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蒙特利尔陷阱”这个专有名词之外，奥运史上还诞生了一个情况类似但程度略逊一筹的专业术语——“奥运低谷效应”。

尽管雅典重蹈“蒙特利尔陷阱”覆辙，但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引入商业化运作以来，奥运主办城市悲惨到蒙特利尔那般境地的确实相当罕见。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奥运主办城市刚走出 “蒙特利尔陷阱”，又遇上“奥运低谷效应”，而且鲜有逃脱。 

难以避免的 “奥运低谷效应”

所谓“奥运低谷效应”，是指奥运会结束后，受需求不足制约，奥运举办地出现的经济不景气现象。奥运经济有一个完整的周期，从成功申办到正式举办再到奥运会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效应的延伸，影响长达10年到12年。奥运经济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学术界将其分为前奥运阶段（即长达7年左右的奥运筹备期）、奥运阶段（即奥运会举办当年）和后奥运阶段（一般指奥运会后大约3年到5年的时间）。

在前奥运阶段，由于奥运场馆和其他基础建设投资的大幅增长，经济发展相当强劲，特别是在奥运举办前两年内，通常奥运主办城市都会在此期间出现经济过热现象。在奥运阶段，由于人流的大量涌入，带动了强劲的消费需求，经济也因此生机勃勃。但在后奥运阶段，奥运主办城市的经济却常常出现衰退，步入低谷。

探究“奥运低谷效应”的产生原因，会发现有四个方面因素影响最大。一是奥运会举办前过量投资和奥运结束后投资下滑带来的经济风险;二是奥运会结束后，体育场馆和基础设施利用不足带来的投资风险;三是奥运会举办前后房地产业发展过热可能产生的泡沫风险;四是城市的分散开发建设和布局结构调整风险。

四方面因素环环相扣，相当难以解决，极少有奥运主办城市能避免“奥运低谷效应”，即使是悉尼，一个主办了被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称赞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的城市。

“最成功的奥运会”并不完美

悉尼奥组委在奥运会结束后有一个堪称天才的商业行为。他们将筹备奥运会的全部经验编辑成文字，以35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国际奥委会。此前，奥运主办城市都会向国际奥委会和下一届承办国介绍经验，而将其作为有形的知识财产来出售还是第一次。

这一商业行为的惟一缺憾是提早了两年。如果悉尼奥组委能在出售的资料中加入对悉尼为何陷入“奥运低谷效应”的分析和总结，价格至少还可以再翻两番。

悉尼确实当得起“最成功的奥运会”这一盛誉。除了奥运组织工作有条不紊之外，悉尼还通过承办奥运会，大幅提升了自己的国际知名度和澳大利亚的国际形象。悉尼的生态环境、城市建设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还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根据澳大利亚地区经济分析中心的统计，悉尼奥运会为澳大利亚直接带来了65亿美元的经济活动，其中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就占了51亿美元。

但“最成功的奥运会”同样并不完美。奥运会结束之后，悉尼所在新南威尔士州的GDP增长率便出现小幅下滑，直到2003年增速仍没有出现明显起色。投资不但大幅下滑，而且出现了负增长，直到2002年以后才逐渐恢复。

衰退明显的还有悉尼的房地产业。从1993年到1999年，悉尼的房价持续上升，城市房价平均每年递增10% 以上，是靠近主会场馆周边地区的房价甚至在3年内就翻了一番，平均年增长率接近40% 。奥运会之后，悉尼地产市场出现大幅度下跌，一片萧条，严重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直到2年后才停止下跌。

同样尴尬的还有悉尼的体育场馆利用情况。拥有111000个坐位的奥林匹克主体育场在2002年只举办了8次比赛，2003年稍好一点，1至10月共举办了24场各类比赛，观众总数为869000人。网球中心则除了每年1月份的Adidas国际锦标赛，很少有其他重要的网球比赛可以举办，最后不得不与穹顶体育馆、娱乐中心争夺本来就少之又少的舞会、音乐会等活动。水上运动中心则靠举办嘉年华和公司活动为生，平均每年亏损300万澳元。  

