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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邓公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之福,二十年前,从边陲一著名贫困山区,考入首都某著名高校。因此之故,至今仍在家乡有教育牌坊之嫌。当时京城,除了古房子、老房子,鲜有新房子。在相当程度上因为住房之故,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国家某保密部门工作,历十余载,数易其家。从集体宿舍到一间房,从一间房到一居室,从一居室到两居室,总是排队等房,总是从老房子搬进老房子!总在体制内排队,安居之梦难圆。眼见京城楼市,烽烟四起,新盘辈出,学弟多成地产大腕。幸得贤妻刚烈,数年前打破铁饭碗,加入打工白领之列;另借国家信贷之便,可以寅吃卯粮。长期负债,置业而居,遂成业主。然楼市水深水更浑,业主权益多受损。因此关注楼市风云,网络纵横,得以与楼市结缘。 E-mail,MSN: jinshu_huang@yahoo.com 其他博客: http://blog.sina.com.cn/huangjinshu8 |
企业四议
文/刘亚伟(济南)
一、以人为本
计划经济时期过分强调国家的利益,弱化了个人利益。石油大会战曾经是中国独有的油田建设模式。一个地区有了重大石油发现后,千军万马拉过去,一时间,钻塔林立,车水马龙,彩旗飘扬,人声鼎沸,火热的会战场面曾令人热血沸腾。为了新生共和国的生存,为了给国家动脉输送黑色的血液,“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愿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不惜一切代价“我为祖国献石油”,成为了一个特殊时代的最强音。
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往的口号和做法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而“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强调人是第一位的,首先要保证人的安全、健康。当企业生产经营与安全、环境、健康相矛盾时,应首先执行健康第一、安全至上、环境优先的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要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为本,以保护人的生存发展环境为本,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如果做不到安全生产、清洁生产,即使收入再高、利润再多、规模再大,这样的发展也是不全面、不健康的,就背离了时代的要求,就失去了发展的意义。
从一个国家来说,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民作为根本,把老百姓作为国家的主体,把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作为民族复兴大业的基础,努力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对于一个企业,所谓“以人为本”,应该有以下几个向度:
从资本与人的关系上说,以人为本,就是要求企业拥有者、管理者把自己当人,把别人也当人。把自己当人,是说企业法人和出资者应该使自己不时地从上述两个角色中退出来,回归到“人”的立场,审视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违背了“人”的意愿,从而使自己保持“人”的思考能力,防止堕落为资本的代言人,被资本的意志所奴役。
把别人也当人,从生产和管理的角度上说,在企业内部,以人为本,就是把员工当人,而不是把员工仅仅看做获取利润的工具和供自己驱使的棋子;企业不仅要为员工的劳动付给合理的报酬,还要考虑到他们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感受,尊重他们的人格和尊严,以及作为一个人的权利。
在当今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分工的社会环境下,个人已经无法独自为自己提供生存所需,他必须依赖社会,而社会正是通过各种各类大大小小的企业才能把五花八门的生活资料提供给每个人。因此,在市场上,以人为本,是要求企业把消费者当人,而不仅仅是实现利润的一个市场要素;人类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企业应把自己的发展和获利建立在维护、增进这个共同体利益的基础上,而不能以损害这个共同体某一个成员的利益为代价,更不能以损害这个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为代价。
员工与企业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劳资双方,处于天然对立的关系中,在这样的关系中强调员工对企业的忠诚,要求员工“以厂为家”,近乎追求一个神话。
有可能的倒是另外一种关系,比如:企业是员工展示个人才华、实现个人价值的舞台,是学习成长的学校……如果一个企业能让他的员工在其中获得创造生活的快乐,感受到工作着就是在享受生命的乐趣与美好,这样的企业真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企业。一个企业能做到这样,还用得着一再强调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吗?
