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宫鹏先生，在1月26日发行的第481期《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传统文化阻碍中国科研》的文章，对于宫教授的这篇文章，本不应该以“驳”字为题，而更应该用“质疑”，只因宫教授的言论存在着对孔子、庄子思想的严重歪曲与背离，而且影响极大，况且孔、孟、老、庄思想又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中的精华之精华，兹事体大，故用“驳”字，以明态度，对事不对人，若有冒犯，敬请海涵。宫教授之原文以英文撰写，由于笔者手头没有《自然》（Nature）杂志，仅依据《东方早报》马毅达之译文进行反驳，笔者没有就译文的准确性进行校对，特此说明，并附马先生之译文在後。

宫鹏对孔、庄的批评原文出自哪里？

宫教授认为：2000多年来，两种文化基因影响了数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就是孔子思想，他提出知识分子应该成为忠诚的管理者。第二个是庄周的思想著作，称一个和谐社会应该是源于孤立隔绝的家庭，从而避免交流和冲突，还应回避科技，从而避免贪婪。总的来说，这些文化鼓励在中国社会进行小规模和自给自足的实践，但却有损好奇心、商业化及科技发展。它们使得中国社会产生科学上的空白，并持续千年。它们在现今仍发挥作用。

笔者对宫教授的这段论述题出三个问题：其一，宫教授所认为的孔子思想与庄子思想的原话出自哪里？其二，对这些原话的分析理解能否作出“知识分子应该成为忠诚的管理者”和“一个和谐社会应该是源于孤立隔绝的家庭，从而避免交流和冲突，还应回避科技，从而避免贪婪”这样的解读？其三，正确解读孔、庄的原话，是否能够得出“这些文化鼓励在中国社会进行小规模和自给自足的实践，但却有损好奇心、商业化及科技发展”这样的结论？

宫教授所说的“知识分子应该成为忠诚的管理者”，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层意思：首先是宾语“管理者”，也就是“当官”，为知识分子的职业定位；其次是“管理者”的定语“忠诚的”，为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最后是动语“成为”的状语“应该”，为知识分子的态度取向。在孔子的言论当中，没有一句完全符合“知识分子应该成为忠诚的管理者”，倒是孔子的学生子夏有一句内容靠近的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学生的话虽然不能完全代表孔子的意思，起码可以部分代表孔子的意思。“仕”指“官”，“则”可以理解为“应该”，这里虽然没有“忠”，但是可以肯定孔子是主张“忠”的，随便举两个例子：“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对于孔子而言，“忠”必然是“仕”的条件之一，这是毋庸置疑和毋庸多言的。笔者认为，“学而优则仕”是“知识分子应该成为忠诚的管理者”的出处。

对于“一个和谐社会应该是源于孤立隔绝的家庭，从而避免交流和冲突”这句话，似乎在《庄子》一书中没有这种明显的表述，从庄子哲学中的提倡摒除成见、扬弃我执、顺应自然和追求无限自由的向往，可以推理出庄子即使不赞同这个观点至少不会反对这个观点。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更有可能源自《老子》的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①宫教授所提及的“还应回避科技，从而避免贪婪”，则出自《庄子?外篇?天地》，这是一个寓言故事，大致说孔子的学生子贡，有一次看见一个丈人（即老人，《庄子》文中也称“为圃者”），用瓮来取水灌溉，子贡善意地提醒老人为什么不用一种叫“槔”的机械来灌溉呢？老人“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以上这些引文大致可以看作是宫教授所提及的庄周思想的出处。

宫鹏对孔、庄原文有张冠李戴、断章取义、望文生义、移花接木的嫌疑

解释这些的原文，能否作出诸如宫教授那样的结论呢？笔者非常肯定地认为：不能！为了更清晰地阐述这个观点，笔者将引入两个钱穆先生关于正确解读历史的概念，一个叫“历史意见”，一个叫“时代意见”。钱穆先生认为：“历史意见，指的是在那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所切身感受而发出的意见。这些意见，比较真实而客观。待时代隔得久了，该项制度早已消失不存在，而後代人单凭後代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需要来批评历史上以往的各项制度，那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时代意见并非是完全不合理，但我们不该单凭时代意见来抹杀以往的历史意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3月北京第二版）笔者认为，钱穆先生的这两个概念，原来是关于对历史上的政治制度的评价的，同样适用于对历史上人物及其思想的评价。

