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有人说：“很久了，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愿意为别人付出，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从心里喜爱我们的祖国。”
    地震之后，“我们都是四川人”这个响亮而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的口号让我们民族的自豪感再一次升华：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血献血、有建议贡献建议，灾难当前，守望相助的中国人表现出了惊人的凝聚力，涌现了许多让人感动的爱心故事。
    全部捐款捐物价值超过400亿元！广州一个地方的献血量超过4吨！大量的志愿者请战入川参加救援！32年前在唐山地震中幸存的人们纷纷表达自己的祝福、提供救援意见。这一刻，我们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行动。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面对困难，我们选择坚强！
    四川人在行动：地震过后不等不靠，马上组织抢险自救……“这里是我的家园”。
    中国人在行动：10万人民子弟兵赶赴灾区，交通断了，徒步急行军；通讯断了，5000米高空伞降侦查；大量的救灾器械和生活物质通过飞机、火车、船舶不间断的运往灾区。数以万计的志愿者、医务人员赶往灾区，冒着余震不断，抢救伤员。医药生产厂家加班加点生产救急的药物；帐篷生产厂家通宵达旦的生产帐篷……“这里是我们的家园”。
    有低保户捐出自己的低保金，有普通工人捐助自己的全部储蓄，有夫妇署名“一滴水”向灾区捐款百万元，有人匿名捐款5000万元，而在中华慈善总会收到的所有捐款中，有超过1/4是匿名捐款——这就是我们中国人！

慈善的不是钱，是心

    有这样一个故事：不久之前，刚刚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参加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举行的由富商、社会名流参加的著名慈善晚宴。晚宴筹备前，做了大量的宣传和邀请，影响力很大。在晚宴将要开始的时候，一个手捧存钱罐的小女孩来到门前，保安拦住了她：
    “很抱歉，没有请柬的人不能进去”。
    “为什么？这里不是举行慈善晚宴吗？我是来表示我的心意的，难道不可以吗？”
    “很高兴你带着爱心来到这里，但是，我想这场合不适合你们进去。”保安解释说。
    “叔叔，慈善的不是钱，是心，对吗？”
    小女孩的话让保安愣住了，保安将小女孩领到了安南的面前。
    就这样，当天慈善晚宴的主角不是倡议者安南，也不是捐出300万美元的巴菲特，而是仅仅捐出30美元零25美分的这个可爱的小女孩。而晚宴的主题标语也变成了这样一句话：“慈善的不是钱，是心”。
    “慈善的不是钱，是心”无疑告诫我们，我们在资助他人的时候，除了捐出我们的钱财，同样捐出的还有我们救人济世的美德、善解人意的真诚、勇于分担的责任，而且后者更加的重要。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比钱更加重要的责任！经济的付出是容易的，心灵的抚慰是艰难的；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只出钱不用心的慈善在帮人与害人之间”。真正的慈善者注重用“心”捐赠，注重在捐赠中完成自我道德责任和精神公民的追求。
    地震灾难面前，我们捐款、献血，甚至积极投身到救灾工作中去，我们在尽我们的心。捐助数目可能不是很大，但是饱含对灾区人民的深切关怀和同情。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扭曲、庸俗的慈善观不断地繁衍生长：排捐赠榜，向捐赠者施压，追问别人为什么不捐款？人们评判的标准是：“我”是如何做的，与“我”比较你应该如何、企业应该如何、行业应该如何？不知道这种利用慈善来宣扬慈善的伪慈善行为是如何形成的？然而在这种攀比和绑架中，慈善精神已经被抽空。
    这一刻的你，金钱就是捐出来，数量也不少，却包含着虚伪和冷漠，工于心计，缺乏“体温一样的关怀”。捐款的同时又心有不甘，却无处来宣泄，只好选择了“强迫症”，强迫别人符合自己的标准。这种“心理贫困”和“品质贫困”，只能说你慈善的还是钱而不是心。
    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做好自己能够做的。

