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图片来源：外滩画报)　　上午8:40-11:00，哈佛听主课；下午1：00-2:30，英语选修课；2:45-6:00英语语法课。每周两次晚7:30-9:00口语课；每晚看资料做笔记至凌晨1点。

　　这是王石(微博)在哈佛的日程表。

　　王石在哈佛近一年的游学生活，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轻松随意，而是“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每天清晨，他花2.5分钟的时间用微波炉热一杯牛奶，烤一块面包，切半个西柚，花3分钟时间吃早餐，然后步行去上哈佛上课。王石租住的公寓位于剑桥镇的花园街上，到哈佛主校区最远的教学楼或者图书馆只需步行15分钟。王石在哈佛读书期间拒绝了公司配车，出行主要靠步行和地铁。

　　哈佛“现代修道院”

　　2011年2月，王石在哈佛的第一学期。他每天上午去英语学校补习英语，下午去哈佛听各类讲座；到了9月的第二学期，他选了三门大课：分别是前哈佛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本杰明-弗里德曼的“宗教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史”，以及“城市规划”。因为大课的时间是上午，所以王石将英语学校的课程改为下午。

　　在哈佛上课，如同“赶集”。王石每天从8:40开始在哈佛设计学校听“城市规划”，临到结束前几分钟，必须不动声色地把书包理好，一结束就蹭蹭蹭往经济系跑，跑8分钟，再一路爬上三楼，放慢脚步，轻轻推开门，坐进去，前哈佛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本杰明-弗里德曼的宗教课已经开始。

　　中午，穿过哈佛广场，步行去对面的英语学校。如今，王石已在学习Advance级课程，这是该校的最高级课程。广场里有几棵大树和大片的草地，王石偶尔会找一间咖啡屋坐下来，吃个三明治，更多时候则是边走边吃。“我想休息一下的机会非常非常少。在哈佛，很清闲的就是游客，学生要匆忙得多。”王石说，他唯一会停下来的原因是发现了赏心悦目的落叶，或者在雪地里觅食的灰松鼠，这时他总会“忍不住停下来拍两张照，传到微博上。”

　　英语学校放学后，他就在哈佛广场的速食店花几美元买一个鸡肉卷回家，吃一半，另一半放在冰箱当第二天的晚饭。在美国的日子里王石很少应酬，他的夜生活几乎都是在公寓里温书。“因为你只要晚上安排应酬，你的学习就得熬到三四点，要不第二天的课就坏事儿，完全跟不上。”

　　在哈佛大学的11个月里，他感觉身处在一个“现代修道院”。“我住的地方很简单，旁边是一栋教堂式的建筑，顶尖是十字架，中世纪风格，就像一个修道院。不管在学校，还是在附近的星巴克(微博)，里面的学生都是一边吃一边看作业。这就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地方。”王石对《外滩画报》说。

　　2011年夏季“艾琳”飓风来袭，王石发了这样一条微博：收到言及飓风如何厉害的短讯，知趣取消约会。返剑桥公寓已晚。翻书不觉到凌晨。好像有特殊的磁场，祛除浮躁，心静读书。

　　到英语学校报到的第一天，60岁的王石差点被人误认为是“老师”。他的周围，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开学自我介绍后，发现最大的也才25岁。

　　为了克服“哑巴英语”，王石强迫自己每天跟这群比自己女儿还要小的孩子混在一起。美国课堂强调游戏互动，由一个学生来比划单词，王石来猜。“往往一个单词挂在嘴上，却怎么也说不上来”。最有压力的要数每周一次的考试，每次60分钟，周围的同学答题30分钟后陆续交卷，60分钟后，整个教室变得空荡荡，只剩下握着笔的王石，和一位等待收考卷的老师。

　　“我也经历过小学、中学、工农兵大学，虽然不是最优秀的，成绩也是中等偏上。这次算是体会到什么叫后进生。”王石说，他生平第一次感觉脑袋累，是脑壳里那种累，半夜两三点很疲劳，但睡不着。“有点像某种病态，一度担心别哈佛没学到东西，变神经了，想放弃。但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又背着书包去上学。”

　　在哈佛的前三个月，他几乎听不懂主讲人在说什么，于是花钱请了一位翻译帮忙做笔记，“自己装模作样地听，听懂一个单词，想一想，接下去，又听不懂了”。三个月后，他开始自己做笔记，让翻译纠正，四个月后，他已经能听懂六七成，便毅然摆脱了翻译这根无形的“拐杖”。如今，王石已可以自如地用英语发微博，“气候组织”创始人吴昌华(微博)欣喜地在微博上回复他：以后出国不用给王总做翻译了。

　　房地产开发商眼中的美国

　　在哈佛，王石的研究方向是“企业伦理和城市群落研究”。他选择了两门跟宗教有关的课：“宗教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史”。

　　“我们现在是西学中用。我们学习西方的东西，更多是技术层面，如何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理解、去了解、去吸收。到最后一定是宗教信仰。”王石这样解释自己选择与宗教有关课程的原因。

　　在哈佛期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是一名哈佛教授讲述二战后美国信教人口变化。在课堂上，他了解到二战后美国71%的人信仰基督教，80年代初骤降到39%，90年代初又有所回升。他还了解到，二战后出生的美国人有两个宗教，一个是出生时家庭给的，第二个是20岁后独立选择的。上完那门课，王石形容自己“豁然开朗”。

　　“谈到西方文明，就无法回避基督教。以前我总是困惑上帝究竟存不存在，现在我发现，这不是要点，要点是宗教背后的文化诉求。”王石说，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源跟基督教密不可分，包括现代企业管理提到的“契约精神”，可以在《圣经》的旧约中找到最早的故事。

　　在哈佛游学的日子里，王石无时无刻不在用房地产开发商视角观察哈佛，观察波士顿，观察美国。

　　在设计学院的“城市规划课”上，王石不忘观察身处的这栋建筑：一个透明的“大玻璃盒”，冬暖夏凉，可容纳400人。独具匠心的是，这个学校的教室与教室间没有视觉上的阻碍，“梯田”状从一楼一直到达五楼，五楼高高挑空，将空间串联成一体，更像开放式的三角形阶梯图书馆。低年级学生在顶层，便于观摩下层学长的设计活动，学生们随着年级上升，教室逐年下移至毕业。