宫教授所诟病的“知识分子应该成为忠诚的管理者”，语出子夏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然而，近几十年来，却被张冠李戴地加在孔子的头上，而且把原来的两句话变成了後面的一句话：“学而优则仕”，不仅如此，还把“学而优”的“优”错误地翻译成“优秀”，把这句话简单地变成“学习好了就要去当官发财”，然后理所当然地作为封建教育思想来批判，显然宫教授对孔子思想的批评延续这种错误。这样的粗暴批判至少犯了三个错误：一是移花接木，二是望文生义，三是断章取义，四是脱离历史。第一项就不说了，先说第二项望文生义，此“优”非“优秀”，而是“优馀”、“有馀”之义，从古至今未见一家训“优”为“优秀”（详细可参考程树德的《论语集释》1324页，中华书局1990年8月第1版），一字之差，谬以千里。第三项，子夏的话原本有两句，杨伯峻先生翻译为“子夏说：‘做官了，有馀力便去学习；学习了，有馀力便去做官。’”（杨伯峻《论语译注》（繁体字本）200页，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第3版）这种学习与做官的关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领导干部需要终身学习，通过学习，又可以促进工作水平，提高干部素质，对于干部队伍的建设和提高，本当如此，如果只讲後面的一句，就难免会被断章取义，让今天的人们容易把原本主要针对干部队伍建设的话，扩大化到学生的层面，产生读书就是为了当官的误解。第四项，即使只看後半句，“学而优则仕”，放在当时的背景，有利于打破世袭制的垄断，为士庶民阶层开拓仕途渠道，使更多优秀的人才能够服务社会，也有其积极的意义，这是“历史意见”，今人不应该偏执于今天的“时代意见”，妄加批判。

解读《老子》的第八十章，能否得出“一个和谐社会应该是源于孤立隔绝的家庭，从而避免交流和冲突”这个结论？表面上看，“孤立隔绝的家庭”就是“小国寡民”，“避免交流和冲突”就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以这种逻辑看，“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这几句，就是老子主张回到落後的原始社会，把“历史倒车”开回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和谐的氏族部落和古代公社里去。这样的解释表面上看似合理，其实不然。我们要回到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的“历史意见”的来解读道家的学说，老子主张“为腹不为目”，认为“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可见老子的思想主张人类追求的不是奢华的物质生活，而是相传永续地生存，活得久胜于活得好。《老子》第八十章所教导的正是如何天长地久的永续生活。

冯友兰先生说：“《老子》第八十章描绘了它的理想社会的情况。从表面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个很原始的社会，其实也不尽然。它说，在那种社会中，‘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可见，在这种社会中，并不是没有舟舆，不过是没有地方用它。并不是没有甲兵，不过是用不着把它摆在战场中去打仗。并不是没有文字，不过是用不着文字，所以有回复到结绳了。《老子》认为，这是‘至治之极’。这并不是一个原始的社会，用《老子》的表达方式，应该说是知其文明，守其素朴。《老子》认为，对于一般所谓文明，它的理想社会并不是为之而不能，而是能之而不为。有人可以说，照这样理解，《老子》第八十章所说的并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一种人的精神境界。是的，是一种人的精神境界，《老子》所要求的就是这种精神境界。”（《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先生的这段阐述，可谓是对《老子》第八十章的真知灼见，甚至是对《老子》一书的习惯文法背后所隐含的真义的高度总结和提炼。冯先生在其旧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约著于民国上九年）如是评价《老子》第八十章：“此即《老子》之理想的社会也。此非只是原始社会之野蛮境界；此乃包含有野蛮之文明境界也。……野蛮的文明，乃最能持久之文明也。”

基于上面的解释，我们很难把《老子》第八十章解读成“一个和谐社会应该是源于孤立隔绝的家庭，从而避免交流和冲突”，如果硬要罔顾“历史意见”，而作出狭隘与偏颇的解读，我们只能认为这是典型的“读死书”。

