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子楼承载了八十年代人们的住房记忆

      德国导演法斯宾德曾说过：“我想用我的电影盖一幢房子。有些做成地窖，有些做墙壁，其他则做窗户。”在中国，“用电影盖一幢房子”并不现实，“用房子拍一部电影”却算得上一路传统，从八十年代的《邻居》到今年的《奋斗》都离不开房子。毕竟，对大多数国人而言，没什么比房子更重要关切的了。

上世纪80年代判断一个工作单位好坏的首要标准，既不是发展前景，也不是收入水平或办公环境，而是能否解决住房问题：能够分房的就是好单位，不能分房的就不是好单位。甚至，单位的优劣差异还可以用房子来量化———分的是平房还是楼房，筒子楼还是单元楼，一居室、两居室还是三居室。住房质量更成了一张直观的名片，给领导送礼的是绝对不会往筒子楼里挨家挨户地找的。

《邻居》正是拍于那个分房的时代，写的就是当时的事，高校教职工住在集体宿舍式的“筒子楼”里，为了争取一间公用的厨房而四处碰壁。这部中国纪实美学的代表之作，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共鸣和反响。但我想，相较于对纪实美学的贡献来说，这部电影的真正价值可能更在于它深刻真实地纪录了当时中国人的住房困境。

八十年代，包括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一段时期，筒子楼，胡同，板楼承载了中国人在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住房体验。福利分房，一切大锅摊的分房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不能说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大多数居民住房困境是显而易见的。《没事偷着乐》，张大民为了结婚盖房子累的焦头烂额，最后只得在厕所旁边盖了一个十几平米的小屋。弟弟五民考上西北农大，临走前在姐姐三民的婚礼上大醉一场，一声“我受够了！”也喊出了对住房困境的极度不满。

1997年之后，福利性分房逐步取消，银行按揭贷款政策也陆续推出，这成为当时影响中国人住房观念最大的变数。作为中国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市场，终于被推入了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而对于已习惯福利分房的老百姓们来说则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一方面，福利分房那种“给什么就得吃什么”的住房分配方式已经远远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他们终于可以自由挑选自己满意的房子了。而另一方面，取消福利分房，一下把那些中低收入完全没有能力买房子的百姓一下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从福利分房到按揭买房，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房产市场在结构和体制上都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而百姓的住房困境也在从“分不到房”转变到“买不起房”。“居者有其屋”的简单梦想对于大部分的百姓来说，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梦”。

上面视频中的短片，是陈凯歌在《十分钟年华老去》的导演短篇集中的作品，名为《百花深处》。

影片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搬家公司的小头目耿乐刚刚为一个顾客搬完家，冯先生找到耿乐说自己也要搬家，于是带着耿乐一伙人找百花胡同，但当费劲周折找到百花胡同时，那里已成为一片废墟，只有一棵老槐树孤零零地留在那里。耿乐他们大呼上当，掉头离去，这时接到公司电话，电话说，这几天有一个疯子到处找人给他搬家，告诉耿乐别上他的当，上了当别忘了要钱。

为了要钱，耿乐他们又折回来给冯先生搬家。于是冯先生就给他们讲：这是大立柜、这是鱼缸、那是花瓶儿，于是耿乐他们就搬没有实物的家，当搬一个前清的瓷瓶时，由于有人要吸烟借火，搬运工一松手瓷瓶摔碎了，冯先生哭了。

搬好了东西，车往前开，冯先生告诉耿乐胡同前面有个沟，结果车真的陷进去了。在陷车的地方，挖出了一个铜铃铛，冯先生捡起铜铃铛高兴地跑向落日，耿乐他们蓦然回首，落日余辉中一个水墨四合院出现了。

现代化建设对传统文化的征服到底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当传统文化这个物质家园被摧毁之后，人类的精神家园也将无枝可栖。

短片中的“冯先生”以变疯这种荒诞极端的方式，象征性地昭示了这一严重的后果。而那几个搬家工人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在灾难面前表现的是可悲的冷漠和麻木。

最近美国《时代》杂志评选出2007年世界十大建筑奇迹，中国有三座建筑位列其中，它们分别是被昵称为鸟巢的国家奥林匹克体育场、中央电视台新大楼以及北京当代万国城。  对于素来渴望收到嘉奖的中国人来说，这自然是件好事。

不论是鸟巢复杂的钢性结构，还是央视新大楼的歪扭造型，以及它们的高昂造价，在建设初始都在专业人事当中引起了很大争议，以致一再修改建设计划，但不管困难多大，也不能阻止它们在北京这个古老的都城里矗立起来，与此同时也被人们注入越来越多的文化期望。     