　　在设计学院，王石了解到美国人数百年的城市规划史。他拿波士顿举例，波士顿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曾大肆建造高速公路。没想到，交通是顺畅了，却一下子把城市一分为二，造成了城市割裂。后来美国政府不得不花大量财力，把波士顿重新规划。“如何在城市发展规划中避免高速、地铁的劣势？纽约和芝加哥是怎么过来的，遇到哪些情况，如何处理，这是可以借鉴的。”

　　在哈佛学习期间，王石也多次走出波士顿，从其他城市获取灵感。2011年3月，王石受邀赴华盛顿拜访了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总部。该环保组织总部的屋顶绿化引入蜜蜂的设计，让他印象深刻。他当即他电话万科的同事，要求在深圳大梅沙总部的绿化中引进蜜蜂。4个月后，万科总部引进的两箱中华蜜蜂开始产蜜，每次可割蜜15斤。万科的员工对自己的办公室屋顶能产蜜感到非常自豪。一位员工告诉《外滩画报》：“虽然蜂蜜的产量不高，每人只分得一小勺，但真的比新西兰蜂蜜还要好吃，蕴含一股自然的醇香。”

　　“意识到差距，所以来学习”

　　2011年2月23日，王石到哈佛刚刚1个月，便接受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邀请，在哈佛做了一场名为“人生的三座山峰”的演讲。他指的“三座山峰”，第一座峰指创立万科，第二座指两次登珠峰，第三座指目前在哈佛的游学。

　　他对比了“登山”和“游学”的差别。“你问我那个难？登珠峰当然难，但没有我想象的难。哈佛游学也难，比我想象的还要难。”王石说，但是最难的，是管理企业。毕竟，登上珠峰他只用了五年，而创办和管理万科，从1983年至今已近30年。

　　在万科深圳总部的王石办公室里，王石的办公椅背后有一辆精致的奔驰模型车。王石说，这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由万科一家玩具厂生产的，汽车上印有日本皇室的图案，车门可以打开。“它不是玩具，而是工艺品。它代表着万科的一段历史。”王石把玩着模型车好一阵，久久不愿放下。上世纪90年代，王石的公司业务涉及玩具、服装、饮料、印刷、K金链等十多个行业，1993年，他决心将公司从多元化向专业化转型，原本计划五年完成，后来足足花费十一年。但这场转型无疑是成功的。2007年，万科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房地产住宅开发商。

　　“其实去美国游学，一是自我修为，二是为了想清楚，企业的下一步该怎么走。”王石说。

　　虽然身在美国，跟中国有13小时的时差，但王石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跟万科总部开视频会议。在一年一度的公司内部沟通会上，他从美国发回视频。视频是在哈佛大学JFK政府学院外的草坪拍摄的，王石的背后，是一群悠闲的大雁。

　　在哈佛的演讲中，王石透露了些许对公司“下一步”的想法。

　　“在中国，民营企业生存不难，但相对粗放。”王石说，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全美前三大房地产公司年销售量相加还没有万科大。但是从市场规模看，美国第一大房地产公司的销售量占美国总量的6%，但是万科在2010年的销售量为1千亿，只占到中国的2%。“要沉住气，不能急于求成。意识到差距，所以来学习。”

　　王石作为万科最核心的人物赴美读书，接班人话题自然也是众人关注的焦点。王石用了一个比喻：“我对万科有感情，但它是我的一个作品，而不是我的儿子。”王石解释，他把自己定位在一件作品的制作者之一，作品的将来如何发展，如何才能更加“好看”，需要一个团队一波一波去打造，而不是仅凭一个人的力量，或者一个接班人。“1999年和2000年，我和柳传志分别辞职，由郁亮和杨元庆接任。三年前，柳传志重新出山，力挽狂澜，效果不错，如果你问我万科遇到类似情况，我会不会出山。我很肯定地回答：不会。”

　　王石告诉《外滩画报》，在哈佛他希望学习更多西方的管理思维。“1983年，我到深圳创业，看的第一本书是汤因比的《历史学研究》。2011年，我在哈佛图书馆看两本书：曼德维尔的《蜜蜂的语言》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管理》，都是英文版，受益匪浅。”

　　60岁的新生

　　在美国，王石每天会抽出至少40分钟发微博，他说，一来是方便与国内联系交流，二是训练文字简洁表达，三是接受各方批评与谴责。

　　他的微博跟国内其他几位房地产大亨相比，显得十分“另类”，既没有任志强(微博)那样的“火爆”脾气，也没有潘石屹(微博)那样爱凑热闹。他发的最多的照片，是关于他家里的两只猫，1条狗和1头小香猪。

　　在微博上，他两次提出“人生抛物线”理论。他说，人生就像一颗从枪膛里飞出的子弹，我的最高点已经过去了，现在处在下滑处，应该逐渐淡出人们视线了。

　　他的微博头像是一张坐在电脑前面的照片，带着眼镜，嘴角微微下垂，脸庞清瘦，法令纹很深。一位网友指出，这张照片“显老”，建议他换一张。他回复说：变老是规律，下次换头像会显得更老才对。

　　“60岁是上老年大学的年纪，却跟16岁的人一块儿混，这是另一种对生命极限的挑战。一种更不动声色的咄咄逼人的表达。”王石说，“哈佛的这一年，我感觉获得了新生。”

　　他调侃自己，刚到哈佛时，“我已经是半残废了”。他指的是创办万科后，有司机、有秘书，到哪里都有人接送，自己在不知不觉退化成“城市废人”。

　　而在哈佛，王石伴随着各种笑话开始了他的“新生”。

　　去银行办信用卡，因为在国内没有办卡的经验，足足跑了五次银行，花了一个月，才办成；

　　去超市买东西，搭地铁，乘公交，经常搭错车，搭错方向；

　　每天晚上一边温习功课一边烧水泡咖啡，结果那只烧水壶被烧红了三次，塑料(10395,10.00,0.10%)壶盖都烧化了……

　　王石告诉记者，他的“三年游学”计划可能会延长，哈佛大学的一年延长到两年，接着去欧洲继续游学三年。未来10年，他的身影也会更多出现在国内外高校。去哈佛之前，他已经接受香港科技大学的邀请，出任客座教授。此次回国，他已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微博)基本谈妥，今年秋季就开始在光华管理学院上课。

