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私有制能治理腐败吗？
假设私有制可以治理腐败，那么，首先，在公有制转为私有制的过程中就会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是几万亿的国有资产如何分配的问题。
俄罗斯是由公有制转为私有制的典型案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叶利钦搞休克疗法，将国有资产折算成货币，分给国民，最后的结果是，老百姓当时分到了很多卢布，而固定资产大都被政府官员、企业经营管理者所占有，然后出现了几次通货膨胀，老百姓手里的卢布大幅度贬值，老百姓实际并未得到多少好处，相反发生了更严重的贪污腐败，产生了大量的权贵阶层和官僚资本家，国民两极分化严重，俄罗斯经济也一蹶不振。到普京当政，整治权贵阶层（尤科斯石油公司的老板被抓就是一例），并全力恢复经济，直至现在俄罗斯经济才有所好转，但已经远远没有当年俄罗斯帝国的实力和霸气了。
所以，所有制转变绝非解决中国问题的好办法。
其实，腐败的原因与国家采取的是私有制或公有制并无必然的联系，而是因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以及缺乏清明廉洁的权力使用者所致。在世界上有很多采用私有制的国家，如印尼、泰国、菲律宾等，同样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
二、 西方的多党选举制度能治理腐败吗？
西方的多党选举制度，通过两党或多党相互竞争争取选民的方式，来获得执政权，客观来说，确实能通过相互的批评和监督来制约腐败的发生，但这其实只是腐败治理的部分手段，腐败在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被较好的治理，根本原因是因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来的实践，已经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和良好的社会主流文化……法律至上，追求民主、公平和公正，以及国民普遍的高文化素养，等等。
另外需注意的是，多党选举制度实在西方文明为背景的国家施行的，而在东方文明为背景的国家，目前为止，鲜有实施后能有效治理腐败的，在亚洲，印度、印尼、菲律宾、泰国等等实施多党选举制的国家，同样存在严重的腐败，仅有韩国稍好，而与中国大陆文化背景最为相似的中国台湾，多党选举显然是一场闹剧，陈水扁靠玩弄政治手腕登上总统的宝座，上台后即发生的腐败以及如小丑般的表演，均告诉我们：在具有东方文明背景下的中国，实施多党选举制度存在非常大的风险。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实施一项政策是必须慎之又慎的，如果失当，将不仅给中国带来灾难，也给世界带来极严重的影响。
三、 亚洲国家中腐败治理的成功案例
在亚洲国家中，也有腐败治理非常成功的国家，那就是新加坡。新加坡的华人占总人口数量的70%左右，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新加坡为资本私有制国家，采用的虽然是多党选举制度，但因由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实际一直处于一党执政的局面（这种情况也曾被西方媒体斥为“独裁”与“专政”，但李光耀一意行之，并以实际行动告诉西方国家：一党执政同样可以有效地治理腐败并可使新加坡‘用一代人的时间，由第三世界晋升至第一世界’），另外，新加坡第一代领导人李光耀也有着非常接近中国传统文化的执政理念，以致于其思想被世界称作“新儒家文化”。
西方对新加坡廉洁水平的评价如下：
1.瑞士洛桑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员的《1997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为世界各国的廉洁水平评分，满分是10分。新加坡被列位最廉洁的亚洲国家，得分9.18，排在香港地区、日本和台湾地区之前。
2.总部设在柏林的国际透明度机构发表的1998年世界最廉洁地区排名，把新加坡列位第七。
新加坡，基于其于中国相似的文化背景、相似的执政体制，以及源于中国儒家文化的治国理念，都给中国的执政者以多方面的参考和借鉴，改革开发之初，邓小平就已经开始关注新加坡，并提倡对新加坡的治国经验进行学习和研究，其后中国政府派出了大批官员到新加坡学习。
在李光耀的自传里有这么一段话：“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决心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除非身为领袖者够坚强，能够铁面无私，坚决对付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否则要做到事如所愿，可没那么容易。我们必须全力支持贪污调查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
四、中国的腐败治理之道
那么，中国的腐败治理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接合之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才使中国走上了复兴的道路，同样，任何国外治理腐败的经验都必须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接合，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中国应该采取稳步推进的方式，走中国自己的腐败治理道路，这其实就是胡总书记和他的团队正在做的工作。
腐败的治理，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1.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建立对国家公权力使用者的有效监督机制，发现并填补制度中的漏洞，对腐败进行监控预防并进行严厉的打击。
2.恪守清明廉洁、公正无私原则的执政者
任何有效的制度都必须有品德高尚的执政者加以实施才是真正有效的，执政者包括最高执政者到最低执行者。在印尼、菲律宾，若干界总统在任其间，都首当其充地贪污腐败，多党选举、三权分立，再好的制度也是白搭。
执政者自身是否能恪守清明廉洁、公正无私原则，其实是腐败治理的关键所在。
