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你对人才的现代化建设定义是什么？ 

　　杨卓舒：人才的现代化，我更看重的不是人才的技能，人才现代化的定义首先是一种现代品格，没有现代品格的人，不可能成为现代化人才，这一点是决定一切的。学医的博士，在国家一类大学两年不进修，除非是极少数俊才，自身有创造力，但多数没有独立创造力的人，两年不进修基本就淘汰，就只能退居次要位置。学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的，博士一年半不再进修，也等于半个门外汉了。天才总是少数的，我们着眼是大多数人。所以现代品格就包括这种不断进取，包括这种更新知识的能力。就大文科而言，现代意识几乎决定一切，因为他是社会的灵魂和前导，如果这些领域的人缺少现代品格，再有很高的学历，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非但没有进步意义，有时候还会阻滞社会的发展。比如那些固守中国传统文化，搞所谓大中华文明以教化全世界的博士、大学者们。

　　二是现代人才这种思维方式、思维能力。在品格确定之后，思维层面变得非常重要，思维是一种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作为一种世界观，也可以作为一种智慧、一种技术。现在有许多从政的是搞技术的或学文的出身，他的作为非常有限，甚至他的作为在阻滞社会进步，但他自己对此毫无察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思维方式。我们长期的农业社会，传统的儒教社会和高度集权的专制社会，思维的主流是线性的、形而上学的、单一的，而现代社会要求多元的、多维的、逆向的、发散的、革命性的、创造性的、符合商品经济社会的思维。传统农业社会不包容这些，也绝不允许这些。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决定一个民族命运的，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甚至决定一个政党命运的。这也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

　　如果用现代化的标准来概括人才定义，人才必须对现代社会能够做出积极的反应，现代社会的竞争、挑战、难题，现代社会所给予的机会、压力都必须有相应的对策。为什么很多人游离于生活之外？为什么有些人感觉生活重压喘不过气来？为什么有的人迷茫？为什么有的人感到没有明天？就是因为不能和现代生活完成对接，做不出相应的反应，没有对现代社会做出现代的应变。

　　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过渡阶段，尽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中国社会到了本质性改变的时刻，所以，人才也应有一个本质性的变化。

　　记者：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定义，说“有用的就是人才”。  

　　杨卓舒：有用的就是现代的人才。你到那应聘，人家用你，应聘上去，就能干得不错，是人才。 

　　记者：这是用社会最感性的观点描述。 

　　杨卓舒：这没错。这个标准也是实践的标准，有用。 

　　记者：可能是上个世纪出现了一个比尔·盖茨的缘故，现在很多人大学还没毕业，就开始创业，跟风者越来越多。这种现象，你怎么评价？ 

　　杨卓舒：我觉得比尔·盖茨是个天才，第二个就是蠢才，第三个是废才。第一个人守株待兔，得到了一只兔子；第二个人得了一阵风，在树根底下凉快了一会儿；第三个到那里得到了一会儿舒坦；第四个、第五个就是傻瓜，就得活活饿死。比尔·盖茨的成功不在于他两年放弃学业，比尔·盖茨大学毕业也可能成功，不念大学也可能成功。盲目跟风，这是一种浮躁，一种全社会心态的浮躁。当然，造成浮躁有几个原因，也是一正一邪，一积极一消极。如果人们对比尔盖茨无动于衷，这不好。能引发这么多人追求比尔盖茨，这说明人们不安于现状，这是积极进步的意义。从另外一方面说，人们对现有的大学也是一种否定，我觉得这些人不会100%都是非常不理性地放弃了学业，因为在中国放弃学业是非常难的，我曾经讲过，在中国大学读二年不读了，回家，左右邻居议论都受不了。人们对现在的大学感觉希望不是很大，所以才做出这样一种选择。

　　空间也非常重要，因为一旦不成，还有别的活路。我大伯父家的儿子，高才生，六十年代写了几篇东西，发表了，差七天毕业，灵光乍现，卷着铺盖卷就进了森林，写书去了。脑子一热就去了，结果大学文凭也没有拿到，工作也没有。那个年代没有文凭，没有工作，剩下的就是当盲流，最后混得特别惨，什么也不是，后来性格越来越孤僻。现在好办了，如果不念完，当作家，有本事的当自由撰稿人；没本事的，实在不行，出来打工。 

　　记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社会也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