　　一位曾在万科工作多年的员工评价说，王石让她联想到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的一句话：一个人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呆在光明之中，而是从远处凝望光明，朝它奔去，就在那拼命忘我的时间里，才有人生真正的充实。“王石给人的感觉，就是他的前面有一束光，指引着他永远向前。”

　　B=《外滩画报》

　　W=王石

　　“中国人最顽固的，不是头脑，是胃”

　　B：你去哈佛读书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选“企业伦理”作为研究方向？

　　W: 那是2010年初，哈佛的一个中国基金会在北京办一个答谢会，当时执行主任问我有没有兴趣到哈佛游学，半年、一年、三年都可以。我当时就回答“有兴趣，一年”。到了2010年秋天开会了，我却犹豫了，当时就害怕语言不行，过了国庆，没去，过了圣诞，还没去。人家来催，我听了话中有话：我们这儿可是哈佛啊。一咬牙，我就去了。

　　你要说冲着什么，当然是圆留学梦。当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我接近30，想出去的想法强烈。1983年，32岁，我在深圳创业，想着过渡两年就出去。当初想去伯克利，觉得它是很活跃的学校，没想过学什么专业，只是想去了解西方文化。留学的想法，到50岁才打消。

　　这次去哈佛想学什么？不是很明确，但有一点很明确，我不会学工商管理。1983年到深圳，我既搞经营，又搞管理，自学能力相当强。我花了3个月读了经济学原理、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工商管理。每次到香港，我都是买书，买台湾的繁体版。比如说会计学、记账方法，我都是自学的。

　　B：为什么选择哈佛？

　　W：正好因为哈佛发邀请。只要是名校，伯克利，麻省理工，台北大学……我都会去。

　　B：哈佛的学习氛围究竟有多浓？

　　W：哈佛是研究型的学校，讲座交流特别多，各个系、各个学院都有。比如说，我在亚洲中心，牵涉到亚洲专题。日本海啸发生，一个月之后，日本中央银行来了一个副行长，讲海啸之后日本金融政策；比如一个有关2012年台湾大选的讲座，一看主讲人：蔡英文。再比如说BP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事故调查总检查人、麻省理工的教授的一个讲座。再比如说，我上一门课叫做“资本主义思想史”，上课的老师就是《货币战争》里提到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罗斯查尔德的后裔。你会发现，哈佛的讲座，牵扯到整个世界热点事件主要的当事人、事后主要的负责人、核心人物。每个礼拜，我都觉得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B：听说你在国外只吃西餐。为什么？

　　W：就吃饭来讲，出国吃西餐，不是说这次去哈佛，20多年都这样。改革开发80年代，我跟大家一样，一定要吃中餐。但很快，我就决定，只要出国，不吃中餐。饮食文化是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人思想接受西方西方，饮食却不接受。中国人最顽固的，不是头脑，是胃。

　　我们万科流传着一个笑话：想惩罚谁，就让他出国跟着董事长。咱中国人三天不吃中餐，难受死了。

　　B：在美国游学一年，觉得自己有什么改变？

　　W：昨晚我还跟一些企业家朋友吃饭，他们说感觉王石变得更随和，更包容，仅此而已。

　　B：你曾经说如果让你选择一个宗教，你会选基督教。这跟你这学期学习的课程有关吗？

　　W：这句话直接拿过来讲，肯定引起误会。对于宗教，我的态度是你可以不信，但你要尊重那些信的人，接受一神论背后的价值框架、价值体系，它到底对这个社会起到怎样的作用。

　　如果你要说必须从众神当中选择一个信仰，我选择“基督教”，更多是从文化、音乐、艺术上的考虑。我喜欢基督教堂的建筑形式，哥特式，阳光从玻璃窗照进来，给人积极、温暖、向上的感觉。还有基督教的音乐，绘画，我都非常喜欢。

　　B：你在哈佛这一年，是瘦了还是胖了？

　　W：我的身体变化，在过去两年。2010年第二次登珠峰，瘦了15公斤，下来的时候是57公斤。2011年初到美国，差不多恢复到70公斤。在哈佛头两个月，又掉到67公斤，这个体重，比我1983年刚到深圳创业时，还瘦4斤。很有趣的是，一回到城市里(回到中国)，体重很快就涨了，我现在是73公斤。

　　“我无意当意见领袖”

　　B：你在微博上说你佩服意见领袖，任志强，茅于轼，赵晓(微博)，韩寒，“在各自领域有独到见解，敢于发出不同声音。”你觉得自己是意见领袖吗？他们需要怎样的智慧？

　　W：我当然不是意见领袖。首先，意见领袖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比较独立，二是以公共利益着眼未来，第三是有独到的见解和影响力，在学术上有一定修为。

　　我是企业家，本身就有利益冲突。你知道任志强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吗？很简单，即便很关心这行的记者也很少能说上来，这说明他更多影响力来自个人，他的言论不会对他的公司有什么影响。对我来说，任何时候大家提到王石，就会联想到万科。意见领袖显然不适合我，我也无意成为意见领袖。但我是上市公司的公众人物，更重要的是做了什么，而不是说了什么。

　　B：你曾在微博上写道：人们很介意自己的归宿，但其实从宇宙看，每个人只是一颗粒子，在哪里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去了美国之后，你开始更多以宇宙的眼光看待世界了么？

　　W：哈哈，我没有这么大的视角。我去美国有两点感觉。第一，每个人的主流看法：美国标准即世界标准。去美国之前，我还没有这么强烈的感觉。美国建筑标准有LEED，英国的标准比LEED更严。但美国人觉得，LEED就是最好的。到了美国，我反而不认可这个了。第二，在美国的环境下你会用另外一个角度，更客观地看待中国房地产市场。比如说，从全球眼光看，中国发展非常快，中国改革开放需要经济增长来支撑。就像骑自行车，你速度慢了，就倒了。如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西方经济萧条，如果中国把速度降下来，全球都成问题。

