽然说要争取妇女权益，这事儿，人家短期接受不了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先说我们的感情如何受伤，而是解释‘藏独’就是‘塔立班’武装恐怖份子，是基地组织，并罗列证据。大部分西方人就会明白。”
我们和西方大多数人处于不同的语言体系，这是事实，而转译系统只能承担“字典”的功能，不具有中西交流“百科全书”的效用。我们的抗议行动，也可能被误译为“暴民”和“骚乱”，这就需要余秋雨先生说的要搭“第三座桥”——沟通之桥，文化之桥（前两座桥是政治、经济）。
用听得懂的语言沟通，是沟通的前提。
（二）
房地产买卖双方的沟通，也有一个语言体系和沟通习惯问题。
在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期，买卖双方的沟通也会有问题，但是价格在向上走，问题就不会太大。比如潘石屹搞的“无理由加价10%退房”，虽然看起来非常潇洒，一招致胜，其实真正退房者基本不存在。但他使用的语言确实是买家听得明白的语言。时过境迁，不要说别的，单凭目前“购房者期房不能转让”，两年内转让的高额税费和登记手续，“有理由退房”，也不具操作性。
“期房限转”这个限制炒家的制度，出台的时候，只看价格上涨，就像“午夜鸡叫”的股市印花税一样，如果在市场调整的时候还不废除，就是阻塞了开发商的一个重要沟通渠道。
（三）
其实买卖双方的重要沟通渠道是“合约”，这也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基础。“合约”的重要性，在于未来履行合约时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提前约定了双方的权力和义务。
房地产合约，大部分是“期货合约”，这就更需要一本厚厚的“合约”。香港楼宇买卖合约（简称S&Ｐ）本身就非常厚（约50页），签订的时候，同时要签另一本厚厚的大厦管理公共契约（约50页）。这百来页的合约，就是日后沟通的基础。律师行会定期公布合约的指引，保证合约可以适应社会的发展，解决双方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是：1、合约太薄；2、大家也不看。合约太薄，是大家不重视合约的前提，反正就是几页通用条教，签名就非常随意；出了问题，大家也认为合约帮不上忙，干脆就网上灌水、网下聚众，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手段。
开发商有没有问题？合约太薄，使得他们也不重视，更重视营销概念和产品的营造。这样，房地产最为重要的产权合约，就处于边缘状态。一旦出现纠纷，翻出合约，往往救不了急。因为大家都没养成这个习惯，以至于，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看谁声大。
（四）
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彼此沟通顺畅的社会，更应该是法制、合约理念的社会。房地产局部市场的调整，给房地产合约的完善和市场参与人一个重要的提示：这方面，我们可以做的空间有多大；我们应该把合约放在怎样的位置，用怎样的语言来沟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