要有仁慈之心，更要有仁慈之舌

    舆论是武器，舆论包括了网络和媒体。信息化时代，我们通过媒体和网络认知社会。网络和媒体都是好东西，但好东西有时候可能起到不好的作用。
    汪丁丁说过：网络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既然是自由的，很容易的理解就是快速而散漫。现在有一种网络现象，叫做“群体性的癫狂”。因为互联网有巨大的聚众能力，人们的言论、情绪，通过互联网非常容易相互渲染，把所有人都卷入到一场癫狂运动中来，这个疯狂的状态中，所有的人都胡言乱语、所有的人都如愤青般激动。这个时候，我们尤其要保持冷静，甚至坚持孤独，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从古到今，任何激进的行为、冒进的行为，任何过分渲染的喧哗，都不会长久。轰然而来的东西，往往也会轰然离去，大自然如此，人类社会也如此。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巨大的喧哗场面，如果意志不够坚定，很容易被裹挟其中，被无谓的群体情绪消耗了生命。
    我们现在就在进行一场或者说多场这样的“群体性癫狂”。在全国为了地震的同胞们哀悼的时候，我们呼吁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然而我们的网络和媒体、我们自己却真真切切的导演了一场最大的娱乐：“逼捐门”。这不仅仅是对万科、更是对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行业，甚至是对我们自己的道德和责任。
    我们对爱心进行苛责。比如，批评某些国外大企业没有给中国抗灾捐款，这是为富不仁；指责某个富国在捐款上太小气，不符合其身份（其实这个国家的民间已经捐了许多钱）；对明星和企业老总的捐款进行排行，营造攀比的捐赠氛围，对捐款较少者施加舆论压力；甚至树立捐款英雄榜，推波助澜地演绎一场捐款大比拼。
    爱心无大小，爱心不能以金钱来衡量，也许苛责者是希望爱心救助能够更多更大一点，但这是一种显然的道德苛责和爱心绑架，既会挫伤爱心捐助者的积极性，又会损害社会的慈善精神，继而损伤抗震救灾的凝聚力。大灾当前，每一分钱都同样值得尊重，每一颗爱心都闪烁着同样的人性光辉和彰显着同样的爱的力量。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在爱心中传递彼此抱团的温暖，以数字衡量和苛责爱心是野蛮的。
    媒体也一样，快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快餐文化成为了主体。原因是“我们必须在商业化竞争中生存发展”。于是，产生了“标题党”、形成了对热点问题的快速反应，什么抢眼球来什么。
    抗震救灾，我们在宣传什么？首先是地震的惨烈，然后是地震中的英雄。这些固然重要，但是，我们忽视了什么？对于地震的报道，有多少媒体通篇的现场直击：我们逝去的孩子，我们逝去的父母。想想9•11，在美国、在世界性的新闻报道中，我们什么时候见过血淋淋的照片画面？有的时候，刻意的保留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我们不是在看一部灾难片，我们是在面对和拯救我们的同胞！
    我们一直都有树立英雄和宣传英雄的传统。一个个谈话节目，邀请亲历灾难的人们，不管是孩子、大人、老人，在一个封闭的电视演播厅里，要她（他）回顾当时的惨烈、追忆逝去的亲人朋友。这是一种何等残忍的做法？9•11之后，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亲历者仍然存在心里障碍。看看我们天真的孩子被追问时撕心裂肺的哭泣、我们慈爱的父母强忍痛苦的坚贞。我们是不是错了？就算需要心理治疗，也是专业医生的事情，这样的经历，在这样大众场合、在镁光灯下，真的不适合讲述。
    所以，有了救灾现场看见记者就跑的灾民：他们不愿意被采访；有被俄罗斯救援队员怒吼的记者：他把镁光灯直接对在刚救出来的伤员的眼睛上；有被医生大声呵斥的记者：跑到手术室里采访准备做手术的医生，还险些把医生的防菌服弄脏了。
面对灾难，我们需要做什么？让逝者安息，让生者更好！

灾难面前，我们任重道远