　　B：万科有建立“儿童医院”的计划。你在美国也考察过好多家儿童医院。有何借鉴？

　　W：美国的儿童医院当然先进。但我觉得发展中国家的例子，更有借鉴意义。比如说曼谷，当地的医疗制度值得借鉴，只要是贫穷的孩子，都可以去看病。第二，医院的公益性做的非常好，很多孩子从外地到曼谷看病，父母是陪着来的，但没有地方住，医院还想出办法很好地安置病患父母。

　　再拿美国举例，美国儿童医院医疗设备都是以儿童为标尺的，比如说核磁共振，就是迷你版，医生的座位很低，不会让孩子感觉不舒服。另外，医疗技术的先进性就更不用说了。

　　万科做儿童医院可能走三种路线，一是给穷人看病，二是给富人看病，但看病赚来的钱支持穷人看病。三是不确定给谁看病，但只采用高尖端技术，治疑难杂症。富人付钱看病，我们为穷人设立一个基金，看不起病的人可以申请这个基金。

　　“人生舞台的终点是隐退”

　　B：你相信2012年世界末日吗？如果离开末日还有三天，你会做什么？

　　W：那是无稽之谈。西方宗教本身就有“末日说”，以前有，今后还会有。地球有诞生就有结束，但那个末日是无限的，对我们来说，可望不可及。但你的末日是什么？你的末日，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可能就是明天，最多再有30年，肯定会到来。

　　你说离末日还有三天最想做什么？很简单，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有什么重大变化。因为这是你的末日，不是世界末日，别人仍在正常的生活。我想最好的结束方式，就是不要对世界造成影响。

　　B：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W：作为一个人生舞台，年纪大了，就要隐退。在哈佛的经历，我要是愿意到处公开去讲道，利用各种公开场合，像郎咸平(微博)一样跟电视台签约，我相信我还是有这个影响力，电视台会感兴趣的。但是我选择更多的方式去学校，跟学生交流，而不是做一个公众人物。

　　B:我看到你转了一条微博，说的是乔布斯晚年住在一个中产阶级街区，行人从他家走过还能看到他在灯下工作。你的晚年生活，愿意过有好邻居的中产阶级生活，还是住深宅大院，与世隔绝的生活？

　　W：我想是后者吧。这跟个人习惯有关。我本身不大善于交际，也不喜欢热闹的交际场所。所以我登山，和大自然打交道。现在不登山了，我更喜欢和植物、动物打交道。

　　B：你有没有想过像乔布斯一样，把传奇的人生经历，写一本自传？

　　W：我怎么能和他比呢？我觉得乔布斯是继爱因斯坦之后世界级人物。他属于英年早逝，留下那么多财富，让别人怀念他。而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享受生活，没有必要到最后写这样的东西。你是要给别人看呢，还是要总结自己？我觉得乔布斯更多是要让别人看，他本人非常低调，做到现在，真正出名就是这五年时间，在他生命的末期，他找人写自传，更多的是做为一种财富，让别人了解他，而不是产品本身。

　　B：这是四个苹果的世界。第一个诱惑了夏娃，第二个砸醒牛顿，第三个握在乔布斯手里。第四个在哪里？

　　W：不知道啊，一定会有第四个。

相对而言，哈佛的学生更为正统，有才华、有能力，出了许多政治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总统就出了8位。而MIT却聚会了一批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发明了无数的令人称奇的产品，例如建筑，国防部五角大楼就是MIT杰作，即使其中一个角被袭击严重破损，其它四个角仍照常使用；成功登月的四位美国宇航员全部毕业于MIT。哈佛与MIT之间一直存在着友好的竞争。

今天，两所学校的竞争和合作不相上下，有很多合作的研讨会和项目。笔者作为访问学者到哈佛才一个月，所参加哈佛亚洲中心举办的讲座中，有两次是在MIT举行的。曾经在万科工作一年的常征同学心举办的讲座中，有两次是在MIT举行的。曾经在万科工作一年的常征同学正在哈佛读博士,其三位选择的博士导师既有哈佛的教授，也有MIT的名师。实际上，哈佛和MIT的学生可以在对方学校注册，而不需增加学费，获得的学分也被各自的学校承认。 哈佛与MIT的关系颇类似中国的名校北大和清华的微妙关系。实际上，在哈佛和MIT的中国留学生中，来自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最多。

王石“穿越”了，网友戏言，他买到了“诺亚方舟船票”。在官员指责开发商缺乏道德之前，王石已经动身去美国游学，说是3年后回来

人物周刊记者 张欢 发自深圳

即便暂时不在江湖，但江湖永远都有他的传说。

把万科打造成中国第一个销售额过千亿的房地产企业后，王石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转身奔赴美国开始为期3年的海外游学的新里程。

生于1951年的王石今年正值耳顺之年，对于一般人来说到了这个年纪，够了，也该退下来歇歇了。老王却和大家开了一个大玩笑，他真的走了，接受了著名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亚洲研究中心的邀请，课题是商业伦理和城市群落研究。

漂洋过海游学取经，还保持董事长的位置，王石的举动愈发让人看不懂，或者敬重--万科凭什么？王石又凭什么？

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留学，王石至少已经交出了一份很优秀的成绩单。万科销售过千亿，摇摇领先第二名一倍，而2009年彼此之间差距不过一两百亿。

如果把时间往前再推一年，谁也没有办法想到万科和王石会这么快走出来。王石在四川地震期间就捐款的发言引来万炮齐轰，骄傲的王石也不得不低头；万科在南京遭遇了“质量门”：在杭州居然还发生了降价门，已经购房的业主示威不允许万科降价。

“我必须要感谢这些经历”，这是王石对今天成绩的总结。他说一要感谢政府：“国家在此之前的调控让我们放缓了脚步，如果我们冲得太快，金融危机之下巨大的冲击会让万科非常难过。”

接下来老王感谢的是那些批评和骂他的人：“特别是在赈灾过程中铺天盖地的骂声，让我们更要体现社会责任和专业精神。对于万科来说，就是要建好房子，也要去震区做样板工程。如果没有汶川地震这件事，我们也会那样做。”