奥林匹克公园的经营也好不到哪去，2002年奥林匹克公园共举办了1750场活动，其中体育赛事只有8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4年，在政府将其重新定位为“会展和娱乐中心”，发起新一轮建设活动之后才有所好转。这种变化可以通过一些侧面的统计数据反映出来，2004年年中，体育场馆附近的旅馆平均入住率达到了70%，此前是30%。2004年年底，奥运村的房子经过改造升级，出售率达到了70%左右。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悉尼在规划阶段就在有意识的规避“奥运低谷效应”，为此还在市政规划中把奥运区设计成一个体育产业发展区，奥运村则以市民住宅的格局规划。即便如此，仍未能获得一个完美的结局，可见规避“奥运低谷效应”之难。

经济衰退不能全归咎于奥运因素 

1992年举办的巴塞罗那奥运会、1996年举办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在商业上都比较成功。 

据统计，在1987年至1992年6月间，奥运因素直接导致巴塞罗那的GDP年均增长1.8个百分点。奥运会举办当年引发的需求更是达到了264.48亿美元之多。此外，奥运还直接促进了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巴塞罗那市经济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巴塞罗那翻新了10个体育场，新建的体育场仅有15个，其中很多场馆还是临时性设施。场馆建设时就充分考虑了赛后当地居民活动对场地的需求，赛后场馆利用的灵活性很强，利用率较高。

亚特兰大商业化运作的特点更为突出，它以成为“全球的运动中心”作为城市定位，在赛前就制定了赛后场馆的利用规划。在奥运会结束后，主会场移交给了私人团体，改造成了当地棒球队的主赛场，吸引了大量的主队支持者前来观看;网球场也移交给私人团体负责日常的经营和管理;水上中心捐赠给了乔治亚理工科技大学（场馆所在地），用于学生活动和校际间的比赛;自行车比赛中心在赛后拆除了设备，在绿化后变成了野生动物保护区;奥运村则成为乔治亚科技大学的学生宿舍。

尽管做了种种安排，奥运结束后这两个城市还是出现了“奥运低谷效应”。亚特兰大所在的佐治亚州在奥运会前后GDP的增速一直比较平稳，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波动，这是因为亚特兰大奥运会组委会主席佩恩是亚特兰大房地产界最著名的律师之一，房地产行业在奥运会基础设施建设、场馆建设中受益颇多，开发商的利益得到了充分保障。而其他受奥运影响幅度较大的产业部门在GDP中所占比重仅为16% 左右，对GDP产生的影响有限。

但亚特兰大受奥运影响幅度较大的产业，如酒店业、建筑业以及交通市政设施等则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它们在前奥运阶段增速较快，在奥运年增长率达到了顶峰，到奥运结束后增速放缓，酒店业甚至出现了负增长，1998年以后开始恢复，但增长率明显低于赛前水平。

巴萨罗那的情况则比较特殊。仅从数据上看，巴赛罗那所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在奥运会后经济出现了负增长，但在奥运会举办前的几年，加泰罗尼亚地区经济增速便呈现下降趋势，与西班牙全国和整个欧洲相比，加泰罗尼亚州经济增速明显较高，奥运会很可能延缓了加泰罗尼亚州经济的下滑。

巴塞罗那房地产（barcelona property）市场也同样遇到了过热的问题，由于围绕奥运村形成了新的城市中心，当地房价在1986-1993年间上涨了250%-300%，奥运会后的下跌持续了整整6年。赛前出现投资过热同样导致商业地产面积大幅度增加。巴塞罗那现存的CBD面积（约850000平方米）中的25%都是在1988－1993年间建成。1992年，商业地产的空置率已上升至10.4%，由于过量供给，商业房地产的租金价格从1991年之后开始大幅下降，减幅达50%，该市场直到1995年才实现供需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从1991年开始，西班牙全国的投资便出现了负增长，奥运会后跌幅更大，直到1994年以后才逐渐恢复。同时，整个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初都出现了经济衰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逐渐恢复。巴塞罗那市在奥运会后遇到的经济衰退与这一大背景密切相关，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奥运低谷效应”。

而且，由于规划较好，两个城市很快都摆脱了“奥运低谷效应”，步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