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中国人热血沸腾，GDP增幅飞涨到14.2%，官员们的审批前所未有的松快，到处都是新开工的项目，到处都是新成立的公司;银行的资金哗哗地往外流，全然不顾收不收得回来。国务院在这一年的投资预算是8000亿，数目空前，但是实际上投出去11829亿。

进入1993年，大家的情绪更加高涨，每天都有500家新公司开业，每周有140家老工厂改头换面成了股份企业;全国都在争建特区赶超深圳，中央政府批准了119个经济开发区，可是实际上开张了8700个开发区;1000家房地产公司和10万建筑工人开进了广西小城北海，因为人们相信这里将是大西南的出海口;海南省的房地产比北海更热，因为海南是全国最大的特区。

地方政府的官员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给钱，他们发现其实银行的钱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因为每个城市银行里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自然惟命是从。

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银行里老百姓的存款就像决了口的洪水一泻千里。国家统计局1993年4月份的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

可是中国脆弱的基础设施和原材料工业根本承受不了如此迅猛的经济扩张，飞机票一般人根本买不到，货运列车每天短缺5万辆，造成损失11个亿，客车则总是超载，每天有80多万人站在车厢里度日如年;原材料的价格还是双轨制，但是钢材水泥的价格先是每月、后是每周上涨几百元，各种“倒爷”又开始漫天飞舞，连大学校园里那些“板材”、“线材”都弄不清楚的半大孩子也在琢磨着哪儿能搞到货源和车皮。

很快，1980年代后几年令人心悸的通货膨胀卷土重来：1992年末，商品零售价格上升了6.7%，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17%。那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涨价最多：粮价上涨了43%;燃料价格上涨69%;建筑材料价格上涨25%，到1993年春天，原材料价格上升了40%，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

但是很少有中国的高级官员看出苗头不对，这也正应了邓小平一年前的话：“我党高级干部中懂经济的不多”。

64岁的副总理朱镕基是看出苗头不对的高官之一。两年前，他在上海顶着“姓社姓资”的压力鼓动加快改革，如今，他决定冒着被指责为拖改革开放后腿的风险给经济降温。

当年的4月1日，朱镕基把省长们统统召到中南海，请求大家“积极、正确、全面地领会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既要抓住机遇，加速发展，又要注意稳妥，避免损失，特别要避免大的损失”。

所有人都能听出弦外之音，可是地方大员们却都不买账，一位省长说，“就全省来看，我们并不热”;另一位省长接过话头，“连你们都不热，我们更不热”;第三个省长说：“我们只有个别城市的速度较快，但那主要是由于外资的进入”;第四个省长顾左右而言他，根本不说自己“热”还是“不热”;第五个省长倒是表了态，但他的态度是：“我们才刚刚开始”;第六个省长更加干脆：“我们这里连温度都没有。”至于西部地区的那些省，都说自己被越甩越远，追还追不及呢！末了，省长们达成共识：1993年是“大干快上的一年”，要比1992年有更大作为。

显然，省长们对面前这位政治局新常委的了解还非常有限，他们没想到，这位副总理虽然言辞谦虚，但踩刹车的决定早已作出。

这也难怪，朱镕基是个个性十足的人，他头脑敏捷，行事专断，疾恶如仇，幽默而富有人情味，藐视强者而同情弱者。1993年他64岁，却仍能把圆周率背到小数点后近30位。他还给自己定下“三不”规矩：不受礼、不剪彩、不题词。一个外国记者研究了他的所有照片后，说他不会笑。一个中国记者多次听了他的讲话后，说他有四敢：“敢说，敢干，敢怒，敢爱。”还有人说他：从“右派到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忍不拔之人莫能过也”。

由于李鹏总理病休，江泽民与朱镕基联手应对经济大局就成为1993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他们也真的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削减行政费用20%;重新审查开发区;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出台新的价格改革措施，等等。

6月24日，这些办法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全国执行，成为震撼全国的“十六条”。这还不算，副总理又接连发出了7个指示，把国务院的10个督察组派到20个省区(后来又增加了7个省)。“督察”的意思，就是监督和检察，其成员不仅仅来自中央政府的经济部门，也包括专司人事和党纪的中央组织部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与此同时，上下舆论一致呼吁，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保证中央政府政令畅行。这种将经济与党纪联系在一起的办法，让那些地方的官员不敢放胆胡来。

真正富有“朱镕基特色”的一幕，是他强力收缩银根，迫使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回收贷款，这是对从中央到地方、从单位到个人的投资冲动的釜底抽薪。

经济过热的直接诱因是投资过度，投资过度是因为金融失序，到1993年春夏之交，金融混乱达到了顶点，下面几个例子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一个姓李的湖南人提出公款100万元，在银行透支1000万元，然后私刻公章，制造了操纵股价牟取暴利的“苏三山”事件;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把100亿美元交给了两个在纽约注册公司的骗子;一个叫沈太福的人以24%的年息集资10亿，自己贪污200万。

银行是中央垂直领导，一向是听话的好孩子，可是那年春夏，国务院接连7次发文，结果全然无用。

7月，朱镕基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在人总行约法三章：一、清理违章拆借;二、不得竞相提高利率、不得收取贷款回扣;三、银行不得向自办实体注资，自办实体和银行脱钩。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紧接着召开，朱镕基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身份，命令属下的行长们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他伸出手来，点着那些银行官员的鼻子厉声说道，“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的。

说到最后，他高叫一声：“同志们”，在听了那么多刺耳的话以后，大家还能听到他说“同志”，反倒吓一跳，谁也不敢走神，就听他接着说：“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们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则。”

他停下来，示意大家可以走了。目瞪口呆的行长们连道别的话也忘了说，忐忑离去。所有银行里的电话交换台当即忙得不可开交，铃声响个不断，都是找自己的客户催着还钱的，仿佛当初忙着往外借钱一样。营业厅里又排起长龙，不同的是，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里面送钱的———不是储蓄就是还债。也有来说情的，要银行通融，把债务延期，可是银行这次一点都不讲情面，他们说：“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头砍了。”

从此以后，朱镕基就被银行的大小官员叫做“朱老板”了，共产党的领袖被属下叫做“老板”，这可是头一回。

到7月底，拆借的资金收回来332亿，还增加了405亿的储蓄，以此为储备，银行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厚着脸皮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企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室主任袁钢明在10年之后评价道：“朱镕基最漂亮的杰作就是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虽局部地区受了影响，但中国经济防止了更高程度的、全局式的恶性泡沫。如果不是当时采取断然措施，中国的损失将是极其惨重的。对于朱的这个功劳，怎么说都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