当然，他也承认这些声音让他重新思考，尝试换角度思考。

他还要感谢各种压力：“我们当时降价引起了已经买房的消费者不满，又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种种压力让我们必须做好。万科大规模推精装修的决心更坚强了。”

尽管早就把一线总经理的职位交给了年轻人郁亮，但王石却依然在扮演万科Logo的角色。他在万科总部的办公室非常气派，面对着深圳大梅沙的海面，海风吹来，让人意兴盎然，只是现在用不上了。

很难想象王石坐在哈佛大学教室里的心情，尽管他游览了世界各地，并且是“7+2”计划的完成者，但他从来没有在海外留学的经历。当年，他创业的目的之一就包括了想赚钱出国留学。

他在微博上形容自己现在的生活是：“上午英语学校，中午专题讲座，下午图书馆、口语训练课，应酬只能在晚上，返公寓大量作业。时间衔接以分钟计，行走匆匆，哈佛节奏。”

即便忙碌如此，他依然对自己的角色充满信心：“3月3日，作为万科董事会主席，我主持了董事会议，为何说我脱离了万科？到学校进修是事实，但不需要辞职呀，不是吗？万科都有安排高级管理人员出国进修的计划，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此前他去登山、航海都已经吸引了足够多的眼球，很多人觉得他不务正业，但万科一样发展得很好。从他决定放弃创始人股份的那一刻开始，王石就给这家公司注入了职业经理人掌控方向的基因。

连钱都不要了，还不允许老王爱好点名声和自由么？

2005年之后，王石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公益事业上，他放手给总经理郁亮去操盘，并建立了一套已经证明为成功的制度，万科成了中国房地产业界当中最透明的一家企业。

在同一拨企业家当中，王石是活得最潇洒的。他对接班人发愁的不只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东方文化中对人而不是制度的依赖。

他说自己一直对东方文化存有“畏惧”之心，因为那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违背。

现在，创业26年后，他终于有机会可以长期去体验西方文明，去探寻商业文明的秘密了。

人物周刊：你在大学演讲里提过，每个时代的英雄都不同，军人、政治家、劳动模范、企业家都可以是时代的英雄，让在座的同学很诧异的是你对军人英雄很向往。对于当过兵的你来说，现在的和平年代是否让你感觉不够有力量？

王石：前两天我在飞机上读报，60年代海峡两岸间谍战的故事，读得还是津津有味，怎么打下U2，对当时中国军队的斗智斗勇相当佩服。

我本身就是二战之后的一代，对战争接近感更强，而且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都是军人出身多，这种时代情节当然是有的。

某种意义上说，我到了深圳之后面临的是另一种战争，让我丝毫没有感觉生错年代。

人物周刊：中国企业家最常见的体育活动是高尔夫，而你一直尝试登山、滑翔伞、航海等很酷的运动，对于你来说，有技术含量很重要么？

王石：高尔夫也很有技术含量。我的喜好是到大自然，尽量别受约束，而高尔夫因为技术规则摆在那里，你会觉得非常不自然，那是英国绅士的运动，我的血液里天生就不大适合高尔夫。

我喜欢的运动也有约束性，但是不确定性更强。我有一个朋友镶牙，很整齐的假牙，他告诉我是打高尔夫留下的纪念，这就是不确定性，但对于我来说还不够。

我第一次参加海南岛帆船赛，正好赶上台风尾巴，船失控了，整整三天三夜在海上。要打着燃烧棒求救，直到人家发现才获救，这种不确定性多强！

再有就是我不喜欢借助机械的力量。假如现在国外有个神秘的中国人玩越野吉普、摩托车或者去外太空，人们一猜百分之九十是王石，但这怎么可能是我？

人物周刊：你对外太空就不充满好奇么？

王石：如果让我去当驾驶长，我是可以考虑的，但实际是不可能让我干的。我不愿意当乘客，上去一趟有什么意思？没有参与感，和坐波音777没什么区别，只是窗外景色不同，顶多茶余饭后有个谈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

人物周刊：还能坚持戒酒么？

王石：决定下来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想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去做。生活往往是你控制不了的。再就是和身体有关系。年轻的时候喝醉了瘫倒在地上哇哇呕吐，头疼两天也就过去了。到了现在对身体损伤太大，人生还是得有侧重点。

我也不喜欢别人代替我做什么。有人问博客是你写的么，当然是我写的，喝酒只有我替部下喝酒的经历，没有部下替我喝酒的经历。他们在一线打拼都很辛苦，代人喝酒都是在大家不情愿的场合。

这实际是一个选择，你不喜欢是因为完全不能控制，我就这点酒量。

坚持戒酒还能找出的一个理由是宗教，这当然就相当含糊，别人一听以为你信教了，其实不是。

接下来才是意志力。我曾经说过“不喝了”，这话毕竟已经开口了。我记得在中亚的时候一个月不喝，没事，因为没有喝酒的氛围。回来了，自己一个人，看着啤酒或者葡萄酒，喝还是不喝？干脆就看个十分钟，坚持就过去了。

也破过一次例，企业家聚会，上海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企业家就是硬敬，我不喝别人面子挂不住。

人物周刊：提到宗教，你说在中国要建立有教堂的商业文明，在中国当下有可能么？你对现在的商业环境失望么？

王石：我是企业家，不好越界，我只能去谈房地产，比如万科的行为。我说不行贿，别人都不信。房地产不行贿？不可能的。但万科就是把不可能的做成可能了，而且做得挺好。

我们反思金融危机，原因就是不负责任的透支，消费主义至上。

对于我来讲，现在还好一点，过去几年，不要说媒体，我的团队都对我的言论有过批评，这涉及到职业操守。

我个人当然是积极向上的，尽管从历史主义来看一定是悲观的。文明的兴起衰落是很正常的，中华文明之前也有过辉煌期，但不能说我们就不努力了，恰恰是这种努力带有悲壮性而显得更有张力，可能是无功而返，但我们没有放弃。

从某种程度说，生命的意义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你一定要死，你就不能说你就不该出生。

现在是科学进步加上人文主义，改变了物种进化过程，已经不是达尔文自然淘汰了。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干预，贫富并没有均衡，而是拉大，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的体型变得越来越滑稽。人类的基因本来就是饥饿型的，吃不饱才有生存。现在是过剩，现在各种病和体型都出来了。你没有发现我现在的年纪和身材显示我是个“异类”？我很骄傲的，这不是遗传的瘦。

