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包括王玲在内的公众对限额取现政策出台始末仍未从政府部门那里得到一个详细解释，然而限额取现风波再再次引发了国人对于国家利益之下应如何尊重和维护公众个体私权的思考。

　　限额取现

　　11月13日，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深圳各银行限额取现政策由本报率先披露，事件震动中外。

　　11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新加坡访问期间表态，不赞成银行限额取款做法。总理表态后第三天，限额提现政策取消。

　　11月9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五。深圳人王玲（化名）来到振华路的某银行网点，到柜台取4万元现金。她排了半小时队后，却被告知最多只能取3万元。和银行工作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后，她拨通了本报投诉电话。

　　在电话接通的一刹那，她并不知道这个看似简单的投诉，竟然会牵引出震动境内外的“限额取现”事件，并最终引发温家宝总理表态。时至今日，包括王玲在内的公众对限额取现政策出台始末仍未从政府部门那里得到一个详细解释，然而限额取现风波再次引发了国人对于国家利益之下应如何尊重和维护公众个体私权的思考。

　　限额取现浮出水面

　　在王玲拨通投诉电话后，最初并没有引起本报记者的太多关注。然而，接下来的周末，类似的投诉电话越来越多。被投诉对象很快从一两家银行增加到多家银行，投诉的地点也逐渐呈发射状，从最繁华的华强北延展到关外。

　　在多个投诉的串联下，限额取现政策的轮廓逐渐清晰。11月13日，一个被后来媒体称为是“石破天惊”的消息，由本报率先披露。那就是深圳各银行开始执行限额取现政策，每名储户每天取现不能超过3万元。各银行都声称这是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的要求。就在本报报道后第二天，深圳人行给媒体发放了一份《深圳市现金管理部门就加强现金管理问题答记者问》，文中就加强现金管理的定义、背景、原因等进行了解释，但没有正面回应和解释“3万元限额”政策是否由监管部门作出，并且其具体内容有哪些。

　　管制下的资本潮涌

　　如果将投诉的地点用红笔在深圳地图上标注，就能看出最受限额提现政策影响的是华强北片区。作为占据全国电子产品交易量1/3的集散地，华强北许多商户习惯了现金交易。不仅如此，在这里的银行网点，往往可以看到一群神秘人。这些人20岁上下，一般穿白色衬衣，斜挎黑色或紫色小公文包，他们经常三四个人同时出现，每人拿着厚厚一叠银行卡，分头在ATM机以及柜台排队取钱。拿到现金后就飞快把钱塞入小黑包，然后消失在人流之中。过一会儿他们又会重新出现，再次重复。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在给媒体的书面答复中把他们叫做“职业提钞人”。

　　“职业提钞人”往往和地下钱庄联系紧密。在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情况下，受逐利本性的驱使，境内资本希望冲出去，境外资本则想涌进来。境内外资本流动的爆炸性冲动，却被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这一钢铁大坝牢牢压制。然而资本汹涌，在它们心领神会的配合下，钢铁大坝被掏挖出一个个涵洞，这些涵洞就是大大小小的地下钱庄。

　　资本的冲动及人民币管制之间的矛盾在毗邻香港的深圳终于爆发。地下钱庄通过大量提现帮助资本暗度陈仓，

　　使得自2001年开始，深圳人民币现金净投放量已连续6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今年前9个月这一比例已占全国近一半。严峻的形势最终迫使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采用强硬手段，让各银行开始执行限额取现政策，以“打击走私、贩毒和洗钱”。这一政策被本报报道后，引起境内外媒体震动，并被认为将首先冲击到被内地投资者广泛看好的香港股市。11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新加坡访问期间被香港记者问到这一情况，他说有必要采取一定手段打击地下钱庄等非法行为，但是并不赞成深圳银行限制取款的做法。

　　静悄悄的耐人寻味

　　就在温家宝总理发表这一看法后的第三天，深圳各银行又陆续接到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电话通知，要求取消限额提现政策。“这一政策不会留下任何痕迹”，一位银行负责人指出，正如其开始一样，它的结束也有如冰雪消融，悄无声息。

　　一个口头传达，涉及到深圳千万储户切身权益的政策开始执行;十多天后，一个电话通知这一政策又被取消。朝令夕改之中，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沉默。虽然这一政策以及他们声音的缺位并未引发挤兑风潮，但其行为被认为揭示了长期以来，政府部门重国家公权而轻公民私权的利益取舍规则。　　

　　政府管理直线思维发人深省

　　“以牺牲储户利益为代价弥补自身决策失误是典型滥用公权践踏公民私权的行为”，深圳律师张茂荣认为，法治社会首先要依法行政，而非依理行政。法理不能相混，私权不容践踏。

　　更有评论家认为，限额取现政策出台即便情有可原，但其凸现出的政府管理的直线思维发人深省。经济评论家叶檀尖锐地指出，限额取现政策“反映出管理思维并未跟上资本时代的步伐，依然停留在小农经济钱庄时代”。深圳既然现金投放量已经连续六年位居全国第一，决策层却迟迟不予阻止，任其发展至火烧燎原之势，然后以限额取现一刀切这种极端方式加以控制，“不仅难辞行政不作为之咎，并且有计划经济思维之嫌”。

　　文/本报记者  杜雅文

　　图/本报记者  陈以怀

      原文见：http://gz.oeeee.com/xwjzx/2007news/12-27/t20071227_6183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