二、社会责任
中国人肯定某些在某个行当里成绩斐然的人,喜欢在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名称后面加上一个“家”字,比如教育家、政治家、银行家、企业家、音乐家、书法家……我总觉得,这个“家”字,不仅是肯定他的职业成绩,还似乎有另外一层含义的期待——超越职业局限的含义,回到“人”的位置,比如企业家,就应该是超越了企业经营的局限,具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宏观的思考,能对当下社会、资源、环境等涉及到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对人类整体的福祉,对人类的未来担负起责任的资本拥有者或经营者。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句似乎有点自嘲的古诗道出了人性的高贵之处。这也应是企业家们的人文情怀。
赚钱,这是一个企业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赚钱是企业的使命,商人的目的就是赢利。如果一个企业不能赚钱,还能干什么?让它承担社会责任岂不是空话?
但赚钱只是目的之一,不应是全部。企业的真正使命,在于实现社会繁荣。赚钱是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创造条件的,一个不能为社会繁荣作出贡献的企业,哪怕赚钱再多,也背离了正道。或者说,赚钱是做好企业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直接目的。
有句话说得好:不是为赚钱才做事,而是做好了事才赚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法人,作为独立自主的经济实体和利益主体,有自己的正当权益和利益追求。但企业又是离不开社会的。一个公正、法制和稳定的社会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为企业提供生存空间,反过来,企业必须满足社会的需求,为社会提供自己的服务。这一关系决定着企业的性质。
从本质上说,企业是社会公器,企业经营的是公事而不是私事。也许这正是把企业称为“公司”的本意。
三、人性危机
资本家或企业主,是资本与人的结合,或者说是占有了资本的人,在他们身上有两种意志:人的意志和资本的意志,也可以看成是人性的两面:理性和欲望。
贪婪、欲望、虚荣、懒惰、自私……这些都是人性的弱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的全部管理活动,其实就是围绕人性中的这些弱点展开的。
这次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各个领域的专家从技术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做了许多阐释和剖析——创新过度、监管不足、制度缺陷、应变迟钝……更有人痛定思痛,看到了危机背后的人性原因:“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人就会走向反面,人性就会被扭曲,而人性被扭曲了,一切将被异化——人类会成为自己的敌人!”
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中国,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企业所受到的损失和影响要小得多。这是不是就说明中国企业人性扭曲的程度要小得多呢?
答案是否定的。想想这几年出的那些事:山西黑砖窑、大头娃娃事件,毒饺子、陈化米、地沟油、注水肉、石膏豆腐、激素鸡鸭、敌敌畏火腿、工业酒精冒充食用酒,三鹿奶粉,等等。
如果说,这次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而暴露出的人性危机起码在表面上还掩盖了一面“虚拟经济、金融创新”的鲜亮旗号,那么,中国大陆企业的人性危机就更低级、更拙劣、更平庸、更赤裸裸地不加掩饰。
人性危机是人们的社会属性弱化,生物属性极度张扬,社会已使大多数人染上了不良习惯,往往需要通过重大社会改革才能缓解。
因此,现实中的人性危机的危害会远远超过金融危机。
在市场化不充分、游戏规则不完善、市场之外的力量仍在干预市场的情况下,逼得商家不欺诈无以牟利,不作假无以生存,于是,豆腐渣工程、掺杂使假、作伪欺诈、坑蒙拐骗、走私和地下黑经济屡禁不绝。
天下没有完善的制度,无论是什么主义,都不可能是完善的,但是人性可以超越外部的社会环境。
如何超越呢?阿伦特强调“知善”和道德自我启蒙的重要性,因为思想对作恶有遏制作用,思想可以产生(虽然不一定总是产生)关于善恶的辨别能力。这就是作为个人超越外部环境、对抗平庸的恶的出发点:唯有尽我们的社会责任,对身边的世界进行反思。
人与草木的区别,就是人的尊严所在。独立思考,自己与自己对话,所起到的作用无非是不断地提醒自己,人与草木、与禽兽的区别的存在,使人类不致跨出自身存在的本位,像草木那样卑贱地活着,或者像动物那样自相残杀,毫无理性与道德感可言。