对于《庄子?外篇?天地》关于“子贡见丈人”的寓言故事，能否得出宫教授所说的“还应回避科技，从而避免贪婪”的结论呢？如果我们单独地看“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这句话，可以得出《庄子》有意回避科技，从而回避贪婪的结论。如果联系上下文整体地看，还要坚持这样的结论，起码犯了以下四个错误：第一，对象不对；第二，目的不对；第三，领域不对；第四，结论不对。第一，这个“丈人”或者“为圃者”，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一个修道的隐士，是一个以混沌的道术来修身的人（原文称他为“假修混沌之术者也”）。第二，他抱着瓦瓮来浇灌，首要目的不是为了种菜，而是为了修行，锻炼自己的神安性定的能力，他不是不知道有机械，也不反对别人使用机械，只是自己用不着而已，原文说：“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第三，《庄子》的这个寓言，面上谈及的是修行的事情，暗里所关注的领域不是经济领域，也不是科技领域，而是政治领域的施政方法，劝喻当政者要除去“机心”，保持真朴。第四，基于上面的三点，必然可以下此判读：结论不对。如果我们今天看见一个人放着小车不开，有缆车不坐，去跑步，去登山，我们能说他回避科技吗？

通过以上的剖析，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宫教授所列举的孔子和庄子思想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些不实之词，是对孔、庄原文误读和误解的结果。上面的分析，包含了我们对第三个问题的解答，即正确解读孔、庄的原话，不能够得出“这些文化鼓励在中国社会进行小规模和自给自足的实践，但却有损好奇心、商业化及科技发展”，不再赘述。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本身就不乏解决或者针对宫教授所提弊端的思想和言论

纵观宫教授的全文，笔者推测，宫教授想针对的弊端主要有三点：一是目前的中国学术界，人人都想做项目领导，人人都想做前沿研究，只有红花，没有绿叶；二是目前的中国学术界，都搞自给自足，缺乏分工合作，表面上有团队意识，实际上没有团队行为；三是目前的教育界不能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好奇心。宫教授错误地认为：第一点弊端来自子夏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第二点弊端来自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思想；第三点弊端来自庄子的“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的思想。

那么我们要问，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是否存在解决或者针对上述三点弊端的思想和言论呢？回答是肯定的。下面试举一些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

有人问孔子，您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呢？孔子引用《尚书》的话说：“‘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把这种风气影响到政坛上’，这也是参与政治，为什么非要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的话当然可以这样理解：做绿叶，也能对红花有维护作用。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去怎么去做，没有一定不怎么去做，怎么合理恰当怎么去做。”（《论语?里仁》：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以合理为根本，灵活处理，这是君子的风格，也是科学工作者的修养，合适做领导就做领导，合适做成员就做成员，合适做前沿课题就做前沿课题，合适做基础课题就做基础课题，“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有这一层含义。

孔子说：“郑国外交辞令，裨谌草拟，世叔建议，外交官子羽修改，东里的子产润色加工。”（《论语?宪问》：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这也许是最早的对分工协作、团队合作的赞扬。

《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後，则近道矣。”这是儒家古代版的关于认识与实践的科学思想。《大学》提出“格物、致知”是“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如果说“格物、致知”前面的拉动力在于远大的理想，后面的推动力就少不了好奇心的因素。

相信这些前秦儒家的经典言论，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也都包含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中，而这些由笔者随手拈来的话语，无疑能够针砭宫教授所诟病的学界时弊。如果我们翻开四书五经，我们祖先留给我们许多伟大的思想和智慧，足以让我们在今后的历史长河的前进当中，能够把握正确的方向，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智慧源泉，而我们只要做的事情是：不断更新知识，努力付诸实践。