这种结果说明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不只是不喝酒，在饮食上注意，还要回到大自然。必须这样，你回到物质世界才会珍惜。

人物周刊：对你的指责，年轻人居多，你对年轻人失望么

王石：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现在的年轻人从文化遗传上说没有什么改变，他们是消费主义一代，你以为他们发生了变化，但本质上是没有的。

如果是40年代到60年代出生的人，他们对于捐款等事情有这样的姿态和认识，我可以理解。现在，当80后还出现这样的姿态，你会发现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并没有什么改变。指望消费方式改变，去吃吃麦当劳就能改变什么，不可能的。

人物周刊：学术界对于所谓国进民退现象讨论很热烈，你怎么看？

王石：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这不应该是零和游戏的关系。社会是多元的，如果允许不同观点谈论，本身是好事。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往往不论是非，只论立场。先确定你是哪个阵营的。就像毛泽东时代说的那样，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这是一种霸权。

我觉得很有意思，这30年才允许讨论这类问题，以前是根本不允许有不同意见。

人物周刊：现在你一直以宣扬环保、从事公益的面目出现，你觉得对于这一代企业家来说是不是一定要经过“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先后过程？

王石：共性是这样的，个性会有差异。

对于我来说，或许荣辱更重要。我来深圳，毫无疑问要改变命运。我第一次来深圳是1978年，刚好是改革开放前夕，到沙头角就已经是禁区了，两边都很萧条，但是你在火车上看从香港来的人，他们穿的衣服，大包小包、电视机什么的，马上能感觉出两边的物质生活显然是不一样的。

从物质生活考虑很重要，但这个动因对我来说不是很大，最重要的是自己能选择能做的事情。之前能做什么都是社会安排的，要么当兵要么下乡，显然当兵比下乡好。当兵回来后，要么开车当司机，要么工农兵大学生。当时显然当司机更好，但我选择了进大学。到深圳也一样，因为我能做很多事情。尊严，也就是荣辱对我非常重要。

很多人现在都说你王石不行贿，第一是你自己不用行贿，第二是你当年一定行贿。我甚至非常坦然把自己曾经有行贿意图的故事写出来，两条烟拉关系嘛。

我一直说如果我不行贿不搞不正之风经营不下去，那我选择做不下去。我宁肯出国，去做二等公民。以我的能力出国养家糊口，过上起码的中产阶级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从统计学和人类共性上你说的不错，但是现在多元化、个性化的社会更尊重个人选择，你说的归根到底还是个人选择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一直在向西方世界探寻商业文明。回首民国时期，就已经有范旭东、荣氏兄弟、卢作孚这样的优秀企业家了，你怎么看他们？

王石：我们远远到不了那个时代企业家的水平。不论是文化层面还是整体把握操作能力，远远到不了。

就以荣家为例，我们都知道荣家是做面粉和纺织的，和洋面粉竞争，开展大机器运作，引进留学生。

改革开放后，我们知道了差距，开始引入洋设备，结果发现没有技术人员。我印象非常深，80年代初期报纸经常有设备荒废的新闻。荣家也一样，当时洋务运动引进设备情况和80年代初很相像，但荣家做面粉，很快就把人才和设备结合起来，战胜了外国面粉。

荣家是面粉纺织出身，但对企业长远发展有自己想法，比如他们提出大无锡概念，民国初年荣家就向政府提这个意见。新中国建国四十多年后的规划实施方案，就是按照他们的设想进行的。他们当年买了很多地，现在看就是地王。这让我非常惊讶，我是搞房地产的啊！以我对城市的理解，还号称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可是在博物馆看了之后还是非常震撼，我们还没有比过民国初年水平。

我是2005年之后全力做公益，可是荣家辛亥元年就开始做这些事情了，上海的很多私家花园1949年之后被收归国有，其实有非常多的公园本来就是公用的。

你说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哪里到得了这个水平？

人物周刊：像你们这一代人，柳传志重回一线，朱新礼、刘永行等人还在一线，为什么这一代中国企业家接班的问题这么难？

王石：这不是中国企业家的问题，这是东方文化的问题。东方文化讲究权威，民主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对文化的依赖性决定了只能如此，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文化并不适合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更多的是靠制度本身，东方文化讲究的是人的权威和依赖，甚至要靠道德层面的力量。西方企业制度讲究的是大家都可能好也都可能坏，所以一定要有制度性监督。你看西方人很笨，路上没人碰上红灯车照停，不像我们一看没人，过啊，明明不能掉头的地方还是掉头。

车少没问题，可车多呢？就乱套了。

1994年3月30日，上市股票编号为0002的万科遭到君安证劵公司凶悍的市场狙击，君安发起致股东的万言书，欲借股市力量改组万科董事会。万科管理层奋起反击，成功击败君安的狙击，度过了一次危机。媒体称这一事件为“君万之争”，万科内部习惯又称“3·30事件”。

此时，汪建已经在美国待了六年，于华盛顿大学任高级研究员，从事细胞分化与增殖相关性研究，工作内容涉及基因克隆、蛋白质表达。他也正面临事业的十字路口。跟蒙卡达的一番谈话，让他突然醒悟到自己与欧美前沿科学家的视野和心态差距太大。搞科研搞了十多年，发现自己不是这块料，思来想去，不如退出！

1994年春节，他和几位朋友在一块儿喝酒，不会行别的酒令，就会背《毛主席语录》。第一个说“寄上三百元”，下面一个接上“聊补无米之炊”，再后面一个接“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这一段语录的背景是：1972年，福建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教师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青“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毛泽东亲自回信，并拿自己工资“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件事情后来成为中央调整知青政策的一个契机。

汪建说，他能背下整本语录，不管喜不喜欢，这是那个时代留给他的东西，想甩也甩不掉。酒令行到这里，他忍不住流泪，说：“同志们，我们已经红到骨子里了，还在美国待着干什么？干脆就接着红下去，回国吧！”