3.崇尚清明廉洁、公正无私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对于国民而言，身处受利圈之外，批评他人很正常，但如身处受利圈之内，能做到自我批评并保持自身的廉洁则很难。
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人都以清明廉洁为荣，以贪污腐败为耻，唯有建立起这样的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才能从根本上制约腐败。
4.弘扬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使其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西方文化是在人性恶的认识基础上建立的，由此而产生了西方的治理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的，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认为人是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而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的，古往今来，也确有许多仁人志士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远有孔夫子、范仲淹、近有毛泽东以及新加坡的李光耀，无不显示出儒家文化的巨大作用。所以，弘扬传统文化中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各种优秀思想，将是改善中国政治，治理腐败的一个有利的思想武器。
五、 中国腐败治理之难
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治理腐败，其难度将会比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大得多。原因如下：
1.中国具有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历史，伴随封建统治的是官员腐败的盛行，以及腐败文化的发达。
中国官场政治文化的发达，是令其他国家瞠目结舌的，其中的关系学学问之深，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匹敌，以致外国人的共识是：到中国做生意，必须学会中国的关系学。
近期曝光的朗讯中国公司曾邀请近千名中国政府官员、国有电信运营商高管及其省级分公司高管到美国游玩的腐败案件，即是外国公司被中国文化所同化的案例之一。
中国关系学学问的深奥就在于其能充分抓住人性的弱点，使人逐步下水而不知，等明白时已无法自拔，所以当年赖昌星就曾说过，没有他搞不定的官员。
2.社会缺乏正确的道德价值观
一切向钱看，为钱而不择手段，实利主义已成为中国潜在流行的一种价值观，身处局外骂别人腐败容易，身处局内因腐败而受利则以此为荣，也折射出国人别样的心态以及正确道德价值观的丧失。
3.因二十年来经济转型及高速发展并存而出现的大量制度漏洞，导致腐败的集团化与普遍化
朗讯中国的腐败案例已暴露出腐败的普遍存在，以及当前腐败查处均以“窝案”为主，暴露出腐败的集团化和普遍化，由此也造成腐败治理的难度加大。
4.中国版图辽阔，官员数量庞大，管理难度大，
区域的大小，人口的多少，是决定政府管理难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新加坡、香港地区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将腐败进行控制，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地方小，政府机构小、官员少，政府管理的难度较小，新加坡面积为６９９．４平方公里，人口355.4万，而重庆市的面积就有8.2万平方公里，人口就有3144万，相比之下，中国的管理难度显然是大大高于新加坡和香港的。中国当今存在的中央政令不通，地方阳奉阴违的情况就是一例。
5.官员整体道德素质达不到要求。
官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决定政策执行好坏、腐败能否得到有效控制的根本因素，官员的职业特点又决定其必须具有很高的思想道德素质，但在中国，因社会长期以来缺乏对正确道德价值观的宣传和树立，以及缺乏对官员道德素质的良好培养，导致官员的素质与老百姓相比并无太大差异。官员也是人，当他们看到周围的老板们个个腰缠万贯、买方买车养情人的时候，又能有几个不动心呢？（换成您是那个官，您是否也会下水呢？）加之官员数量的庞大，更难免素质的参差不齐。
综上所述，中国的腐败治理，是在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前提下，伴随着经济的高速转型和发展而前行的，难度之大自然是前所未有。
六、 中国腐败治理的行动
自胡总书记掌政以来，中国的各个方面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尤其加大了对腐败查处的力度，并采取各种措施来完善腐败治理的各项制度。
1.案例方面：陈良宇案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中国第二大直辖市，经济最发达地区，腐败级别高，涉案人数众多。以此为开端，全国各类贪污腐败事件开始被大量曝光和查处，
2.制度方面：建立国家预防腐败局，《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
3.人员方面：十七大以后的频频人事调动，
4.道德建设方面：加大了正确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宣传。
自胡总书记掌政以来，中国出现了大量弘扬主旋律的优秀影视剧：《恰同学少年》、《亮剑》、《戈壁母亲》等等，都以真实感人的内容在进行宣传，《集结号》在新闻联播中报道也是一例。
另外还有，中央电视台各个板块的节目都在向亲民、正视现实问题、宣传正确道德价值观的方向努力，央视二套《感动中国人物评选》、重庆的“感动重庆人物评选”等一系列节目，无不在进行此方面的工作。
还有，胡总书记近期就宗教问题的谈话，其实也关系到道德建设方面。
以上，都显示出中国在向“又好又快”的方向发展，也显示出胡总书记及其团队的魄力和能力。
中国的腐败治理，虽然可能还需要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会出现一个高效廉洁、公正无私的政府，而以此为基石，中国必将重新崛起而再次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