宫鹏误批孔庄不是个别现象，钟南山也层误批“中庸”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如此多的精华，却会被我们的一些知识精英视而不见呢？即使被发现，又会被错误地解读和草率地批评呢？清华大学宫教授的例子，绝不是个别例子，笔者清晰记得，2011年6月1日儿童节之际，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黄蓉芳、实习生杨励潮采访时表示，洋奴思想，中庸哲学，是科技创新的绊脚石，若不是中庸文化束缚，中国人早就得诺贝尔奖了，中庸哲学，使中国人容不下标新立异（详见《广州日报》2011年6月1日A1版、A9版）。

钟院士对《中庸》的曲解和误读，显然也是经不起反驳的。《中庸》强调对于选定的至善尽美的原则和目标，要坚定不移、始终不渝地奉行下去（即“至善固执”）。《中庸》叮嘱学人，对于未曾学到的知识，学不会就不停止；对未曾询问的道理，问不清就不停止；对于未曾思考的道理，想不通就不停止；对未曾明辨的道理，辨不明就不停止；对未践行的道理，未完成就不停止（“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这就是《中庸》对名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具体解释。中山大学的校训出自这里。此外，《中庸》说：“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科学创新精神也如出一辙，对于自己听不到、看不见的事情，不能忽略，任何大的发现，无不在隐秘和细微的事件上露出端倪，一如牛顿从苹果落到想到万有引力。以上这些，不正是科学创新需要的精神吗？“中庸”反对“和稀泥”，如果把“中庸”看作是“和稀泥”，大概没有认真、全面地读过《中庸》的原文。

知识精英为何常常误读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知识精英集体误读中国传统文化的现象，我们不禁要追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某些知识精英错误解读和草率批评自己的传统文化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历史痕迹的遗留；第二个是怨天尤人的惯性；第三个是普遍浮躁的心态。

宫鹏教授所批判的传统文化的原型，有“学而优则仕”，有“小国寡民”，有“机械机事机心”，钟南山院士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庸”，这些都是上世纪“文革”时期作为“封资修”和“反对言论”来批判的对象，特别是“中庸之道”和“学而优则仕”等儒家思想，又在“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运动之中，被大批特批。当然，当年批判这些封建思想，不可能让“革命群众”认真阅读原文，而是由上面抽出一些“反动”的言论进行批判，“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间长了，难免会让人产生这种假象，认为这些传统学说本来就是如此，印象至今没有消除，这可能是一些知识精英至今仍误解传统文化的历史原因。

中国人历来有“怨天尤人”的思维惯性，习惯把问题往别人身上或者客观因素上推诿，有鉴于此，儒家非常强调自我反省，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子坚持“吾日三省吾身”。孟子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周易?乾?九三?象》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些言论都是希望人们能够多从主观方面检讨自己，少从客观方面开脱自己，最後升华进入的“上达”的境界。如今动辄责怪传统文化，而不反躬自问，正是“怨天尤人”的思维惯性在作祟。

宫鹏教授也好，钟南山院士也好，可谓是知识界精英中的精英，然而在批评传统文化之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没有认真了解所批评的对象，而仅凭主观印象，横加责难。这正是心态浮躁的表现。笔者斗胆认为，真正“阻碍中国科研”的，真正充当“科技创新的绊脚石”的，不是传统文化，而是学术界的这种普遍浮躁的心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宫鹏先生，在批判孔子思想之时，应该首先想到他所在的清华学校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孔子的思想；作为身处广州的钟南山院士，在批判“中庸”思想的时候，他身边的作为广东省最高学府的中山大学，其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中庸”的思想。试问：本想指点迷津，自己却在迷局中，如此以己昏昏，如何能使人昭昭呢？审视宫教授与钟院士的这些批评：可谓张冠李戴，望文生义，以讹传讹，移花接木，李代桃僵，数典忘祖。科学家的代表人物思维与行事竟如此不严谨，随手推诿责任于传统文化，不求反省自问，但见心浮气躁，这才是科学发展与科技创新的真正的主观内在的障碍。

