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真话”和“听真话”，本来是道德、政治等范畴中的基本要求。它是社会对公平性追根问底的要素之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体现，是干部了解实情，做好决策的前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现实、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一些时候已经习惯不讲真话。“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这个民间顺口溜虽然极具夸张意味，但却折射了领导干部不听,百姓不讲或者不愿讲真话的可悲现实。

那么，为什么人们不愿意讲真话?从经济学角度看，主因是讲真话的成本太高收益太少，有时甚至是负效应。百姓讲真话，领导不爱听，没有好处不说，轻者被“扣帽子”、“穿小鞋”，重者还可能遭受牢狱之灾。

说真话的成本太高，风险太大，而巧言令色、说假话的人倒易于“获利”，在“利润”这根“指挥棒”下，多少人还愿意说真话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人们不愿意讲真话的根子在一些领导身上。

如何创造领导愿意“听真话”的条件呢?只强调领导有“听真话”的道德勇气，强调干部的修养胸襟，还远远不够。一方面，要建立促进“听真话”需求的科学机制。这包括改革干部的选拔机制，应多选拔想干事的人做领导，这样的干部有建功立业的宏图大愿，必然求贤若渴，乐于纳谏;还包括改变惟上的干部考核机制，这样，干部才会形成纳谏如流的习惯，把精力放在做好工作实绩上，而不是热衷于“两眼向上”、“耍嘴皮子”，说些大话、空话、套话甚至假话。

另一方面，要有“讲真话”的激励机制和保护机制。不但要让“讲真话”的人得到好处，还要保证“讲真话”的权利，在制度上和法律上消除人们的顾虑。

中国这个国家的最大毛病之一，就是绝大多数人喜欢装糊涂，简直到了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地步！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日常小事，中国人如果不装糊涂，好像就没办法活命了。

昨天晚上在一所大学听了一场不公开的讲座，《香港特区的法治精神》。演讲人是著名的政治人物范徐丽泰女士，香港立法会前主席。尽管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一个比较“左”的人，但通过演讲，我看到了其人严谨而理性的一面。她在演讲中也暗示了大陆人的装糊涂这一点。

范徐丽泰说，让她感到非常惊异的是，为什么大陆人将自己的聪明才智都用到制造假鸡蛋、假豆腐、毒奶粉等等这些东西上来了。她的解释是，这是因为大陆人不相信法治。她说，如果人们只追求物质利益而没有精神追求，只看到自己而看不到别人，那么，这个地方就不会有真正的法治。范徐丽泰认为法治除了完备的法律体系、有效的执法机构之外，还需要第三个因素，即人们对法治的普遍信赖。

范徐丽泰认为中国大陆这些年在法治上还是有不少进步的。她举例说，自己原以为全国人大不过是一部举手机器，但真实的情况是：在人大会的分组讨论上，代表们的言论都非常非常尖锐。不过，她指出，这只是私下里的。也就是说，大家在私下里每个人都是明白人，谁都知道中国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谁都是一肚子不满意。

然而，一旦走出会议室，大家就又回到了原来的老样子。对此现象，范徐丽泰同样是非常惊异的。不过，她认为这已经是一种进步了。我承认她的这个判断，即对于中国社会的症结，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社会精英们）心里是清楚而明白的，然而，一旦到了现实面前，每个人就不得不装糊涂了。

问题是：为 什么中国人喜欢装糊涂？为什么在越来越多的人明明知道错在哪里的情况下，整个中国社会却失去了纠错的能力？应该说，这是一个全民性的大问题！对这个问题，范徐丽泰在演讲中间接地做了一些解释，例如特权思想破坏法治。但在我看来，中国人之所以装糊涂，从更深的层次来看，是有其文化渊源的。

正如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缺少法治因子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中也缺少求真的精神因子，所以，传统的制度与传统的文化互为因果，使得中国人既不敢追求真理，也不敢推行法治。可以说，中国传统是一个劣质的传统，正如韦伯的归类，传统中国就是一个“巫昧之园”。说白一点就是，几千年以来，中国人的道德良心一直都是喂狗的。这是一个缺德的种族，如果没有脱胎换骨的勇气，就将永远不可能变好。对此，只要翻开中国历史，就不难知道。

是“秦家店”、“孔家店”一起塑造了中国的本质。指鹿为马的历史典故，发生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年代，它说明了中国人在特权面前是一定要装糊涂的。

不过，中国人装糊涂并非只在特权面前。在没有特权的情况下，中国人为了一张嘴，也是可以装糊涂的。这方面的祖师爷是孔子。孔子是中国历史承前启后，并定型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人物。然而，孔子就是中国人装糊涂的楷模和典范！据柏杨考证：孔子当年和一班弟子困守陈蔡的时候，衣食不足而一个个面有菜色，就教弟子仲由去讨吃的。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包子店，掌柜的说：“我写一个字，你若认识，我就免费招待。”

仲由心想，我乃圣人门徒，别说一个字，就是十个字，又岂能有不认识的道理。于是满口应承了下来。掌柜的写了一个“真”字。

仲由说，这连三岁娃娃都知道，怎还好意思拿来考我，不就是一个“真”吗？没料想掌柜的听了大怒，“明明白痴，竟敢口出狂言，冒充孔门弟子，小子们，快给我乱棒打出”。仲由狼狈而逃。

孔夫子说我去看看。掌柜的仍写一个“真”字，孔夫子说，这是“直八”呀。

掌柜的大惊失色，忙说果然名不虚传，学问果真了不得。酒足饭饱之后，仲由悄悄问，我怎么就搞不明白，明明是“真”字，怎就变成“直八”了。

孔老夫子叹口气说，你懂个什么啊，现在是认不得“真”的时代，如果你一定要认“真”，那就只有活活饿死了。

不过，孔子还不是中国人装糊涂的真正源头。中国人装糊涂这一点，是先天性的！只要你是中国人，你就会有“汉思维”（以汉字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只要你有“汉思维”，你就不可能追求真理！也就是说，即使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孔子这样的人，中国也不可能变好！正像不经重新投胎、猪不可能成为马一样，中国人如果不改掉“汉思维”，就无法走向现代文明，包括法治与自由、民主。

装糊涂与不装糊涂，可能都是天生的。此即：一个人要想不装糊涂，就必须打心眼里如此，否则，装糊涂的毛病就改不了。这需要勇气！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而言，不装糊涂，除了文化基因的改造之外，还必须具备信仰。

中国人天生就是装糊涂的料。要想改变，就必须有脱胎换骨的勇气，树立追求真理的信仰。1957年11月17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这句话的前半句当然是对的，但后半句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共产党人并非特殊材料，在真理面前，共产党人应该和普通百姓一样，都应该信仰与敬畏。惟其如此，中国人才能一起摆脱装糊涂的病症。

所谓法治，对于中国人而言，就是共产党人与普通百姓都应该平等地接受真理的统治。除了真理之外，没有更好的统治者。而且，任何人或者任何组织都没有垄断真理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