1994年，他回国创办北京GBI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兼总裁，做乙肝试剂生意，却发现自己是块赚钱的料。第一桶金赚得轻轻松松，很快心生“赚钱太容易，没意思”的想法。

赚钱容易吗？照我看，赚小钱容易，赚大钱也不难，但持续赚钱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果想持续赚钱又事业有成，史上留名，那就难上加难。

因为生意上的事情，汪建经常跑珠三角、长三角，目睹劳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一体化中显示出威力，心里琢磨：“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这才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如果按照人力密集型产业的方式搞科学，没准儿可以走出一条新路来呢。”

他又想，因为浮躁，所以自己搞科研不是西方人的对手。但整个国家都浮躁，不如就浮躁到最前列去吧――他越琢磨，越感觉这个逻辑是靠谱的。1997年的一个晚上，在广州东方宾馆一个小院子里，汪建和几位朋友边吃夜宵边争论了一个通宵。天亮的时候，他确定了自己的下一步方向：“按照人力密集型产业的方式搞科学，几千人做一个项目，人海战术，不信这样搞不过老外。没准儿，能堆出一个诺贝尔奖来。”

后来就有了今天的华大。汪建总结华大模式：浮躁心理，加上中国的人口红利，再加上年轻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的精神，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科研之路。现在，华大平均一个月有一篇论文上《自然》杂志或《科学》杂志，数量是超过了蒙卡达一个人。汪建再想起蒙卡达，心里就平衡多了。

不过，蒙卡达在和汪建那一次谈话回去后不久，就与英国妻子离婚，娶了一位比利时公主，受封爵士――这一点无论如何还是让汪建很眼红的。

也随着这个转型选择，汪建再也找不到“赚钱太容易”的感觉了。时至今日华大都没有成为一家能赚大钱的组织，而是一家不断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组织，汪建说自己不能算是企业家。

同时，他又远离了实验室，不再承担科研项目，加上美国的两个博士后都没有读完，所以汪建说自己也不能算是科学家。

那他算什么？

　　洪海：“三个半小时。”

　　王静：“哟，看不出来，你有实力啊！”

　　华仔：“王静也挺有实力，状态比去年好多了。”

　　王石：“我看王静已经完全适应高海拔登山了。今天的王静已经不是昨天的你了。”

　　王静被夸得不好意思：“哎哟，谢了谢了。”

　　华仔：“本来我的步伐频率比老王要快一些，但今天一直踩着他的步子走，一二三四……”

　　老王：“我的节奏是不变的，只是上坡下坡节奏有不同。”

　　金飞豹：“王总是自动波，我是手动波。”

　　老王：“这就是一种自我控制的状态。当然，不仅仅要控制登山的节奏，也注意调整生活的节奏。这次我进山的愿望特别强烈，为什么？体重将近75公斤了！原来的体重极限也就是74公斤。为什么胖了？缺少运动嘛，一直以来保持的生活节奏打乱了。”

　　居士：“王总登珠峰的时候，体重减了多少？”

　　王石：“13公斤，下来的时候是61公斤，皮带不起作用了，勒到最后一个眼儿上，还要往下掉。”

　　居士：“虚了？”

　　王石：“不是虚，完全就是皮包骨头，人还是很精神。这次如果耗到9月底，估计能减3公斤。”

　　王静：“我看这个可能性不大吧？”

　　王石：“呃……根据卓奥友的经验看来，可能性是不大，卓奥友就只减了1公斤不到。”

　　居士：“那吃一顿饭就上去了。”

　　小吕：“我给大家推荐一种红豆制成的减肥产品，会让人胀肚子，不吃饭也不感觉饿，一个月时间内，就能养成不吃碳水化合物的习惯。”

　　田老师：“那比较难啊，我不吃米饭总感觉没吃饱似的。”

　　小吕：“现在我不吃米饭就觉得很正常，营养书上介绍，它里面有黄豆粉、蛋奶粉……”

　　张梁：“嘿嘿，你说这个让我想起小时候，马车拉那个黄豆啊，真是香——倒更想吃饭了！”

　　王石：“关于如何减肥，我们这儿有个专家，洪海，你先说现在体重多少？”

　　洪海：“现在是60公斤，原来一度80公斤……”

　　大伙儿哗然！

　　洪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视连续剧《大宅门》？当时我师从郭宝昌先生当副导演，还在剧里跑龙套，演一个叫‘石成’的角色。体重80公斤，剧组里的人形容我是‘会跑的企鹅’。后来坚持锻炼，半年瘦了20公斤，老被人询问减肥经验，一时比钟丽缇还红……”

　　居士：“不得了啊，能有这效果？”

　　洪海：“关键在于咬牙坚持嘛。”

　　小伙子洪海，先后就读浙江传媒学院新闻系、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系硕士，在广电行业里打拼16年，一直不改对拍摄纪录片的热爱和专注。初出茅庐时拍的《科技园》、《民俗村里的年轻人》、《玛丽在深圳》、《俏老周雪影》等，先后获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的奖项和中国电视金鹰奖金奖。

　　2005年，两部探讨滨海城市发展轨迹和风土人情的纪录片《滨海深圳》和《移民与海》播出，在当时关于深圳未来发展的讨论中受到关注，也赢得市场认可。拍摄过程中，热爱海洋文化的老王受邀与洪海摄制组一起走访巴塞罗那兰布拉大街、尼斯“英国人大道”、拿破仑出生地科西嘉岛的阿雅克肖、那不勒斯的阿玛尔菲海岸、卡布利岛，以及欧洲文明的发轫城市雅典。已渐成熟的纪录片制片人洪海严谨认真、咬牙苦干的工作方式，令我印象深刻，此后合作逐渐增多……

　　2008年，洪海已经成为圈内小有名气的青年制片人、主持人，为了自己的纪录片理想，他组建公司，专门做纪录影像。此后，和老王一同探访广西崇左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深入四川汶川地震灾区……如今又来到希夏邦马峰，跟随攀登队伍，海拔越来越高。

　　老王建议洪海：拍摄登山，不一直跟队伍上顶峰，就拍不到最精彩的镜头，何不开始练习登山？

　　想不到的是，一句话激发了洪海登山的意愿和斗志，他就这样扛着摄像机，爬上台湾玉山，海拔3 952米；青海玉珠峰，海拔6 200米；尼泊尔马纳斯鲁峰，海拔8 163米，成为第一个在海拔8 000米以上工作的专业摄影师；拍着拍着，还登顶了珠峰——这就是后话了。