中国近代落后的主因不在传统文化

中国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科技发展却在明、清两代落后于西方，有人总认为是传统文化的过错，笔者认为，最主要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中国在完成尽其所能的疆域扩充和实现大一统的天下大治之後，由于中国四面被山、海、沙漠以及极寒地带的包围而形成天然屏障，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国几乎不像欧洲诸国那样不断地处于战火与动荡之中，中国这种靠山面水的大好风水环境所制造出的田园牧歌式的相对惬意而缓慢的生活氛围，使得中国在不知不觉之中自然地失去了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虽然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言警句依然是正统儒家所秉持的意识之一，然而在整个民族意识当中，已经得不到贯彻落实了。世人常说“否极泰来”，实际上，“泰极否来”更符合《周易》古经的原意。如果说发生在清朝后期的落后挨打，与其说是传统文化的因素，不如说是一个帝国盛极而衰的必然，这个帝国之所以不能像往常那样再一次通过内部的争斗而实现新的由大乱到大治的循环，是因为这个时候恰好面临的是西方诸国完成了工业化、市场化的中产阶级革命，而手执被高科技的坚船利炮的“天时”，当一夜之间中国的天然屏障化为乌有之时，强大的外患和接踵而来的内忧使得中国一时失去了自我调整的能力，就好比“屋漏偏逢连夜雨”。如果注意到历史上其他一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帝国面对盛极而衰的时代格局时，无一例外地以崩溃告终，而中华民族却坚持了下来，不能不说，这正是传统文化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在背后如中流砥柱般支撑结果。

发展科技反而需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孔孟老庄的思想体系里，有许多有利于科学发展与科技创新的思想与言论，今天我们没学习，没发掘，没记住，没内化，却偏偏因慵惰的惯性而朝那些被简单化、片面化、歪曲化甚至妖魔化的消极的方向去理解，犹如自己吃错了药治不好病，却怪药没效果，如果这样的学术风气得不到遏止与逆转，中国的科学发展与科技创新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不会攀升之世界科技文明的高峰。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就是，旗帜鲜明地大力、全面、准确地弘扬传统文化，使之成为人们意识形态与思维习惯的一部分，继往开来，以己之长，师夷之长，才能使中国的科技事业快速超越西欧列强。下面笔者仅就孔孟老庄的思想体系试举几例，以说明其对科学发展与科技创新的裨益：

中庸思想

孔子的“中庸”思想不是简单的“和稀泥”，而是儒家思想体系当中一种高深的思想。“中”是不是简单的折中，而是处于“无过无不及”之间的一种恰当，这种思想有利于破除偏执，使得目和行为标既不拘泥于保守，又不为标新立异而标新立异，不折腾，从而有助于降低创新的成本；“庸”也不是简单的平常，而是一种因始志不渝、坚持不懈而成为习惯的平常，这种精神有助于人们以平常心勇敢而积极地面对科学研究的困难。

《周易》思维

以孔子的思路解《周易》，除了能领略到《周易》的一些不同凡响的人生与社会的哲理以外，还能获得不同于西方思维的思维模式，这些思维模式原来可能或多或少会存在于中国人的头脑之中，然而西学东进之后则慢慢消失了，这些独特的中国式的思维模式大致有：整体思维、象数思维、模糊思维、变易思维、循环思维、对应思维。这些中国式思维与西方的分析思维、直线思维、明晰思维、辩证思维相结合，对解决复杂的思维问题应该大于助益。应该指出的是，今天我们所倡导的“与时俱进”，正是孔子《易传》的思想，原文为“与时偕行”。

孟子情结

知识分子如果拥有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善养“浩然之气”，则能从修养上具有跨越困难的人格魅力。

老子智慧

最值得学者借鉴的，是老子的逆向思维、重视规律求本溯源的认识观和虚极静笃的精神状态。《老子》短短的五千言，充满了相对于儒家的逆向思维的智慧，这是儒道互补的基础。《老子》对事物的认识，都要求顺应规律的规律，归复根本的根本，这种哲学观有利于科学研究。一个人一旦心浮气躁，就很难再做学问，所以《老子》强调“致虚极，守静笃”，这种精神状态与治学情怀有利于深度思考。

庄子精神

庄子的逍遥自由的思想境界、齐物平等的观照格局、自然达观的生活态度、穷神知化的专注精神，对于打破禁锢、打破偏执、打破我执、放下包袱、心怀豁达、专心致志，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庄子的这种大气象，是一流科学家可奉为至宝、应兼收并蓄的修养追求。