可是这些锐意创新，甚至是过度创新的雄伟建筑却始终让人感到它们与北京城千年古都的韵味格格不入。中国朴素街巷中的传统美感，古老王朝流传下来的雄伟庄严的美学品质，已经越来越多的被高架桥，商务大厦，写字楼所掩埋吞噬。

当我们的后代有一天在唱“地安门外……百花深处……面容安详的老人，等着那出征的归人”的时候，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能知道它的真正含意。

“积极谋求出路”派: 合作建房

事迹: 个人合作建房，与其说是对一种新型住房构建模式的探索，毋宁说是对高房价的抗争。房子贵了，咱不起了，不大了咱自己盖！想盖啥样盖啥样！但是各地风起云涌的个人合作建房，至今找不到成功的先例。拿地，资金，管理，成本这些都是很难克服的现实问题。

风马牛评价：“洪秀全”式的“农民“起义不管是在清朝，还是在现代，结局都是注定失败！

“最具革命精神”派: 钉子户

事迹: 如果说合作建房是体现了人多的力量大，那钉子户绝对是孤军奋战的典范。要想做一个合格的钉子户一定要有董存瑞炸碉堡的精神，不管你怎么威逼，怎么利诱，我就得为了房子，打死都不动！ “钉子户”俨然成了现代社会私权对抗公权的典型范例。

风马牛评价：人大代表为什么不选“钉子户”？？？？？？

“愤青+隔靴搔痒”派: 行为艺术

事迹: 12月11日下午3点，在国际会展中心8号馆举办的“中国住交会”上，一个戴着枷锁的人，正佝偻着、步履艰难的向前行走。沉重的枷锁让他仿佛随时都有可能被压倒，而在枷锁之上赫然写着两个让人唏嘘不已的字——房奴。此人正是观念艺术家梁克刚。作为艺术家，他的看到了问题，提出了问题，他的任务完成了，但是这种“隔靴搔痒”的方式，到底是让谁痛了，又让谁笑了呢？

风马牛评价：现代传媒滋生的产物，大家都过来瞧一瞧，看一看……

“最具中国特色”派: 房奴

事迹: 有刚性的需求，有改善住房条件的需求，总之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一批又一批的人前仆后继地成为 “房奴”大军中“光荣”的一员。他们是住房的奴隶，也是消费的奴隶。他们被裹挟进了政策引导和消费主义搅动的漩涡而无法挣脱，被迫以提前消费和超前消费，加入抬升房价的合力之中。

风马牛评价：中国只有两个时代—“前奴隶时代”和“后奴隶时代”。人间也就如此了，不知道天堂的房价贵不贵？！

    作为四大直辖市之一的天津确实算得上是个大都市。在都市上，大部分人都会有个误区，就是凡是大都市，一定是时尚的。不过天津则可谓是独秀一支，与时尚绝缘。

    生活中真正的变化一般是由这个社会中最活跃的阶层来完成的。如果将阶层分成高，中，低三种的话，此任务一定当属中产阶级。因为相比于教低阶层的麻木不仁，习于惯例和高阶层的保守和尚古，中产阶级则显得最为不安分。

    在天津这个城市，真正的中产阶级远远未成气候，占社会主体地位的大多是中下等收入人群，由于自身条件所限，他们自然不会自觉地引领社会时尚，以至于这个城市长期发展缓慢，处于一种“离北京太近，离天堂太远”的尴尬境地，但是天津人绝对是感觉不到这种“尴尬”的，这也是天津人的本质所在。

    天津可算是大都市中市民气息最浓郁的，在这里，没有上海的大剧院，没有广州的酒吧，没有北京的书店，但是却有中国最能侃的“的哥”和最繁荣的早餐点，你可别小看了它们，如果要给天津画副“上河图”的话，这两样东西绝对会占去大半壁江山！

    你要说天津一点时尚也没有，似乎也不尽然。天津人穿的皮衣一定是全国最好，天津人用的手机一定是最新款，天津的卡拉OK一定是最红火的，天津人的时尚以最表面的方式体现在他们吃穿住行的各个方面，因为天津人的“要面子”，除了东北人，可能便无人能及了。

    其实相比较于北京，上海来说，天津应该算是最“中国”的都市。这就好象亚洲足球有个韩国日本偶尔在世界杯上不尴不尬的亮亮相，就能算是走向世界了？答案自然是不置可否。亚洲足球的大众代表其实当属中国队。

    此篇并无贬损之义，俗话说：儿不闲母丑，狗不闲家贫！

    我无意摆脱这历史遗传，并继续乐于浸淫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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