　　成功就在于再坚持一下之中。

　　同伴陆陆续续钻出帐篷，最后一个是王静，唯一的女性队员，从赭红色帐篷探出头，眯着眼：“早就醒了，睡在自己参与设计制作的帐篷里，感觉特别亲切啊。本来也知道该起床，赖着赖着又困了……”

　　王静来自北京。她和丈夫盛发强创立的“探路者”是中国户外运动服装的领先品牌。在登山圈，大家都习惯称呼她的网名“飞雪”。

　　说到女性登山运动员，广为中国人所知的是第一个登上珠峰的田部井淳子、第一个从北坡登上珠峰的潘多，两次登顶珠峰的桂桑等等。近年我国还有梁群、王秋杨、罗丽莉等女性业余登山运动员先后登上珠峰。

　　不过说到国际登山界中真正的女子高手，要数波兰人旺达 o卢切薇兹。她是第三位登上珠峰的女性，也是第一位登顶乔戈里峰的女性，并且完成了8座8 000米山峰的攀登，其中卓奥友峰和安纳布尔纳I峰都是单人完成，一般公认她是20世纪最伟大的女子登山家。1992年，她失踪于干城章嘉峰8 200米处——这使女性完成“14座”的时间整整延后了十多年。

　　1988年，新西兰人莱 o布拉迪成为首位无氧登顶珠峰的女子运动员。此后，新一代顶尖女登山家多热衷采用无氧方式攀登，其中佼佼者有第六位登顶并且是无氧登顶乔戈里峰的西班牙女性Edurne Pasabán，实现人类第一次翻越希夏邦马峰（无氧阿尔卑斯方式）的奥地利人Gerlinde Kaltenbrunner和20天内连续登顶加舒布鲁木I、加舒尔布鲁木Ⅱ、布洛阿特三座8 000米山峰的意大利人Nives Meroi。

　　到撰写本书时，全世界共有25位登山家完成了“14座”（包括三位中国登山家边巴扎西、次仁多吉和洛则），这其中也已经有两位女性：韩国的吴银善（有争议）和西班牙的Edurne Pasabán。

　　活泼的女队员，无疑是雪山里的一道风景，但老王对女队友一直比较排斥，原因无外乎女队员相对娇气、任性，说小了是麻烦多，说大了是会增加整个队伍登山的风险。

　　是经验之谈，还是偏见？

　　《旧约》中说，神看到亚当孤独，就抽取他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

　　犹太释经著作《大创世记》中，推测神为什么是选用了肋骨——不能是头，那样女人会太骄傲；不能是眼，那样她会过于好奇；不能是耳或嘴，那样她会多嘴多舌；不能是心，那样她会多疑善妒；不能是手，那样她会索取无度；也不能是脚，那样她会游荡成性难于管束。思来想去，肋骨最好，隐藏不露，符合女子的美德。

　　2000年10月，我在西藏青浦山飞伞，试图降落在桑耶寺上首一个尼姑庙旁，忽略了高原空气稀薄的因素，导致滑翔伞失速，人离地面七八米左右像个秤砣摔下来，当场晕菜。结果摔断了两根肋骨，右肩胛骨折加牵拉性肌肉损伤。2009年5月，北京乔波滑雪场跳包，又两根肋骨骨折。第二天参加一个项目开幕式，更担心的是破相的尴尬，戴上了墨镜。

　　从解剖上看，人体左右肋骨各十二条，合而构成胸廓，去掉一两根肋骨并无大碍。但女人为男人肋骨所造的说法，却成为女性品质恶劣于男性的最根本依据。

　　《大创世记》最后又说，神的考量通通落空了，他不愿女人有的品质，她无一不有——嘿嘿，这是调侃女人并非完美呢，还是曲折地调侃神并非全能？

　　《旧约》中，夏娃“尤其恶劣”的是摘下伊甸园里的果子来吃，又让亚当也吃了，而上帝曾警告“如果吃了树上的果子，眼睛就会变得明亮，便能分辨善恶”，于是他们被逐出伊甸园——夏娃又成了罪魁。

　　如果再给人类一次机会，应该选择吃果子，还是选择眼睛不明亮、不能分辨善恶、没有智慧、无忧无虑地在伊甸园里生活？伊甸园里无知无识的快乐，是不是一种真实的快乐？自己不知道的幸福，是不是一种真实的幸福呢？

　　在这个《旧约》故事中，女性的形象是勇敢、明智的，考虑不周的反而是神吧？

　　上午适应性训练，徒步行走。

　　蓝天白云之下，沿着雪水汇成的小河徒步前行。河床铺满了大块鹅卵石，华大基因的陈芳找到一块石头，表面纹路看起来像是汉字的“佛”字，如获至宝。

　　队伍越过河水，我和华仔、王静一组，走上渐次抬高的缓坡。

　　雪山晶莹，蓝天白云，阳光温和，远处的蓝色湖水似光滑柔软的绸面。

　　心情舒畅，华仔乘兴跳起霹雳舞，走起太空步。应大伙儿要求，王静唱了一段自己作词的歌曲《希望还在》。一路欢笑，队友们心情和身体状态非常好。

　　回营的路上，因为路线选择错误，队员们被迫脱鞋蹚过冰冷的河水。

　　突然乌云密布，骤降冰雹，转瞬又恢复阳光灿烂。

　　路上依然欢歌，打趣，嬉闹。

　　山友居士从背包里拿出一面旗帜展开，噢，原来是深登协的旗帜。居士是现任深圳登山户外运动协会主席，热情，细致，正直，在深圳山友圈中很有威信。

　　“王总，看看这是什么？”居士又拿出一面旗帜，冲我展开，嘿！他还替我带来了万科的旗帜，真是有心人。感谢！

　　返回营地，见到帐篷区一侧或站或卧着一群牦牛，很是壮观。这是驮运登山队物资装备的牦牛队抵达了营地。

　　夜深人静，在叮当叮当的牛铃声中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