附录

传统文化阻碍中国科研（Cultural history holds back Chinese research）

2012年02月02日00:56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宫鹏

宫鹏

　　印度总理曼莫汉?/span>辛格近日哀叹说，当涉及科学研究方面，中国现在是领先于印度的。“印度在世界科学上的相对位置一直在衰落，”他说，“我们已经被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赶上。”但是，尽管就生产出的科学著作数量而言，中国仅次于美国，很多人仍表示，其研究质量仍有待改进。行为不端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但就中国差强人意的表现来讲，应该还有文化上的原因。

2000多年来，两种文化基因影响了数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就是孔子思想，他提出知识分子应该成为忠诚的管理者。第二个是庄周的思想著作，称一个和谐社会应该是源于孤立隔绝的家庭，从而避免交流和冲突，还应回避科技，从而避免贪婪。总的来说，这些文化鼓励在中国社会进行小规模和自给自足的实践，但却有损好奇心、商业化及科技发展。它们使得中国社会产生科学上的空白，并持续千年。它们在现今仍发挥作用。

　　其中一个后果就是，中国学界的每一位成员，都希望能在研究上起引领作用，很少有人愿意充当协助角色。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去领导，这就造成了导致浪费的重复和过剩。调查者用各种借口去购买同类型的设备器材，做着同类型的数据处理。

　　从更大层面来看这个问题。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合作项目中，大学、研究机构、不同的政府部门都想要发挥领导作用，这让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彼此间分享数据变得极其艰难。例如，中国气象局有2000来个气象站，其中一个功能就是收集信息发布天气预报。此外，水文局运行着2万来个测量站，也同样收集天气数据，使用这些数据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改进气象局天气预报的空间精准度，但水文局并没有将数据对气象局公开。

　　一个相关问题就是缺少分工协作。研究部门的领导倾向于重视并奖励那些声称是在做原创性研究的人，这就使得人们不愿承担那些（有用的）协助角色。这也解释了为何除了图书馆和仪器销售公司，中国很少有专门的研究服务。这使得研究实验室只能自己做所有的事，甚至是诸如样本分析和数据库开发这样的常规工作。由于没有针对个人和组织的不同才能进行的切实分工，研究上的延迟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应该开始划分其研究工作，将任务分配给有着相应才干的人。”

　　就这些文化上的障碍能做些什么呢？首先，科学精神必须在教育体系中很早地被树立起来。中国已经利用从西方世界复制来的成功模式，改进了自己的大学。现在，它必须在中小学也做相同的事情。中国学校的老师必须更努力地鼓励孩子们的好奇心，科学教育要在最早期就开始进行。这要求对学校课程进行重大改革，并加大对教师培训的投入。

　　研究中合作的重要性应得到科学家本人以及研究机构管理者正式的认可和鼓励。以津贴、绩效增长和晋升为手段的经济鼓励应给予那些成功参与的人，让每一个合作者在才智上的贡献都得到明确的认可。

　　中国应该开始对研究工作加以划分，将任务分配给有相应专长的人员。必须为化学分析师、计算机工程师、实验员、仪器操作人员以及专业的数据提供者创建相应的职位。

　　最后，应该做出更多努力，帮助科学家参与国际项目，将出色的海外科学家吸引到中国。我们需要有对提案审议和战略计划的国际性评估。对一些大型的研究项目来说，在设计和完成阶段征求意见是大有裨益的。在大学层面也应该做相同的事情，帮助他们提高国际上的影响力。中国必须向欧盟学习，对国际间的合作提供资金支持。例如，中国政府在2009年拨款4600万元人民币用于全球陆地覆盖绘图计划时，规定资金不能支付给任何外国的合作者。一个国际项目当然需要收集来自全世界的样本，然而这对中国科学家来说，是不可能在很多国家去这么做的。中国必须认识到，就现代科学来说，孤立隔绝和自给自足不是获得成功的诀窍。这将是一个艰难的改变，但其代价是可以负担的。其结果将是一个强大的中国和一个和平的世界，这也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梦寐以求的。(马毅达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