四、积极生存
一次在某个企业讲课谈到积极生存这个话题时,我讲了一个倒垃圾的故事。
住宅小区里每栋楼下,大都有个垃圾桶,我家楼下原来放了个竹筐子,谁家有了垃圾就扔在里面。前不久小区整改,竹筐子换了崭新的塑料垃圾桶,每栋楼前一个,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可是我发现,许多垃圾并没有扔进垃圾桶里,而是丢在了垃圾桶外,以至于我往里扔垃圾时不得不费劲探过身子才能把垃圾桶的盖子打开。
对这种现象,我估计有不少人会用“素质低”来抨击,我认为原因不那么简单,除了人的素质问题,塑料垃圾桶的设计也有缺陷——垃圾桶的盖子必须用手去掀开,另一只手才能把垃圾扔进去,这就带来一个不方便。如果扔垃圾时另一只手里还拎着另外的东西,为图方便,人们就会选择把垃圾扔在垃圾桶外面。即便另一只手空着,也不愿意去接触垃圾桶的盖子,无论垃圾桶如何好看漂亮,接触垃圾桶盖子的手都会觉得弄脏了。住在城市楼群里的人都知道,出门时顺手把垃圾扔掉,这是城市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习惯。人们不愿意专门为洗一下手而回转身再次上楼,于是把垃圾随手扔在垃圾桶外面就是一个最省事的选择。
面对这种情况,有两个选择,一是随大流,也把垃圾扔在外面;一是费点事,探身过去掀开盖子,把垃圾扔进里面。当然,我选择的是后一种。同时,我打电话给小区管委会和环境卫生部门,积极建议,促使改进垃圾桶设计。
中国目前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表现为:
科学理性思维方式的地位没有得到完全确立,传统的思维方式仍占主导地位,人们习惯于无批判地顺从集体的看法,个性化的思考受到压抑,传统仍被认为是神圣的权威的;
超越血缘、亲情、地缘主义的普遍主义态度远未确立,传统的特殊主义的处世态度仍占据主要地位,社会各个领域不能摆脱血缘、地缘、私情、情感的影响,重血缘亲情、分亲疏远近、办事因人而异;
传统的家族家庭观念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家庭背景仍然干扰着对一个人的评价和使用,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中由个人承担法律和社会责任的个人主义原则还未被人们普遍接受,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仍未彻底解体;
行政领域里的制度和机构还没有实现合理化和理性化,离秉承客观公正原则处理公共事务的现代社会公共服务机构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以上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仍不同程度地带有传统经济的特点:官商结合、权力腐败、产业落后,等等。
中国企业目前面对的社会环境,犹如那个设计不合理的垃圾桶,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消极生存或积极生存。
消极生存就是成为往社会上乱扔垃圾的企业。
其方式之一是官商结合,政治投机,这种被西方社会学家称为古来就有的传统型资本主义,不能带来产业的进步,往往只能带来财富分配的不公,仅仅是一种财富的掠夺性转移;
消极生存的另一种方式,是找不到与权力勾结的路子时,以破坏社会信誉为代价,作伪欺诈、制假售假、坑蒙拐骗、走私贩私。
资本的原罪其实是游戏规则未建立或不完善时的浑水摸鱼;是市场刚刚出现或发育期的凭借强力对弱势群体的剥夺侵害、强取豪夺;是竞赛场上与权势合谋或被权力默认的未被制止的违规“抢跑”;是凭借市场之外的传统手段(血缘、亲情、熟人或贿赂)谋取市场利益的投机行为……
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必须生存在市场之中,对于市场秩序和游戏规则只有遵从和维护的义务,不可违背、破坏和肆意变更,否则,就不可避免地被市场清除。“三鹿”即是一例。
诗人韦锦说:“那堆乱丢的垃圾中没有我扔的。”
企业不能因为社会环境不好而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即便面对着严酷的生存和竞争压力,企业也不能把无法量化的社会公正搁置一旁;当企业自身利益与社会公义发生冲突时,一定要守住一个企业的底线。这就是“那堆乱丢的垃圾中没有我扔的”含义。
同时,我们还应积极行动,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进程,促使设计不合理的“垃圾桶”早日改进设计。尤其是当社会正义受到损害时,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袖手旁观,任凭正义和诚信遭受践踏。否则,我们的经济活动就会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落入永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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